昆明中国空军公墓调查
一座75年历史的抗日烈士公墓，随着时代更迭而遭遇建之盛、毁之痛、名之累，最终伤痕累累
本刊记者/陈薇（发自昆明）
这是一片寂寥而荒凉的所在。
松树林中，一排排整齐的坟墓，每排三四座到二十多座不等。没有墓碑、没有鲜花，只有树木、枯枝和杂草。草木累积形成的黑色地面，踩上去松软绵滑，潮湿处还长出了一朵朵乳白色的菌子——这便是昆明市东郊长春山上，中国空军墓地迁葬地的模样。
因墓地未迁葬前曾安葬过牺牲的美国飞虎队飞行员，因此被周边村民称为“飞虎公墓”。2013年8月中旬，一篇名为《昆明飞虎队公墓500英烈遗骨横陈 6年无人管》的新闻传遍网络。记者亲见，有棺木被挖开，随意丢弃一旁。时值日本无条件投降68周年纪念日，在战争中为民族献身的将士却如此凄凉，一时间，舆论哗然。
8月17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上山时，坟墓已被当地民政部门重新掩埋。没有了暴露在外的骨骸或棺盖，只有深红色、黄色新土覆盖于坟堆之上。
从昆明市区开车到达经济开发区大石坝村，穿过两所民房间的一段长坡路，驶进坑洼不平的山路，约1公里后才能到达这座人迹罕至的长春山头。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立起的纪念碑，是唯一的识别标志。
问起这座公墓，年轻人都茫然摇头不知所踪；只有60岁以上的老人，才能拼接出模糊的记忆。寻访时，一位老人惊讶于记者的问话，“这地方，现在真还有人管啊？”
烈士归土
二战时，美国阵亡飞行员约翰·布莱克本的母亲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信是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亲笔写的，信中说，她的儿子在1942年4月28日驾驶飞机进行射击训练时突然坠入湖里，遗体在几星期后被打捞出水。
“他被埋葬在昆明附近8公里的中国空军墓地，他的坟墓是第10号。他的葬礼是按照基督教和军人荣誉的形式进行的。”陈纳德在信中说。
墓地的英文原名是“The Pilots' Cemetery for Chinese Government”，即“中国政府的飞行员墓地”；而昆明附近8公里，正是位于昆明东郊的阿拉乡小麻苴村。
小麻苴村村民杨钧生于1935年，从记事起，他就知道父亲在看管一个公墓。小麻苴村后山据说风水极好，滇系首领唐继尧夫人的墓地也在此处，曾由杨钧的爷爷负责看管。
1938年9月28日，日军第一次轰炸昆明。没有驻扎中国空军的昆明，由从杭州迁来的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出动应战，牺牲者被安葬在小麻苴村，称为“空军烈士墓”。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美国志愿队即飞虎队对日作战。因属于中国空军，牺牲飞行员也有一些葬于小麻苴村。
杨钧常跟着父亲去墓地玩耍，“都是孩子，根本不知道害怕”。公墓在村里龙树庵后，四周挖了深沟，种着碗口粗的柏杨树。墓地坐西朝东，东边入口处竖着两座木牌坊，沙石路两边安葬着一排排的空军烈士。再往里，两旁各有一条长花坛，最后是一幢青瓦平房，那是由蒋中正题名的忠烈祠。
忠烈祠里摆着长条供桌，上有木板台阶放置灵牌。杨钧父亲的工作是擦拭灵牌、拔除墓旁杂草；长大后，杨钧还在墓地入口两侧的空地上开荒，种些苞谷麦子。
国民党将领许义浚的义子、附近村民郭师尧读小学时，曾被老师领来拜谒。那是1940年，已有约40座墓冢，墓前立有一人高的石碑，顶部由两块长短相差两尺的块状石重叠成，外表被水泥沙浆粉成灰白色，高出地面半米多。
烈士牺牲后，棺木被存放在龙树庵里，每年在9月28日纪念日集中埋葬。穿着马靴的军乐队阵仗很大，“嘀嘀-嘀嘀-嘀-嘀，哒哒哒—”78岁的杨钧随口哼出，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笑容来。他如今住在小麻苴村新开发的小高层里，几十年来第一次向媒体回忆往事，与他合住的孙子上初中了，也才知道他有过这样一段经历。
空军公墓建立后，昆明地区负责机场管理维护的地勤部队，有因公殉职的航空站人员也被葬入公墓。此时，昆明几个机场的航空站，都隶属于中国空军第五路，昆明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卜保怡因此考证，空军烈士墓安葬的烈士，包括中央空军军官学校、中国空军第五路航空站和美国志愿队三个部分。
不过，地勤人员下葬时没有军乐队，墓冢也是中国传统的拱起样式，被统一安葬在忠烈祠的北边。
约翰·布莱克本则被安葬在忠烈祠的南边，没有与中国飞行员安葬在一处。墓碑上刻着英文，除此之外与中国飞行员墓碑没什么不同。与四五百人的中国飞行员、地勤相比，这里安葬的美国飞行员并不多，杨钧记得约有三四十人；另一位村民李文华回忆，最多不超过百人。
一位名叫斯科特的美国飞虎队员在《上帝是我的副驾驶》一书中有过对这块墓地的描述：“墓地在一个佛教的小寺庙旁边，美国人把这个寺庙视为一个教堂。葬礼是最令人悲哀的时刻，由随军牧师主持追悼会、念悼文，把盖着国旗的棺木放入云南的红土地里?此时一队飞机飞过墓地上空，低沉的马达声向他们致敬。”
最初，墓地管理非常严格，不许进去放牛，祠堂也常年上锁。因善待空军公墓和唐夫人墓，小麻苴村民曾获得优惠待遇，每年村民代表只象征性地拎一提篮铜钱到五华山省政府，就算是交了税。
但渐渐地，最接近龙树庵的壕沟被填起一处，村民随意进出，一些大胆的孩子在祠堂里找到新乐趣：将牌位取下，排列在地上玩多米诺骨牌的游戏。
1948年前后，美国军人的棺木在一天之内被运走，空坟旁被插上一面美国国旗。1949年后，杨钧的父亲再也不用每月去巫家坝飞机场领工资了。
迁移、破坏与发现
1949年后，这片墓地被划归中国空军。1953年，部队要在此处建个库房，于是，一架牛车拉着一个棺木和一座墓碑，向东一直走了约4公里，到达了长春山上，沿着几年前战时挖的壕沟，建立了一处新的墓地。
牌坊和忠烈祠没有运走，就地拆毁。
1958年大跃进时，昆明农村开始大兴水利。长春山下大麻苴村修水库缺石料，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不是有几百口墓碑吗？于是，牛车再次出动。
一位村民告诉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学者陈秀峰，这些牛车曾在战时运送军需，两个轮子配的都是美制十轮大卡淘汰下来的轮胎。到了1958年，还是这些牛车，转而把当年与他们共同战斗的烈士们的墓碑运去修水库。
“当时的想法就是，国民党的东西嘛，谁都可以动。”杨钧说。
没有墓碑，没人祭奠，空军公墓从此被遗忘，在一片荒林中渐渐破败。
2007年，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会长孙官生得到了一本名为《铝迹》的英文书，作者是一位美国女性，名叫奎恩，她的丈夫在驼峰航线上牺牲。奎恩在书中写道：2名美国飞行员牺牲后，“墓地的位置就在‘昆明美军飞机场东北1英里处’”。
孙官生和朋友们几经辗转，终于发现了长春山墓地。景象触目惊心，公墓遗址处是一片茂密的松树林，但墓坑很难辨认，棺木塌陷，有白骨裸露在外。
之后，昆明市博物馆馆长田健曾专门上山考查，发现有二三十座被挖开的棺木，连成一片，明显有盗墓痕迹，“我个人推测，这片墓地是连片被挖的，可能盗墓贼发现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剩下的就没有动了。”
他向当地村民打听，有村民说是上世纪80年代盗墓成风时，四处流窜的盗墓贼所为；还有村民听说被盗后上来查看，曾见到一顶军帽。
墓碑也被陈秀峰等人在茶叶地水库寻访到。水库左侧的峭壁上有24级台阶，一看便是碑座石条砌成；台阶旁，一条引水用的出水槽裸露在外，高10多米，每块盖在水槽上的墓碑都被人工凿出了一个个碗大的进水洞，有的字迹还模糊可辨。
最终，他们挖出了15块墓碑，完整的仅8块。碑顶都刻有一幅展翅长空的空军徽记，欧阳富、周绥鼎、陈文灼、梁绍刚、徐乾三、谢扬武?一个个被尘封的名字显露。
陈秀峰说，他本想继续挖碑，听说大麻苴村的一些涵洞和路基下还有，于是与一位村领导商量，以100元一块的价格征购，没想到这位村领导仿佛看到了甜头：“100块？少了！1000块吧。”寻碑义举因此中止。
时间到了2013年，公墓所在的两个村子都变了模样。小麻苴村正处于城中村改造进程中，龙树庵前都是成片的工地；大麻苴村新建了不少工厂，村里车辆轰鸣、尘土飞扬。《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寻访时被告知，那个曾找到墓碑的水库也在轰轰烈烈的征地运动中被填平了。
“飞虎”“国军”之争
2008年，云南飞虎队研究会在长春山公墓前立了一块碑，正面刻着“昆明飞虎公墓”。背面碑文称，“原称昆明空军公墓，后因国人誉之空中飞虎，公墓亦随之称飞虎公墓?”
因为这块碑，二战学者戈舒亚几乎与云南飞虎队研究会决裂。戈舒亚坚持认为，严格意义上，“飞虎队”特指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1941年底成立至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止。如果更宽泛一些，也只能包括后来同样由陈纳德指挥、使用飞虎队徽的美国空军特遣队和第十四航空队。
“百分之百没有‘飞虎队墓地’这一说”，戈舒亚说。一个事实是，自从1942年美国正式参战后，便在昆明另一处名叫羊甫头的地方正式建立了美军墓地。1998年，这片墓地被云南考古队发现，墓坑中没有骨骸，只有编号牌、降落伞、军毯等物品，据推测曾下葬约960名牺牲美军，尸骨之后被美方取出全部运回美国。
戈舒亚认为，在正式建立美军墓地后，飞虎队不可能再将牺牲者安葬在小麻苴村，因此，在已葬的飞虎队员被运走，墓地迁葬至长春山后，也不应再称为“飞虎公墓”。
2008年底，云南飞虎队研究会向省里提出，在恢复“昆明飞虎公墓”的同时开发长春山，建立经营性公墓，民政部门讨论后认为，“不宜将阵亡将士的忠骨与经营性墓地放在一起”，就此驳回。
双方争论更加激烈。一方批评另一方傍上飞虎队的名声炒作，另一方则认为对方“思想僵化”——在老百姓心中，“飞虎队”早已成为所有来华作战的美国飞行员统称；甚至，中国飞行员也被称为“中国飞虎”。
“我们在颂扬美国飞虎队功绩时，为什么要以埋没中国空军的功绩作为代价呢？想想都觉得太不公平了！”每每说到激动处，戈舒亚便不自觉地提高音量。
埋葬者究竟是“飞虎队”还是“中国空军”，直接关系到其命名。虽未见于公开报道，但记者了解到，昆明市不同部门也在摇摆。2010年前后，昆明市外办曾主持召开专家会议，将长春山公墓确定为“昆明中国空军公墓迁葬地”；2010年8月底，云南省民政厅则发文定名为“昆明飞虎阵亡将士陵园”。
然而，无论是应该命名为“飞虎公墓”或“中国空军墓地”，自2007年被重新发现后，长春山墓地的状况与初被发现时相差无几，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3年前，昆明市经济开发区民政局局长刘伟萍曾对媒体表示，这是由于公墓位于滇池周边，属严禁建造永久性建筑的昆明市规划禁建区，欲纳入正规管理，需由民政部门协调，解决规划审批和林地权属问题。
2013年8月19日，昆明市民政局局长张正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解释，可能是由于经济开发区不断扩大规模，涉及到管辖区域规划变更、管理权移交等问题，因此还没有较大进展。
事实上，该墓地7年来没有改观，表面上是名称之争或林地权属问题，实际则可能是性质之争。包括杨钧在内的多位村民向记者回忆，这块墓地并非只在1945年前使用，抗日胜利后，国民党仍在使用；一位民政工作人员也私下向《中国新闻周刊》抱怨，“既然是1949年前的国民党空军公墓，就不应该由民政部门管，应该负责的是统战部门。” 因此，有学者认为，长春山墓地未来尽管可能会参照烈士陵园标准由政府投入，但它应该不会被称为“烈士陵园”。
昆明市民政局长张正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如无异议，长春山墓地未来将会被命名为“昆明中国空军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2013年8月17日，关爱抗战老兵基金管委会委员李明晖、志愿者武思琪，带着相机、白纸和测绘尺上了长春山。他们计划，在政府有所行动之前，发动专家和志愿者，开始推动墓地修复的志愿活动。
无以祭奠，他们摘下松树青枝，插在坟头之上——60年来，在这片无人踏足的黄土坡上，松树大概是唯一陪伴这500位抗日将士亡灵的伙伴。 ★
（中新社云南分社记者顾一航、史广林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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