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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福明，始终为思想解放鼓与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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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 |
胡福明，1935年7月生， 江苏无锡人。1955年9月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翌年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哲学系）任教。曾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副教授、教授。1982年11月调至江苏省委工作，历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江苏省社科院院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编《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苏南现代化研究》、《中国现代化丛书》、领衔合著的《苏南现代化》。
提到改革开放，人们就会想到胡福明，因为1978年，他的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序幕。
2008年，也就是改革开放30周年，在江苏省政协的一间办公室，他对现代快报记者说，他当时只是说出了常识。而实际上，说出常识有时候比发现真理还要难。
时隔5年，因为要做“江苏社科名人系列报道”的缘故，前天，记者再次见到了胡福明。还是那间办公室，还是一说起话来就中气十足、掷地有声，78岁的胡福明向记者介绍了自己近些年来“观天下，想问题”的心得。
打破“两个凡是”
柒周刊：当时，你写那篇文章主要想解决什么问题？
胡福明：拨乱反正。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迫切希望为“四·五天安门运动”平反，为文革期间造成的冤假错案平反，希望为邓小平平反，同时要求他出来工作。也就是说要求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这是民心所向，可以说是全国上下呼声强烈。但是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不顾或者说否定这些要求，不仅如此，还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7年，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要求继续坚持“文革”中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什么“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
柒周刊：就是说，当时一边揭批“四人帮”，一边还在坚持“文革”的那一套东西？
胡福明：是的，现在看简直就像一个笑话。当然它肯定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严峻的现实。当“两个凡是”提出来的时候，这个现实就变得异常清晰了。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柒周刊：“两个凡是”意味着什么？
胡福明：“两个凡是”意味着，“文革”是不能否定的，因为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而文革不能否定，意味着不能拨乱反正。反过来说，要拨乱反正，必须打破“两个凡是”。所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
催生“思想解放”
柒周刊：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巨大反响，据说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对此很反感。
胡福明：是的，上层有人说这篇文章是“砍旗”的，是反毛主席的。而实际上，我反对的是“两个凡是”，反对的是个人崇拜。
柒周刊：写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是要冒风险的，你心里有准备吗？
胡福明：我看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和荒谬之处，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我也有能力批驳这样的错误观点，我只是实事求是地写出来而已。如果要说大道理的话，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确实给了我说真话的勇气。
柒周刊：文章是当年5月1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肯定了这篇文章。这是一个转机？
胡福明：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由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柒周刊：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是改革开放的先导？
胡福明：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突破了“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场大讨论就是要宣传实践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要批判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批判唯书、唯上的错误观点，就是要批判个人崇拜。这场讨论就是要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重新确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国家的主人的唯物史观。
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为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成就显著，问题突出
柒周刊：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已经35年了，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胡福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至今已经35年了。35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人民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是客观实事。辉煌的成就举世瞩目。
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也有很大进步。首先是把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给否定掉了。机构改革上，也取得了一系列进步。但是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还任重道远。老的矛盾依然存在，那就是经济落后的问题。我们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还很重啊。新的矛盾也产生了。比如经济发展领域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调结构，转方式的任务都很重。
其中，困难在于创新，困难在于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还不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法制经济，但是我们与之距离还远。
另外，贫富差距扩大了，有两极分化的趋势。环境问题严重了，今年春天国内很多地区存在的雾霾很说明问题。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地污染，都很突出。城乡差距，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依然很大。贪污腐败多发，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也相当严重。我认为问题很多，解决问题很难。
深化改革，解决问题
柒周刊：很难，但总要解决，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胡福明：我希望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我们现在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坚持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调查研究各种社会矛盾，研究这些矛盾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抓住关键环节，抓住特殊矛盾，解放思想，冲破陈旧观念的束缚，实现思想上、理论上的创新。我们必须抓住一些突出问题，坚定改革的决心。要改革，关键时要有勇气、决心，要对党和国家负责，要敢于碰硬，敢于啃硬骨头，敢于创新。
今天重温真理标准讨论这个话题，还是一句老话，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像中央说的那样，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改革，是复兴中华的强大推动力，也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推动力。面对问题，只有改革，不能停滞，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要上下一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做出不懈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1978 一介书生捅破了天
1978年5月11日，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这篇作品诞生的前前后后，国内许多媒体都作过报道，读者对此可谓是耳熟能详。5年前，胡福明也曾向快报记者详细讲述过这个过程。前天，当他再次谈起这篇文章时，袒露更多的是自己的心路历程。为什么是胡福明？这要从他在文革前后的经历说起。
一次讲话成就一个“黑帮分子”
胡福明在北大读的是中文系，专业却是新闻。很多研究他的人，说他这个人之所以对现实那么敏感，多少和他四年的新闻学习有关。北大毕业后，他本来有可能被分配到中央媒体工作，但是他却被分配到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人大让他留校教书，他自己做主来到南京大学，“没办法，那时我爱人在无锡，她不可能调到北京，那我就去南京，南京离无锡近多了。”
1966年，因为“开门办学”的缘故，南大的文史哲三个系合成一个系被安排在离南京200多里的溧阳分校。胡福明是总支委员之一。那年6月2日上午，胡福明从广播里听到，北京大学贴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批判北大党委、北京市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当天上午，在溧阳分校，南大的部分师生也贴出大字报，批判南京大学党委、校长匡亚明的修正主义路线。当天晚上，分校举行了党员大会，胡福明在会上发言，表示南大党委、匡亚明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门办学、半工半读就是例子。总支委员们和胡福明的想法相同。会后，各个年级开会辩论，批驳之前写大字报的师生。可是谁也没想到，一个礼拜以后，省里来了一个工作组，他们宣布：溧阳分校发生了“六·二反革命事件”。学校用卡车把师生接回学校，于是，南大的“文革”之火点起来了。
而一回到学校，胡福明等老师就成了“反革命黑帮分子”。
苦闷的“逍遥派”
因为是“黑帮分子”，挂牌子，戴高帽，在大会小会上挨斗，对于胡福明来说是常事。除此之外，和中文系的叶子铭、包忠文等青年教师一样，他必须在校内进行劳动改造，劳动项目有拉板车、扫厕所等。
胡福明说他没吃大苦头，“哲学系的学生没整我。我们关系好。之前，我们师生拉着10辆板车步行从南京到溧阳。然后一起劳动。”
一年后，胡福明被解放了，只是说他犯了严重错误。究其原因，一是他出身贫下中农家庭，根正苗红；再有造反派在他的讲稿上找不到一句“反动话”。 当时南大有两个对立的造反派组织，两边都动员胡福明参加。胡福明拒绝了。谈到原因时，他告诉记者，有两个问题他一直闹不明白。一是，他始终不知道为什么要搞“文革”，他也看不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也不懂什么叫走资派。二是，从“文革”一开始，他就觉得林彪和江青面目可疑。“江青以毛泽东的代表自居，到处发号施令，这符合党章党规吗？这是违背组织原则的。林彪开口闭口天才论，政变经，这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啊？”
不参加造反派，胡福明自然就成了逍遥派。“我在家抱儿子，做家务。混啊。”
虽然看上去很逍遥，但是他内心是苦闷的，因为他找不到答案。
“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摔死在外蒙古，证实了胡福明的判断，很多原本深信不疑的观念，开始动摇。
1976年是个多事之年。周恩来去世，“四人帮”不准群众悼念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反感，南大发生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三·二九”革命运动。就是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惊心动魄的事情，让胡福明渐渐看清了时局，“文革”初期的疑问渐渐有了答案。
义无反顾“捅破天”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四人帮”在文革中的种种恶行被揭露，胡福明心中的苦闷被一扫而空。找到答案的他投身到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去，他觉得中国的重大转折到了，中国需要改弦更张。
他在南京大学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发言；他在江苏省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万人大会上第一个发言；他在南京大学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揭批“四人帮”……
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全国上下渴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被激发出来。而要满足这些愿望，经过反复思考，胡福明认为，要真正做到拨乱反正，必须要否定“文革”，因为“四人帮”是文革的急先锋，冤假错案都是“文革”的产物。可是当时“文革”还是一个正面的词汇，如何才能击中要害，使得“文革”真正有可能成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呢？
就在这个时候，“两个凡是”出现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胡福明敏锐地发现了这篇文章的错误所在—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基本原理。找到靶子后，他开始查找资料，着手写作。
1977年7月，经过1个月的写作，他终于完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初稿。9月，他把稿子寄给了《光明日报》。以后，经过《光明日报》的编辑、中央党校的孙长江等人的修改，经胡耀邦同志的审定，文章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也就是在1978年5月11日，刊登在《光明日报》头版。
因为这篇文章冒犯了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也破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胡福明日后被人形容为“捅破了天”。
“年轻三十岁，我一定会开微博”
在省政协为胡福明提供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一些被包扎起来的成捆的杂志、书籍和一大卷写在宣纸上的书法。满头白发的胡福明说，他正准备搬离这间办公室，现在腿脚不方便，来得少了。
知道胡福明的人，大都是因为他的那篇文章，也因为那篇文章的缘故，人们对写作这篇文章前他的经历多少有点了解，而对文章发表后的他知之甚少。一般只知道，他离开了南大，去做了“大官”。离开南大，是因为组织要求。胡福明说，这么多年过去，他多少有些遗憾，如果留在南大，应该可以在学术上多做点事。“我本质上是一介书生。”
身居高位，不忘学术
从胡福明的工作履历表，可以看到，1982年11月，他开始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之后又先后担任过江苏省委常委、江苏省委党校校长、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江苏省社科院院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可以说是身居高位。但是尽管行政工作繁忙，他还是不忘学术研究。
进入1990年代后，他积极倡导、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短短几年，就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他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苏南现代化研究》、《中国现代化丛书》，以及他领衔合著的《苏南现代化》先后出版。这些论著深受学术界的好评。
始终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
2008年，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也是胡福明最忙碌的一年，因为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成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绕不过的人物。各路媒体从全国各地涌到他的办公室，而他也通过媒体为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摇旗呐喊。
“这三十多年，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坚持自己的理论，坚持自己的观点。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胡福明通过包括座谈、演讲、授课、接受采访在内的各种场合推动思想解放，宣讲改革开放。在胡福明看来，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相辅相成的主旋律，就像当年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为此做点贡献。
有点遗憾，没能留在南大
当初江苏省委决定把胡福明调到省委，担任要职时。胡福明曾经给省委书记写过一封信，其中7点内容中，有6点说明自己更愿意留在南大的理由，比如，热爱教学和学生，喜欢学术研究。当然最后一点是“服从组织安排”。
现实是，他的6点要求都没被采纳，倒是最后一点成了现实。
“到了这个年纪，我有点遗憾。”胡福明说他其实更适合留在南大，留在校园，他喜欢大学的氛围，“或许我也能成为一个著作等身的人呢。”
他坦言，行政工作的环境和高校差异明显，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坐下来安心研究学术。
年轻30岁，我也会开微博
胡福明说，去年曾经有一个陌生的女孩，给他打电话，征求他意见，能否为他开一个微博。胡福明婉言谢绝：我连电脑都不会用，怎么会开微博呢？
几个月后，这个疑似某门户网站微博的工作人员，再次致电胡福明，再次邀请他开微博，并称，不需要他自己操作，他只要把内容口述给她就行了。
“我老啦。”胡福明再次婉拒。不过他向记者表示，如果年轻30岁，自己还是写作“真理标准”的那个年纪，一定会开微博。“我开微博，会议论些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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