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工作量解析：党政领导最忙 人大政协清闲

　　一个月内，书记出席了12个会议，陪了8批省以上或者其他地市的调研、考察团，外出招商引资3次，7天；市长则参加了13个会议，陪同了11批领导，会见17批客人……

　　书记、市长，谁更忙？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6月，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因称每天“批10到15斤文件”，引发舆论强烈关注。

　　10到15斤文件，到底有多少？

　　一张普通A4纸重约4.366克，15斤纸为1700余张。以每个文件5到10页计算，也就是说，陈建华每天至少要翻阅114到340个左右的文件。

　　按照正规公文格式，每页字数在500字左右，那他每天可能要浏览57万到80万左右的字，也即，大概2天到3天就通读了一遍5卷本的《毛泽东选集》。

　　这确实是件需要毅力的事情，更何况这还不是陈建华每天的主要工作。

　　作为一个地区的领导，书记、市长很忙。但他们有多忙？在忙什么？

　　今年4月份开始，安徽省滁州市要求，从市委常委，到各县区、市直单位班子成员，都要按时序记述月度工作大事，精确到每一天的上午、下午、晚上各时间段，并“晒”到官网上去。

　　从记录可窥领导有多忙，亦可从一个地方一窥全国。

　　书记、市长有多忙？

　　批阅文件确实不是书记、市长的主要工作。

　　滁州市委书记江山在3到6月工作大事记中，明确记载为批阅文件的，只有7次。除了3次是工作日之外，其余均在周末。

　　滁州市长张祥安4个月的记录显示，其集中批阅文件的时间段只有4次，全部在周末。

　　当然这都是集中批阅文件的时间，他们零星处理文件的时间并不计算在内。

　　作为党政一把手，2人4个月几乎是从头忙到尾，除了4天没有记录之外，其余全部在工作。

　　以6月为例，江山、张祥安2人除12号没有记录之外，其余时间全部有工作安排。

　　这些工作安排大致可以分为：主持或者出席会议、招商引资、会见各类客人、陪同领导或者客人考察、拜会上级部门或大型国企、下去调研、与干部谈话、听取下属汇报工作。

　　对于江山而言，主持或者出席会议、陪同领导或者客人考察、招商引资三项工作几乎占了他三分之二的时间。

　　1个月内，江山出席了12个会议，从安徽省人大十二届二次会议到滁州市委常委会，从资政会到美好乡村建设工作现场会，各种会议都有。相较文件而言，会议能更直观地传达领导的意图，乃至情绪，效率也更高，成了传达、贯彻、落实工作的重要方式。

　　此外，他陪同8批省以上或者其他地市的调研、考察团；出外招商引资3次，7天；2天内拜会了10个上级部门或大型国企，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

　　与市委书记江山不同，主持或者出席会议、会见各类客人、陪同领导或者客人三项工作占用了张祥安最多时间。

　　1个月内，他参加了13个会议，陪同了11批领导调研，会见17批客人。其中，最多一天会见了3批客人。

　　这样的工作状态似乎可以解释为，由于经济发展压力，书记、市长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对外、对上的联系沟通上，对内，就只能采取“最有效”的工作方式——开会。作为安徽紧邻长三角的城市，上世纪90年代初滁州经济发展一度位居安徽前列，当时有着“合（肥）老大、滁（州）老二”的说法，但后来滁州被芜湖、马鞍山等纷纷赶超。

　　这种压力下，“5+2”、“白加黑”成为当地号召的工作状态。

　　书记、市长周末与晚上，又在忙什么？

　　纵观江山、张祥安4个月周末工作记录，并无特别之处，但调研一般都安排在周末等假期。晚上安排最多的则是会议与会见。

　　谁比谁更忙？

　　地级市与县一直是行政区划中两个比较纠结的层级。市委书记与县委书记，工作状态有区别吗？

　　有，至少县委书记还是可以度个假。6月端午小长假，江山在调研时，定远县委书记郑斌则没有具体的工作安排，工作大事记为空白。

　　县处于基层，工作更具体，县委书记其实更忙些。郑斌曾在一上午出席了3个会议并讲话，一天内陪同领导到9个地方调研考察。

　　此外两个岗位的工作几乎没有差别，对外招商引资、对内会议传达布置工作仍然是重头戏。

　　同一层级领导中，有每天都有工作记录者，也有一个月只记录了寥寥几笔者，“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句话最能阐释工作繁忙度。

　　党政一把手都很忙，几乎都是“5+2”、“白加黑”的工作；其次是常委、副市长，滁州市一名副市长一天内，接待了1批考察团，现场办公1次，还出席了5个会议，行程可以说满负荷；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相对工作强度较小，基本上是参加会议与调研。

　　定远县领导六月份工作大事记中，最简单的是副县长刘泳。因为是挂职副县长，整个6月，他只记录了一件事，检查2011年度江淮分水岭示范片建设情况。分别在8号、15号、27号到县内不同乡镇检查此项工作。

　　忙好，还是不忙好？

　　领导忙好，还是不忙好？

　　陈建华披露自己每天“批10到15斤文件”后，舆论之间，先是体恤的，说他“勤政”，说他“负责”，怜惜他毕竟不是铁人，天天如此怎么扛得住？

　　继而则是反思，一个市长，为什么要“日批15斤文件”？联系到李克强总理不久前讲的一件事情——“我看到一个调查，企业新上一个项目，要经过27个部门、50多个环节，时间长达10个月。”上一个项目，就要27个部门点头，谁都要“批”，谁都要伸出手来，政府怎能不做“千手观音”，所以一个市长，才要“日批15斤公文”。

　　不管忙与不忙，需要重新界定的显然是“勤政”内涵。

　　滁州市38名领导6月份只接访2次，几乎是所有工作中最少的。有趣的是，3月份，滁州一名副市长为劝回上访者，在北京呆了19天。

　　“勤政”显然需要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理清权力的边界，避免“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的现状，改变习惯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

　　可这何其难。

　　同样是广州，6月消防安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众多部门一把手让下属“替会”，副市长谢晓丹发现后十分恼火，点名让到会的副处长给该局“一哥”捎话。

　　此后，这些局领导的工作大事，怕只能以上为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