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凑合的德国业务经理
作为一个20多岁的女孩，米兰妮的收入让许多德国人艳羡，甚至咋舌，税后月收入将近4000欧元(约合32000元人民币)。这在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
米兰妮出生在法兰克福外围一个小镇上，远离城市的喧嚣。小镇被一座森林包围，镇上是一栋栋各具特色的别墅。除了萧瑟的冬季，小镇上大多数时候是花红柳绿，米兰妮家旁边是一条窄窄的小河，河水常年潺潺流淌。小镇的生活恬淡又舒适。
事实上，无论从外貌还是学业来说，米兰妮在同龄人中都并不显得十分突出。上学的时候成绩一般，父母倒也并没有强求一定要让她和弟弟考个重点大学，甚至是读个博士什么的。好在妈妈是做职业咨询相关的行业，相对而言对德国的就业环境更了解，索性根据两个孩子的个性和成绩为他们选择了就业形势较好的专业。
在一所并不特别知名的德国大学念完企业管理和物流之后，米兰妮果真如母亲所规划和预期的一样，十分顺利地在一个国际知名的德国汽车零部件公司找到了工作，慢慢成为了公司一名负责物流业务的经理。
有段时间，米兰妮的同事都觉得她的生活十分奇怪。早晨6点左右，米兰妮自己一个人就坐到了办公室里面。同事天天一早上班就看见她，时间长了忍不住问：你天天晚走早到的，究竟晚上睡不睡觉啊？
米兰妮淡然一笑。在很多人的眼中，米兰妮将来可能成为女强人。尽管工作的年头并不算长，米兰妮对工作却十分认真，要求十分严格。大学里受过良好职业教育的她，刚好做的又是本专业的工作，平常干起活来自然是干劲十足，如鱼得水。
不仅对于自己，对其他同事，米兰妮都有着较高的要求。朋友常常听到米兰妮抱怨：某某同事专业知识十分缺乏。说这话的时候，她表情十分严肃，言语中透露出一丝无奈。
每次见到米兰妮，总是见她穿着一件职场里男士惯常穿的西装，齐耳短发，显得干练而职业。也许因为身材略胖，米兰妮并不像其他女孩热衷于逛商场购买各式衣装打扮自己。
一方面由于行业大环境不错，另一方面企业实力雄厚，发展势头也是蒸蒸日上，米兰妮的工作十分顺畅，收入也节节攀升，这让她供养自己的奥迪A4毫无压力。
米兰妮所在的公司福利不错，中午在公司食堂就能享受到不错的午餐。下午下班之后，如果没有朋友邀约，米兰妮通常就独自开车回家，早早休息准备第二天的工作。
省去不必要的买衣服开支，加上不怎么化妆，米兰妮日常的花销同普通德国女孩相比要少一些。当然，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米兰妮十分大方。在米兰妮的家里存放着好几把各式的吉他。单身的米兰妮没事了就喜欢在家弹弹吉他，在这为数不多的爱好上多投入一些似乎并不过分。
尽管她和父母以及弟弟的收入都十分可观，但是米兰妮全家一直保持着精打细算的作风。平日里各个超市的促销信息米兰妮都能及时收到。为了吸引顾客，每家超市常常会针对不同种类的商品打折促销，而这些促销信息往往就成为了指引米兰妮全家购物的重要法宝。
但他们绝不上精明的商家的当。全家人往往事先做好功课，研究好哪家超市买什么商品比较划算，预先规划好了之后直接杀到超市，买完自己合意的商品，再继续到下一家。这样一圈下来，米兰妮一家人为完成一次购物，往往要跑3到4家超市。
很多德国人都经历过二战后物资匮乏的时代，也因此养成了储备粮食的习惯，米兰妮家就是其中之一。在意大利面或者饮用水打折促销之际，大批量购买回来之后放到地下室再慢慢吃。在平日里，地下室经常储备着足够全家吃一个月的食物。
虽然收入不菲，但米兰妮甚至没有一个名牌包。每年固定较大项的支出恐怕就要数出国旅游度假了。对于许多德国家庭来说，工作固然重要，但休假更重要。为了好好利用假期，米兰妮全家常常提前就开始策划出行，不管是欧洲邻国还是非洲国家，酒店最好是条件好一些的，这点钱是一定不能省的。
去年全家一起去埃及休假，没曾想到旅行社安排他们住到了船上，空间小不说，卫生条件还不好，米兰妮一家一怒之下毅然自费搬到了条件更好的酒店。本来休假就是图个高兴和痛快，怎么能将就呢？
紧张而繁忙的工作占据了米兰妮平日大多数时间，让下班后和朋友一起喝喝酒都显得十分“奢侈”。周末放松的时候就成了会朋友的好机会，一起出去玩，跳跳舞、聊聊天、喝喝酒就成了周末的主要活动。
星期天通常是留给家人的。全家一起骑上自行车，一直骑到附近的城市，然后在城里喝杯咖啡，吃个冰淇淋，再一起骑车回家，看似简单的活动却能锻炼身体，又能放松身心。凭着德国人严谨认真的作风，骑车也要做到十分专业，装备就一定要像个样子。名牌自行车，自行车服、头盔和鞋子都一定是必备的。
每天开车往返于家和法兰克福之间，米兰妮常常也感到疲惫，羡慕在法兰克福城中心居住的人们。但租金又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权衡一下后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
米兰妮的生活又将发生一个变化。她平静地向《环球》杂志记者表示，自己马上就要去菲律宾工作了，为期一年。常常有机会出国出差，米兰妮已经完全习惯了这种生活，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毫不犹豫就接受了。而出国工作之后，她的收入将有更大的改善，每月将近5000欧元(约合4万元人民币)了。
习惯加班的日本课长
由于住在日本东京的郊区，沟口一家人每天都起得很早，通常6点半就起床。7点多，一家人一起吃早饭，然后沟口先生乘坐电车去上班，两个孩子去上学，而沟口太太则在家做两个小时的家务，10点至15点，去附近超市做临时售货员。
沟口是日本东京一家医药公司销售部的课长，今年38岁，年收入约600万日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一家4口在郊区贷款买了一套院落住宅，有一辆家用汽车。妻子兼职每月收入约10万日元(约合6000元人民币)，两个孩子，姐姐上小学四年级，弟弟上小学二年级。
从家到公司大约要乘坐1个小时的电车，沟口先生通常要利用这个时间补充一下睡眠，或是拿出小说来看看。到了公司，沟口先要参加部门会议，听取工作安排。然后再将会议安排布置下去。
沟口的公司近两年来通过开拓中国等海外市场，业务量和效益有了很大提升。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管理和分析业务员的业务数据，同时兼做海外市场业务分析工作。
沟口的午饭，主要是妻子为其精心准备的便当，偶尔也会和同事或部下去公司外面小酒馆要份午餐套餐。公司规定下午6点就可以下班，然而，到了6点多，公司却没有人行动。在日本的公司，加班似乎是惯例，即使业务干完了，通常也不会提前走。职员不想被领导认为工作不认真，均表现得比较敬业，而各领导更是要做个好的表率。沟口深知这个规则，他通常要到晚上8点多才下班，然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回到家后，沟口开始享用妻子早已准备好的晚饭，然后去看看已经熟睡的孩子们。他的孩子们下午4点放学，通常6点就和妈妈享用晚餐，9点多睡觉。
由于妻子也有工作，沟口一家日子过得能稍微宽裕一些。但沟口一家是典型的日本中产阶级家庭，他们仍旧坚持省吃俭用。
沟口给《环球》杂志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们一家人每个月收入约有50万日元(约合3万元人民币)，其中有十多万来缴纳所得税、居民税、健康保险、养老金、生命保险、失业保险等。如此一来，每月净收入只有不到40万日元(约合2.5万元人民币)，而这其中，房屋月供、教育费、伙食费、水电煤气费、通讯费、交际费、外出用餐开支、交通费、汽车保养和停车费、一家人零用钱等等，一起算下来，每月结余也不过8万日元(约合5000元人民币)左右。如果算上每年两次奖金，沟口一家能有近200万日元(约合12万元人民币)的存款。而攒钱主要有两个用途，一个是还房贷，另一个是子女教育。因此，沟口认为节俭是必要的。
沟口最享受的是周末，他可以饱饱地睡个懒觉，起床后陪孩子们一起去附近公园玩耍，享受一家人的快乐时光。
忙碌的孟买房地产中介
尽管印度人有晚起的习惯，但拉维·谢蒂每天早上8点半就起床了，在家门口的路边摊买一杯马沙拉茶和几个萨摩萨(印度素食煎饺)作为早点，然后开着他那辆本田250cc摩托车就上班了。
拉维是孟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经纪人，每周几乎天天上班，全年无休，他的日程也总是安排得满满的。
今年36岁的他还是单身，月入10万卢比(约合1万元人民币)以上，在孟买绝对算得上是中产阶层。但是，在寸土寸金的孟买，想靠自己的收入买房子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拉维每个月花2万卢比(约合2000元人民币)租了一间带厨卫的一居室，里面空调和电视等电器一应俱全，生活上倒也方便。从事房地产12年之后，拉维已经具备一定经济实力，但是他并没有购买经济型的小轿车，而是买了两辆摩托车。
和中国的地产经纪人类似，拉维每天首先要到办公室计划好一天的行程与安排，10点之后开始给客户逐一打电话安排看房。
拉维联系好租房的客户和房主11点半见面后，提前10分钟到达楼下，等待客户，由于之前已经看过房子，当天主要是客户与房主之间的谈判。一阵寒暄之后，拉维带着客户来到房主家，这是在孟买南部富人区的一户两室一厅的房子，面积大约有90平方米，房主开出每月12万卢比(约合1.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而客户认为太贵，谈判陷入了僵局，最后拉维靠着耐心和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房主，以10万卢比成交。
交易的达成，都归功于拉维敏锐的嗅觉和良好的沟通技巧，房主是个60多岁居住在海外的老人，拉维十分尊重老人，耐心地向老人说明租给那个客户的好处，并承诺帮助老人离开印度后的一切善后工作，在客户交完定金之后，他们约定好签合同和付款时间，总算达成交易，自己也获得相当于一个月房租的不菲佣金。
带着客户离开这间房子，已经是中午12点30分，拉维又迅速赶到临近的一栋较新的楼，接待另一位租房的客户。现在的拉维，很少亲自带人看房子，一般都是他的助手带客户看，除非是有把握成交的，他才会亲自领着客户过去，因此他把自己其中一辆摩托车借给助手使用。
看完房子，大概是下午1点，拉维带着助手来到附近的一家小吃店，简单地点了两个菜，他们都是虔诚的印度教徒，除了一点鸡肉，其他都是素食，因为开摩托车，也不喝酒。
拉维下午的日程，主要就是带着已经达成协议的租房双方去税务局，注册备案以及上缴相关税收，客户和房主只需要坐在税务局提供的座椅上填表和签字，拉维则协助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完成表格的打印、审核以及解释。拉维十分熟练，里面有很多熟人，他也以最快的速度排队，预约好办理人员。大概用了一个半小时，完成所有税收手续，与双方握手道别。之后的时间，拉维也一直在忙碌，带客户看房，谈判，期间他的手机也是响个不停。
下班后，拉维一般会先到附近的精品超市购买鸡肉羊肉和洋葱等，然后回家做饭。晚饭后，他会上网观看在线电影，然后听听来自家乡的音乐。印度人天生喜好热闹，周末的时候，他会约上三五好友，去附近的酒吧或者夜店消遣，喝得酩酊大醉后才回家。拉维说，和大多数印度人一样，他最喜欢的酒是威士忌。
作为中产一族，拉维每年都有国外旅游的计划。今年5月，在完成两个大单之后，为了犒赏自己，拉维选择到泰国旅游，他去了曼谷、芭提雅和普吉岛。和许多印度旅行者一样，拉维比较实际，没有大肆购物，而是享受当地提供的美食和良好的服务。拉维得意地告诉《环球》杂志记者，由于精打细算，两周时间，他才花了10万多卢比。
拉维告诉记者，在南印，人们结婚普遍比北印晚，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30岁之后结婚。对于自己婚姻的问题，拉维也是很乐观：“因为我来自班加罗尔的乡下，我的婚姻还是会听从父母的安排，爸妈给我安排好了相亲计划，下个月我就会回家两个星期，见见我的相亲对象，她们都在20岁左右。”
拉维打算在在结婚之前先把房子买了，他看好了孟买中部靠近码头的老居民区一套一居室，总价约800万卢比(约合80万元人民币)。“我会申请房贷，首付款可以随时支付，还款也没压力。”拉维说，“为了生计，我19岁高中毕业来孟买打拼，因缘际会，我成为广大中产阶层中的一员，我感恩上天对我的安排，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人生很短，要学会享受生活，享受人生。”
讨厌出差的中国公关总监
“今天想要和大家说的是宽容，宽容别人即是宽容自己……”
早上8点，在位于北京东三环的办公室，史万臣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出了当天的微信内容，说的是最近发生的在北京的“摔童案”。
史万臣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公关总监，年薪约50万元。一家三口住在北京城东部的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女儿今年三岁。说起房子，史万臣觉得自己很走运，2008年“咬着牙”买了房子，之后北京的房价就出现了大幅上涨，至今仍在上涨。“如果当时没买，拖到现在恐怕就买不起了。”
每天早上6点，女儿还在睡梦中时，史万臣就出了家门。半个小时后，他迈入公司的大门，这时距离上班还有一个半小时。
那么早就去上班，可能所有人听了都会惊奇，认为一定是工作狂，史万臣的回答是“怕堵车”。
“其实这个城市醒得很早，只是我们起得太晚。”史万臣带有几分自嘲地说，“如果想想两个小时之后，很多人可能会被堵在路上，是不是可以窃喜一下。”
早到的时间不会被浪费掉。每天到公司之后，史万臣会换上运动装，和公司附近晨练的老人一起踢毽子，直到离上班十分钟时才会停下来。
发完微信，史万臣就开始工作了。打开文件夹，查看当天要联系的人和完成的事，用笔在每件事旁做一番勾画，列出计划和进展。然后，他提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开始“联络感情”。因为他每天要和不少企业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即使没事，也要进行必要的情感沟通。除了电话，当然还有QQ、微博、微信等。
“这几天终于不太忙了，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史万臣告诉《环球》杂志记者。
而原因是他刚刚出差了一个多月，去了国内的十几个城市，这期间没有回家。出差要和客户搞关系、要谈判，吃饭喝酒肯定是少不了的，时间很紧张。他向记者直言自己讨厌出差。
每到陌生的环境，史万臣总是会出现失眠，这次出差时间较长，妻子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创造一种熟悉的环境。
“妻子说，她和女儿不可能陪我一起去，屋子带不走，带床带被子都不现实，那就带枕头吧。”史万臣听从了妻子的建议，真的带着枕头去出差了。“不知什么原因，或许是一种心理暗示，失眠还真的得到了一些改善。”史万臣说着，露出了笑容。
长达一个多月的出差让史万臣身心俱疲，不停在飞机、高铁间转换，从一家酒店换到另一家酒店。这次出差有一件事触痛了他。出差的最后一站是武汉，正值当地梅雨季节，他和同事到武汉东湖走了走。“满眼都是湖水，水面和堤岸几乎持平了，空气非常好。静静地站在那里，心里会特别安静。”第二天他坐高铁回北京了，在北京南站下车后直接坐地铁回家。“一下车心理落差就非常大，地铁站到处都是人，你挤我，我推他，感觉空气很糟糕，整个人立刻变得烦躁起来。”这种环境差异让史万臣感触良多。
再过几天，史万臣又要出一趟差，所以不用加班。下午5点，他没有约饭局，也没安排其他娱乐活动，直接开车回家了。
“我想早点回去看看女儿，一整天了跟孩子都没有什么接触。”说起女儿，史万臣五味陈杂。
“白天我和妻子都上班，孩子在幼儿园，也只有晚上这一点时间可以陪她玩玩。”史万臣告诉记者，由于没人看孩子，女儿在一岁多时就被送到了小区幼儿园，那时候走路还不稳当，常常扶着墙走。由于太小，她都没有像其他大些的孩子那样哭闹要回家，只要有人陪着玩就行。
吃完晚饭，史万臣带着女儿在小区走了走，回家之后陪她捏橡皮泥。史万臣会和很多家长一样，按照图纸的样式，教女儿捏各种样式。但女儿却有自己的想法，觉得图纸的样式不好，按自己的想法来捏，捏出来可能奇形怪状，但她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对的。周末，史万臣会带着女儿到足球场，他踢球，女儿在旁边加油。他还经常带女儿去国家图书馆、美术馆看看，虽然可能看不懂，但可以感受一下氛围。
目前，女儿上幼儿园一年花费约两万元，史万臣觉得还承担得起，但上小学就面临一个学区房的问题。大家都希望孩子能在好点的学校就读，所以好点的学校周边学区房的价格都被炒了起来，一般的每平方米都在四万左右，贵的可能在六七万，当然还有更贵的。
“我们在为学区房努力，但压力确实很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想太多也没用。”史万臣无奈地说。
关于女儿是否要报什么学习班史万臣与妻子产生了分歧，妻子主张多选几个，孩子不能落于人后，但他不同意学得太多，那样孩子会很累。他觉得，孩子在童年要自由快乐一些，但目前家长和孩子们已经“被绑架”了，只能随波逐流。
晚上9点，史万臣轻轻地关上了女儿的房门，刚刚哄女儿睡着。不过，睡觉之前，他还有一件事要做——“经营”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
“有人可能会说，你也不是明星大腕还搞什么微信公众账号啊？”史万臣向记者解释说，直接促使自己建立微信公众平台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去年，由于工作压力大，他患上了神经性耳鸣，无法根治，只能通过调节进行改善。看病也是一件麻烦事，挂号需要排队，耗时不少。他想找个专家看看，但根本预约不上。最后他还是找门路、托关系，才约了一个专家。
“我经常会去踢足球，一直对自己身体很自信。但耳鸣让我意识到，为了生活我们可能忽视了很多东西。我想通过微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健康，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这次经历。另外，现在被称为‘自媒体时代’，我们接受了海量信息，但可能很多是无用的。比如我们收听了某个明星的微信，他经常会发一些，今天和谁吃饭了，明天又见哪个明星了，这种生活和一般人的距离太远了，只能八卦一下。所以我想在我的微博公众账号和大家分享一些‘接地气’的东西。”
6月初，史万臣萌生了申请微信公共账号的想法，之后在线提交了身份证号等资料，8天之后，通过了审核。真正开始操作，史万臣才知道有多麻烦。
他发的每一条微信，首先要上传至微信平台素材库接受审核，而且为了防止垃圾信息，每天只能发一次。可以发图文，也可以是声音、视频，他以语音为主。一条录音最长只能是59秒，多一秒就无法上传，每条微信都需要录七八遍，这一过程最快也得40多分钟。不过，这还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寻找话题。
“如今资讯太发达，我说的别人都知道，有一天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我都打算放弃了。”史万臣还是没有放弃，原因是偶尔会有人给他回复，和他进行交流互动，这成为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窗外，星星点点的灯光越来越少，马路上不时有车驶过。史万臣已经将微信上传至微信平台素材库，待第二天早上8点在公司准时发送。
社会消费基层的变化，导致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呈现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失衡，必将引发世界贸易结构和投资导向的新变化。
刘军红
2008年雷曼公司破产冲击后，世界经济的增长结构发生了时代性变化，发达国家经济全面萎缩的同时，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新兴国家快速成长，呈现新兴与发达的结构转换。随之而来的是，支撑经济社会成长的中坚力量“中产阶层”呈现历史性的“世代交替”。而这种反映人口结构的中产阶层的推陈出新与结构转换，犹如岩浆涌动，推动国际社会的治理体系板块漂移。
世界在走过21世纪第一个10年之际，全球秩序开始走向以往的历史经验无法预知的方向。
亚洲中产阶层崛起
根据国际相关机构的定义，这里所说的“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层、中间所得层)，是指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快速步入经济发展主流，并扮演经济发展主要力量的阶层，从人均收入上看，一般是指年收入在5000美元(约合3万元人民币)到35000美元(约合21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人群。
2009年版的《日本通商白皮书》估计，2008年不包括日本的亚洲“中产阶层”(中间所得层)已达8.8亿人。其中，中国约4.4亿人、印度约2.1亿人，东盟5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约1.9亿人，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约4000万人。与2000年比，中国约扩大6倍，印度约5倍，东盟5国约2倍。《通商白皮书》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中印经济快速增长，推动低所得和贫困层的收入急速增加，形成了“中间所得层”快速扩大的局面，由此也推升亚洲经济增长结构巨变。
日本前任经济企划厅长官、70年代大阪世博会的筹办者堺屋太一就曾指出，上海世博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中间所得层”的形成，必将与大阪世博会推动日本经济走向内需主导型增长结构一样，也会促进中国经济步入个人消费主导的内需增长轨道。
2010年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中、印、东盟5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总人口将由2010年的31亿增至35亿，随之，中等收入层也将进一步扩大，成为支撑亚洲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对此，当时的日本民主党政府提出要将亚洲内需与日本内需一并看做日本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全面汲取亚洲人口，尤其是中等收入层的增长红利，确保日本经济可持续增长。如今，安倍政府更加重视亚洲的中产阶层，尤其是由此带来的环保诉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乃至生活质量提升愿望，将其视为促进日本制造复权和服务升级的地缘能量。
2010年东亚完成了“日本—东盟”、“中国—东盟”、“韩国—东盟”、“澳新—东盟”及“印度—东盟”五组自由贸易协定(FTA)，以东盟为基点，形成了事实上的地区产业圈和消费体系。以地区互联互通为导向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由此形成的高铁、电力、通信体系，不仅将形成新的市场需求，更将成为支持中产阶层大发展的基础。
新兴国家的力量
进入2013年，全球性企业的视野不再仅仅盯住亚洲新兴国家的中产阶层，也开始转向包括非洲的全球42亿人的更大规模的新兴国家人群。
据麦肯锡日本公司预测，到2025年世界消费市场将扩张至60万亿美元(约合360万亿元人民币)，约为2012年的2倍。而新兴国家将占30万亿美元(约合180万亿元人民币)，与发达国家平分秋色，其基础消费力量是从底层到中间层的消费人群。该公司认为，中印两国的人口规模是十九世纪英美产业革命时期的100倍，而中印的经济增速达到当时的10倍，这意味着中印两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正在实现相当于当时产业革命时期1000倍的经济增长态势，可谓“经济发展大爆炸”。而其基础性动力则来源于新兴国家蓄积的庞大规模的中产阶层，及其所形成的巨大的消费力。其消费能力并不亚于发达国家。
麦肯锡预测，2025年新兴国家的消费人群将增加18亿人，达42亿人。而到2020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口大国。麦当劳已瞄准新兴消费人群，决定在全球110个国家新增3万家分店。
事实上，2010年新兴国家GDP已占世界的36%，而全球百强企业在新兴国家的消费市场份额仅占17%，今后，抢占新兴国家巨大商机的空间还非常巨大，而竞争的焦点，则是对新兴国家中产阶层的追求。一般而言，当家庭年收入超过1万美元(约合6.1万元人民币)，开始步入上级中产阶层后，其对汽车、餐饮、医疗、教育、教养、娱乐等服务的支出随之增加。2009年新兴国家的中产阶层达15亿人，2020年将达30亿人。印度每年新增中产阶层4000万人，相当于阿根廷全国人口。而中印两国的汽车普及率只有5%，仅相当于日本1961年的水平，潜力巨大。
发达国家中产缩小
与新兴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危机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开始缩小，支撑其经济增长的动力，以及支撑其民主社会的传统基础开始分化。奥巴马在最近的一系列讲话中始终强调“要实现可以回报中产阶层的社会”。其背后所指的事实上就是危机后美国社会分层引起的忧患。
去年，美国家庭所得的中间值是5万美元(约合30.5万元人民币)，刚刚接近1995年的水平，这意味着在最近的十余年里，美国家庭收入实质减少。而另一方面，占美国人口1%的富裕阶层的收入却达到全国总收入的20%，为过去90年来的最高水平。收入不平等与中间层分化在美国同时发生，纠正“社会收入失衡”已成为美国的政治课题。而创造就业、追求“美国再制造”事实上成为奥巴马的“新新政”。
而欧债危机下，南欧各国经济增长动力匮乏，增速持续下滑，高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高失业率，成为欧洲中产阶层分化，甚至低收入化的直接动因。欧洲社会阶层的分层化，导致“政治大众化”，在欧盟启动、欧元诞生，欧洲社会治理多层化结构下，事实上衍生了欧洲政治基础的分化。社会消费基层的变化，导致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呈现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失衡，必将引发世界贸易结构和投资导向的新变化。
“50亿人总中流”
资本和市场历来是社会治理，甚至包括全球治理的两大工具。收入、消费基层的变化，必将从市场厚度和资本流量流向的层面，引发世界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进而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权利的转移。冷战结束后，新兴国家依靠贸易投资导向型增长模式，构建了世界性的生产、出口地位，扮演商品供给的角色，发达国家则形成了资本输出、进口消费的结构。今后，随着中产阶层的规模扩大，新兴国家也将扮演世界的“商品吸收器”、“资本供给源”，甚至“最后放贷人”的角色。这种角色转换，似乎并不需要等到中国经济赶超美国，形成中美经济规模逆转才会发生。波士顿顾问公司预测，这种角色转换将在2015年发生。
40年前，日本曾迎来1亿人的中产阶层时代，被称为“1亿总中流”。而冷战结束，新兴国家迎来补课型经济快速增长时代，必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进入长周期，由此，以新兴国家为主导的全球“50亿人总中流”的时代也将不会是幻想。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指出，社会总是分为富裕层、中间层和贫困层，而中间层越大的社会越稳定，这意味着“中产阶层”、“中等收入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发达国家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诚然，新兴国家中产阶层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包括社会差距的变化，也因西亚、北非和巴西的动荡被认为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但至少目前尚无实证性研究结论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新兴国家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必然引发社会动荡。
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的规模消长，将对未来的全球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又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变化，或许是人类历史经验所难以预测的，可谓不确定，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适应社会变化而变，才有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2013年9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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