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拒政治力量关说司法案件，打招呼零容忍：“这是侵犯司法独立最严重的一件事”。
开除党内大佬王金平党籍，“不容许任何党员挑战国民党捍卫司法公信力的坚定意志”。
“这是侵犯司法独立最严重的一件事，也是台湾民主法治发展最耻辱的一天。”
9月8日，马英九用一连两个“最”字，痛批“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及的关说事件，“足以击毁国人对司法独立的信心”。
“关说”这个出自《史记》的古老词语，在台湾特指官员利用职权干扰司法或行政活动，类似大陆的“说情”“打招呼”“搞关系”。在台湾，“关说”现象由来已久，但两位“国会”大佬、两位高级司法官涉案，这是台湾司法史上的第一遭。
9月6日上午，台湾“最高检察署”特侦组公布，“法务部长”曾勇夫、“高检署检察长”陈守煌，涉嫌接受“立法院长”王金平及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的关说，致使柯所涉及的全民电通案获判无罪后检方未再上诉而定案。
“在抗拒政治力量关说司法案件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灰色地带，也不容我们犹豫妥协。”这是马英九的态度。
特侦组已将曾勇夫、陈守煌二人分别函送“监察院”及送行政评鉴。6日晚上，“法务部长”曾勇夫率先辞职。11日上午，外界未想到的结果发生：国民党考纪委决定，开除王金平党籍。马英九说，“不容许任何党员挑战国民党捍卫司法公信力的坚定意志”。
引发政局如此严重动荡的，仅仅是一通打了声招呼的电话。
没有被忽略的“意外”
“关说案”的发现，完全是各种偶然因素的结果。
“立法委员”柯建铭，与特侦组正在追查的台湾高院法官陈荣和贪腐案，本来没有一点关系。他只是恰好给该案的一个关系人打了通电话，谈到了金钱交易。
正在监听这个关系人的特侦组意识到，柯建铭可能跟他们正在侦办的一起贪污假释案有关，因此，他们又向法院申请监听柯建铭。
柯建铭没有留下涉案的任何蛛丝马迹，监听期届满，特侦组本打算就此结案。谁知这时，他们听到了柯建铭与“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的一段通话。
监听记录显示，2013年6月28日傍晚，王金平致电柯建铭：“‘阿煌’有打电话来，说那个女孩姓林，林秀涛，是‘勇伯’的人，叫我跟‘勇伯’说。我已经和‘勇伯’说完了，他会尽力，他会弄，‘勇伯’要处理。”柯建铭反复向王金平确认“‘勇伯’是否会处理”，王金平均给予肯定的答复。
“阿煌”与“勇伯”，特侦组最熟悉不过：两位自家领导，就用这些昵称。
70岁的“法务部长”曾勇夫出身资深检察官，上任后马上恢复中断了四年多的死刑执行，被同行称作“勇伯”，62岁的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检察长”陈守煌同样是资深检察官。
通话者身份很快得到验证。特侦组调阅通联记录，惊觉，光是6月28日上午，“立法院长”王金平连打三通电话，给陈守煌拨了两通，另一通是打给曾勇夫；7月1日，王金平再次联系陈守煌。
特侦组没有监听曾、陈两位领导电话，但曾勇夫和陈守煌都未否认，他们与王金平的通话中谈及柯建铭的案子；特侦组还发现，6月29日下午，王金平打电话给柯建铭称“勇伯说OK了”。
巧合的是，6月18日，纠缠了5年的全民电通案逆转改判，柯建铭无罪；7月8日，台湾高检署确定不上诉——这必须经由“检察长”陈守煌核阅。特侦组大胆推测：自家的两位领导涉嫌“关说”。
8月31日晚，负责全民电通案的检察官林秀涛接受特侦组侦讯。当被问到“检察长如果没有这样的指示，你是否可能会上诉”，林秀涛回答，“是，我会上诉，即使我知道他上诉三审可能会判无罪，我还是会上诉，以杜悠悠之口”；她还说，“检察长有提到预算的压力，所以依照柯委员意思来做”。林秀涛的同事陈正芬证实，林回到办公室后说：“真好，不用写上诉书”。
当天晚上11时，“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黄世铭到“总统府”报告。此举被解读为“‘总长’铡‘部长’”。“部长”曾勇夫是“总长”黄世铭的直接领导。
在台湾，“法务部”为最高司法行政机关，其下依次设“最高法院检察署”（简称“最高检察署”）、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简称“高检署”）及地方法院检察署。其中，最高检察署另设特侦组，直属于“检察总长”，负责侦办最高至当局领导人的高官案件。
对于特侦组来说，意外发现的“关说”线索，有不得不办的理由。台湾“最高行政法院”法官自律委员会行政官长何洪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柯建铭的监听记录已在特侦组备案：“如果以后有人翻到这份记录，特侦组却没有办案，那特侦组以后将处在怎样的位置？”
“如果这不是关说， 那什么才是关说”
寄托着台湾人反腐期待的特侦组，查过马英九、陈水扁，铁面无私众所皆知。但许多人没料到，一件仅涉及风纪的事件，引发官场严重地震。
9月1日台湾记者节，《时报周刊》法制记者杨肃民受邀到“法务部”，与曾勇夫、王金平共用晚宴。短短几天后，饭桌上谈笑风生的两位大领导相继下台。
9月6日上午10时30分，杨肃民接到特侦组开发布会的短信。11时整，特侦组正式向媒体公布对关说案的调查结果，并公开柯建铭的通话记录。
几名涉案的高官，事先一无所知。
时任“法务部”部长曾勇夫最先作出反应。6日上午11点半，特侦组发布会仅一个小时，曾勇夫召见记者，辩称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宣布“绝不辞职”；下午和晚上，“行政院院长”江宜桦两次约见曾勇夫。晚间9时45分，曾勇夫宣布辞职。
马英九提前接到了“检察总长”的报告，显然没有把事情压下。在国外参加女儿婚礼的“立法院长”王金平，或许从新闻中才得知自己被扔了个炸弹。
9月7日，马英九公开呼吁王金平“尽快回国，对外说明”。之后，王金平从国外给马打了电话，称他只是在安慰柯建铭，并请曾勇夫“部长”帮忙处理，这个做法谈不上“关说”。
马英九采取了最决绝的方式。9月8日，他亲自召开记者会，发表八百多字的“沉痛的声明”。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问自己：如果这不是关说，那什么才是关说？如果有权势的人都可以关说影响司法，那么一般平民要如何期待司法保障公平正义？”这位哈佛法学博士、曾当过“法务部长”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说。
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批评马英九采取的方式“屈辱、不当”。但回旋的余地，完全没有。
10日晚，王金平赶回台湾，在机场发表声明，继续否认“关说”指控。王金平认为，他是以“立法院长”身份，就检察官滥用职权上诉的问题，提醒“法务部”及其下属的“最高检察署”注意，并非针对柯建铭的个案，也没有要求对该案不要上诉，因此不是关说。
马英九办公室随即以“五项事实”予以回击，特别指出，不管曾勇夫、陈守煌是否“执行”了王金平关切的柯建铭案件，不可否认的是，王金平“关切了司法个案”。
在台湾，“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类似“国会”角色，可监督行政和司法分支。“立法院”今年确曾就解决滥权上诉问题通过决议，要求“法务部”等相关部门定期向“立法院”作相关项目报告。
不过，“国会”再大，也不可以过问司法个案。台湾《立法委员行为法》第十七条规定，“立法委员”不得受托对进行中之司法案件进行游说。
在听了王金平的机场声明后，马英九“感到十分失望”。他的办公室在声明中再次重复之前的那句质问：“拨开一切语言的迷雾，台湾全体民众只要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果这不是关说，那什么是关说？”
“司法独立”没有和稀泥的空间
正如梁漱溟所言，“中国人的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台湾资深法制记者杨肃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关说”现象在台湾社会普遍存在。
“关说门”的几大主角，都很会“做人”。
王金平作为政坛“不倒翁”，连任“立法委员”达38年之久，“立法院长”当了14年。他是国民党最具实力的台湾本土派人物，向有“马王之争”情结。王金平广结善缘，是极少数与蓝绿均交好的政治人物。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他会为民进党大佬柯建铭的案子打招呼。
知情人士称，台湾高检署检察长陈守煌是一位“好好先生”，跟同为基层检察官出身的上司曾勇夫私交很好。陈守煌在接到“立法院长”王金平关说后，马上想到要通知曾勇夫，把王金平的“面子”让给他来做：“这其实是爱之切而害之。”
杨肃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关说”一般都是秘密进行，且在很多“属于暗示行为”，很难取证，对“关说”案的处理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大多最终不了了之。而这一次“关说门”，不管监听程序存在怎样的争议，特侦组抓住了把柄。
6日的记者会上，特侦组称，柯建铭、王金平、陈守煌与曾勇夫之间没有对价关系和金钱利益往来，因此本案不涉及刑责处罚，对于行政处罚部分，依据四人身份分别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在台湾法律中，没有明确定义“关说”，但“宪法”及相关法律，对于司法独立不容置疑的强调，已给“关说”行为划上了一条红线。
王金平被指踩了“立法委员”不得干预司法个案的红线，但由于法律没有罚责，他和柯建铭面临的是“立法院”及各自党派的纪律处分。如果被开除党籍，意味着他们将被剥夺不分区“立委”资格甚至丢掉院长职位。
特侦组公布的证据没有指向“法务部长”曾勇夫接到王金平电话后跟下属打招呼。不过“勇伯说OK了”，可能是敷衍之词，也被解读为他有干预案件的能力。
何洪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关说”确实存在，曾勇夫作为司法行政长官，竟能干预检察官对个案的判断，这是难以接受的。“法官、检察官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维护司法独立，涉及关说的法官和检察官必须被监督和惩戒。”
在台湾，《法官法》对法官和检察官具有约束力，且保障法官和检察官职权的独立性。
资深法制记者杨肃民介绍，依据检察一体，作为“检察长”的陈守煌有权对下属的具体办案细节进行监督。“但他不应该在法院判决书还没有下来之前就指导，更不应该与王金平通电话，把曾勇夫牵扯进来。”
作为检察官的陈守煌，按照《法官法》将被移送至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进行评鉴。2011年6月14日，酝酿长达23年的台湾《法官法》通过，特别设立法官评鉴委员会，由法官3人、检察官1人、律师3人、学者及社会公正人士4人，共11人组成，以强化外部监督。同时也参照设立了检察官评鉴委员会。
在经过审查、调查后，检察官评鉴委员会将投票作出对陈守煌的处理意见，可能包括：免除检察官任用资格、丧失公务人员任用资格、撤职等具有退场效果的处分。
这不是终局性的。根据个案评鉴结果，陈守煌可能被移送到“法务部”进行行政惩处，但若事态严重，还有可能被“监察院”弹劾，并送至“司法院”职务法庭。
职务法庭同样是因《法官法》新设，承接原“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职权中涉及法官、检察官的职务案件。对处理结果不服，也可以提起诉讼。职务法庭员工周淑桦说：“职务法庭是惩罚程序，也是救济程序。”
台湾的检察系统隶属于行政系统的“法务部”，但根据《法官法》，“法务部长”只能就一般的行政事务对检察署行使监督权，不能指挥监督个案，或决定个案的起诉、处分与上诉。
此前曾勇夫已被函送“监察院”接受弹劾审议，最严厉的惩罚是革除其部长职务。这一程序在他辞职后将继续进行。“是不是很马后炮？但事实就是这样。”杨肃民说。
曾勇夫原本坚持不辞职。马英九强调，其司法信任已遭质疑，必须负起政治责任，知所进退，去职后可循例专心去争取清白。
（应受访者要求，周淑桦、何洪豪二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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