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公款消费支出分别单列公布,第一次让老百姓也能看得懂。但面对相差悬殊的数字,外界其实很难评判哪个更为合理。而数字里的水分,更是难以查验。
只有整个政府预算全面、真实地公开,才能真正看清楚政府的钱是怎么花的。
没有哪张账单,能像“‘三公’经费支出”这样时刻撩拨着全社会的神经。
“三公”是指公款消费中最主要的三个部分——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费,也就是老百姓通常说的公车、公款吃喝、公款出国。
长期以来,公款消费现象备受社会诟病,并且常是腐败高发地带。但这些消费一直隐藏在政府各项财政支出错综复杂的数字之中,外界并无渠道窥探或者就算看了也看不明白。将公款消费支出分别单列公布,无疑是能让老百姓也看得懂。于是,晒“三公”,自然便是万众瞩目。
2011年3月,国务院首次提出向社会公开中央财政“三公”经费,并在随后将这一要求向地方扩展。第二年,国务院要求争取在两年左右,实现省级政府全面公开“三公”经费。
2013年7月,国务院又下发通知,再次要求各省级政府全面公开省本级“三公”经费,并进一步提出“争取2015年之前实现全国市、县级政府全面公开‘三公’经费”。
到现在,“三公”消费单列公布已进入第三年,但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的统计观察,公开依然注定是一场缓慢而持久的战斗。
公开的步伐
与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的节奏相比,地方的步伐慢了许多。
从国务院要求公开“三公”经费的2011年起,九十多个中央部门应声开始向社会公布这三项单列的经费。
同年起,按照国务院“比照中央”的要求,从省级到乡镇,部分地方政府也陆续加入了晒“三公”的行列。
不过,和绝大多数中央部门在政令发出当年就实现了公开“三公”经费的节奏相比,地方的公开进展看起来慢了许多。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公布了2011年“三公”经费决算数字的省级政府只有5个,公布了2012年“三公”经费预算数字的则是8个。2013年情况向好,截至9月1日,有18个省已公布了“三公”经费预算──不过,此时这一年已经只剩下4个月。
这18个省级政府中,有一些省份的公布并不完全——贵州只公布了出国费用数字,安徽只公布了部分部门的“三公”经费合计。扣除掉这些并不完整的公布,剩下的只有16个省。这意味着,在全国所有省份中,目前只有一半公开了“三公”经费,远未达到国务院的要求。
必须说明的是,这个统计可能并“不完全”,因为也许有的省份“三公”经费数字藏在政府网站的某个犄角旮旯里,南方周末记者竭尽全力也没能找到。
不过,衡量政府财政透明度的一个指标,便是是否可以被方便地查询到。
在透明度上,四川是值得一提的一个案例。在搜集数据过程中,南方周末记者留意到,作为“三公”经费公开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四川省政府网站上,已连续两年把当年各部门和各地市的“三公”经费数字链接,汇总在一个页面专题里。
像四川这样的省份,目前并不太多。尤其是再往下到市-县层面时,虽然有北京、上海、四川等少数几个地方在较大范围内公开了上下几级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数字,但全国范围而言公开程度并不算太高。不过,由于各级政府和部门数量极为庞大,目前尚无研究机构或媒体能给出量化的统计结果。
和公开进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公开的连续性依然并不稳定。
比如,广东省曾是首批公布2011年“三公”经费决算数字的省级政府,但次年只公布了一个合计的预算总数,2013年则又重新分别公布了具体的三项预算数字。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曾对30个省级部门“三公”经费公开情况进行调研,研究结果显示,2011年广东有司法、国土等至少10个省级部门公开了“三公”经费数字,2012年却一个也没有。
南方周末记者随机选取了各省卫生、商务和公安三个省级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布情况进行对比,发现截至2013年9月1日,已连续三年公布“三公”数字(预算或决算)的,分别只有4个左右的省份。
数字的困扰
是不是“三公”数字小公款消费就真的少了,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比公开程度的进程更重要的,是这些数字本身的价值。但这个问题更让人困扰。
以2013年各省“三公”经费为例:同样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广西要花9.5亿元,新疆要花4.3亿元(均为预算数字),但外界很难比较谁的花费更合理;即使同样一项公务接待预算,同样是直辖市、特大城市,上海预算近3.3亿元,北京只有不到1个亿,也很难进行比较。
而在南方周末记者对各省卫生、商务和公安三个省级部门“三公”经费的对比中,不同省份某项“三公”开支相差几十倍乃至百倍的情况亦是屡屡可见。比如,2013年湖南省公安厅的公务接待费用预算超过1500万元,而吉林省公安厅则是25万元;内蒙古卫生厅公务接待费预算七百多万元,而河北省卫生厅只有5万元。
面对这些相差悬殊的数字,外界其实很难评判哪个省、哪个部门的“三公”消费数字更为合理。
从纳税人的立场出发,政府的“三公”经费当然是越少越好。但是,是不是“三公”数字小公款消费就真的少了,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事实上,通过下属单位埋单、把消费金额隐藏在项目预算开支等方式来做小“三公”经费数字,已是许多地方公开的秘密。
一位东部省份财政厅官员,曾私下讲述过一段让人哭笑不得的经历:该省“三公”经费数字报上去之后,接到了财政部来电,询问数字为何这么高。这位官员认为,这是因为该省对其内部各部门支出入账进行了严格审核,使得数字无可隐藏。他在电话里向上级部门表示了委屈——你们来我们省视察过,我们的接待标准比很多兄弟省份都低,你们都看到了。
后来呢?听故事的人,自然会追问下去。答案是,“没有后来,说完就完了。”也就是说,即便上级部门觉得数字太高了,也只是打个电话问问,并没有给出其他明确的对应举措。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这两年的“中国财政透明度”课题里,都对“三公”经费进行了专项评估,也收集汇总了很多“匪夷所思”的落差数据。评估过后,在肯定“三公”经费公开的进步性的同时,他们也一直在报告里强调“口径的模糊,导致数据缺乏可比性”。
基于此,他们不再打算把“三公”经费作为一个长期观察的项目。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课题组的老师们,也对从官方到民间的“三公”概念热表示了担忧。在他们看来,只有整个政府预算全面、真实地公开,才能真正看清楚政府的钱是怎么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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