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刘晓玲) 作为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动帮着国家工作人员出售“权力”，“亲朋好友”、“专家学者”和“退休干部”，成为行受贿犯罪的专业经纪人，且成为主力军。昨天西城检察院向媒体透露，该院反贪局在近两年办理的贪污贿赂案件中，很大一部分出现了“行受贿代理人”，这种犯罪新模式正悄然滋生。 “行受贿代理人”犯罪模式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不直接接受贿赂，而是通过自己信任的人间接接受，再转由自己支配，行贿人也心照不宣地将贿赂送到“代理人”手中。
“亲朋好友”帮助出售“权力”，
成为受贿者的“经纪人”
据西城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介绍，作为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代理人与受贿人之间是亲人或者多年的好友。行贿人会直接找到代理人，提出要求，事后将好处费交给代理人，由此，行贿人与受贿人从未谋面。代理人接受贿赂后，或者转交受贿人，或者通过成立私人公司等方式将受贿财物隐匿于公司或者私人账户，供受贿人日常消费使用。而“代理人”也不仅只是接受贿赂的工具，很多都成为帮助国家工作人员出售“权力”，寻找受贿机会的经纪人，这些“代理人”最终也被认定为受贿犯罪的共犯。
西城检察院在2010年查办的某机关房管部门领导魏某受贿串案中，该领导安排自己朋友王玉祥成立私人公司，利用其主管本单位房屋开发建设的职权，接受一些施工或者房地产企业给予的高额贿款及价值近90万元的汽车一辆，而这些财产均在王玉祥的公司名下。
在另一起案件中，黄某曾是副局级干部，2006年10月，其接到朋友徐阳的电话，说自己的兄弟公司因故被调查，希望黄某能帮助疏通关系。黄某满口答应，并屡次帮忙上下打点，事成之后，徐阳从那家公司领取了几十张、共存有200多万元的银行卡交给黄某。据徐阳交代，这些卡都是找来一些无业人员的身份证办理的，每张卡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由于是普通借记卡，黄某知道密码就可以随意消费，而从法律上又不属于个人资产。
受贿人除了应请求进行权钱交易，有时也会通过代理人主动进行权力寻租。
在西城检察院今年查办的另一行受贿窝案中，拥有重要资金及项目审批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梁某，在日常工作中与几个私企管理人员建立了信任关系，当梁某所在部门将有资金或项目审批时，就会主动找到这些代理人，让其联系相关企业，与企业就权力寻租进行“议价”。有的代理人还“雁过拔毛”，将部分贿款中饱私囊，这直接导致一些案件中，行受贿双方对贿款金额认定不一的情况。
“专家学者”成为活跃的
行受贿代理人
检察官说，一些政府招标项目，都会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专业评审。投标单位为了顺利中标，急需取得项目负责人的“支持”和“内幕信息”，而作为第三方的评委，既能直接联系项目负责人，又掌握有关信息，同时专家、学者的身份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更易接触，因而成为投标单位最渴望“拉拢”的人。于是一些评委被拉上船，成为活跃的行受贿代理人。
上述案件中的国家干部梁某，在由他负责的政府招标项目里，工程师孙成被聘为评审专家。在招投标过程中，梁某与孙成密谋，由孙成出面与一家投标公司协商，为其争取中标机会，但要对方支付一定好处费，对方公司欣然应允。该公司顺利中标后，支付给孙成60万元好处费，孙成转交给了梁某。经查明，梁某与孙成以同样方式先后向5家公司索要好处费300余万元。
“退休干部”型作为
行受贿代理人更受“欢迎”
据介绍，不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退休前建立了庞大的“关系网”，退休后由于身份的转变，与企业接触反而更加容易，这使得一些退休干部作为“行受贿代理人”比普通“代理人”更受欢迎。
西城检察院查办陆某受贿案中，陆某曾任地方某局副局长，退休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某房地产公司经理付建文，付建文正欲承接一项政府工程，便请陆某帮忙打点，并和他签订了一份1500万元“居间费用”合同。于是陆某做起了“居间人”，在付建文和该工程主管领导之间牵线搭桥。事后，付建文多次给陆某所谓“居间费用”，并通过陆某将好处费打给该工程主管领导。
另悉，目前在职干部充当“行受贿代理人”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文中被告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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