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0月4日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0月3日发表题为《中国必须坚持自己的城镇化道路》的文章，作者为丹·施泰因博克。文章称，未来几周，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就要初显成效了。在西方，人们通常对这一道路持怀疑态度，有时还会予以严厉批判。因此，该是进行一番理性审查的时候了。
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北京即将创建一个“拥有2.6亿人口的中华城”，《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章家敦就将其比作“以京津为核心的环渤海经济区”。这些评论人士还认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巩固巨型城市之间的联系，增强社会凝聚力并增加城镇居民的福利。
文章称，中国领导人对大城市梦并不太感兴趣，他们似乎更倾向于以人口在100万到500万的中型城市为基础实施城镇化。而许多西方学者却鼓吹，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应推进大城市型的城镇化。
文章指出，实际上，就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而言，中国现在的情况与英国当年并没有不同。两国的区别在于人口规模。
如今，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100年前，英国也是如此。但英国当年的人口大约是3100万，而中国当前的人口数量已超过13亿。因此，并不是中国的城市规划者主动要让中国“变大”，相反，他们是被迫为之。因为除了进行大规模规划，他们几乎别无选择。
除了人口规模，富裕程度较低也是一个问题。当工业革命在英国初显成效时，其人均富裕程度就已经与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相当。
文章称，合并难题多、人口规模大和富裕度较低三大问题使得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与众不同。
也有观察家指出，中国的规划陷入了“城镇化误区”。他们认为，中国的乐天派把城镇化视为解决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的方法，但这是错误的，因为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说：“国家经济不会因为城镇化而增长，但经济的增长会促进城镇化，因为城市的好工作和劳动报酬都比农村多。”
任何一名经济史学家、地理学家或城市规划专家都会指出，城镇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至关重要。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认为，现代经济的增长始于城镇化加快之时的原因，因为城镇化加快会促进繁荣度的迅速增长，加快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转移并提高国际化程度。
文章认为，但是，单靠城镇化是不够的。中国的改革者和他们的批评者都认为，真正重要的是生产率。然而，在不同国家，促进城市生产率的方式各不相同。
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一线沿海省份以及大城市的出口和投资净收益来拉动。但如今在这些地区，新兴的中产阶级已经出现。税收开始支撑一种新型的社会模式，经济增长逐渐由消费拉动。
然而，中国的规划者却无法在贫穷、欠发达的地区实现这种模式，在这些地区，经济增长仍然要靠投资拉动，工业化刚刚起步，城镇化水平也较低。在此类城市，中产阶级几乎不存在，税收仍无法支撑新的社会模式。这些地区需要工业化和城镇化来加快经济发展。
在西方的发展史上，实现城镇化依靠的是较低的人口规模和较高的人均收入，而且在那个时期，贸易、资本和人口流动都比较自由。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解决好人口多、繁荣度低的问题，而且在这个时期，资本流动要靠政策驱动，地区贸易摩擦频繁且人口流动率也较低。
文章称，这种模式将会一直遭到发达的西方误解，但却非常值得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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