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罗：写作是一场绝望的竞赛

　　10月10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当爱丽丝·门罗的名字从诺贝尔奖委员会终身秘书彼得·英格伦的口中蹦出后，会场一阵骚动和欢呼声。人们举起相机和手机，对着英格伦的大脑门不停地拍摄。

　　大西洋的另一岸，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一大早在推特上“代表全体加拿大人，向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爱丽丝·门罗荣获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表示祝贺”。

　　门罗的好友，加拿大另一位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则在推特上说：“我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爱丽丝，赶快接电话啊。”

　　而此时门罗，正躺在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小镇的家中，安然地睡觉。最终，是女儿把她从睡梦中叫醒。这位想象力丰富的女作家没想到，今年自己会得诺贝尔奖，她说：“你知道，我来到西部，是要处理很多家务事。”

　　82岁的门罗老太太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在采访中她甚至一度语带哽咽：“这感觉真是太美妙了！”虽然与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老人却想不出什么语言来形容这份“美妙”。

　　只是很快，门罗就恢复到了往日的谦逊与平和。在获得诺奖之后的几天里，她并没有接受几家媒体的采访。即便是面对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话筒，这位满头白发、脸颊削瘦、带着银色耳环的老人家仍然像对待她的短篇小说一样，惜字如金。

　　门罗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人。她也是在该奖项设立的100多年里，第13个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而在此之前，她三次荣获加拿大总督小说奖，以及英联邦作家奖、欧·亨利奖，还有布克国际文学奖等。

　　但门罗自己却觉得，写作“是一种绝望，绝望的竞赛”。在过去的大半生里，“我没有一天停止过写作。”门罗说。

　　她生活在加拿大西部一个只有3000居民的小镇，这是他第二任丈夫出生的地方。这里距离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有三个小时的车程。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她都住在一幢带小花园的家里。

　　“饭厅里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放满了书，”前去采访的《巴黎评论》记者描述道，“而在其中一侧，放着一张小书桌，上面是一台旧式打字机。这就是门罗写作的地方。”

　　美国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则称， “门罗是为数不多的能让我相信‘小说就是我的信仰’的作家之一，而这些作家大部分已经作古。”

　　20岁家境贫寒的门罗只读完大学第二年的课程，随后嫁给詹姆斯·门罗，来到温哥华的郊区，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在随后几年里，她连生四个女儿。怀孕期间，门罗一直“像疯了一样”进行写作，因为她觉得，“以后有了孩子，就再也不能写作了”。

　　在漫长的写作马拉松奔跑时，她输掉了一个女儿。她的二女儿出生后不到15个小时，便不幸夭折。

　　写作时间对主妇门罗来讲变成一件奢侈的事。孩子们还没到上学年龄之前，门罗在他们睡午觉的时候写作。等孩子上学了，她就在他们上学之后写。她和第一任丈夫开了一家小书店，去打理书店之前，在家做家务的时间也用来写作。

　　她对自己每天的写作页数有一个定量，强迫自己完成，“这是种强迫症，非常糟糕”。

　　曾经一段时间，她要照顾四个孩子，她试过一直写到凌晨一点，然后第二天一早六点起床。“我记得自己曾经想，这太可怕了，我可能要死了。我会心脏病发作。”

　　在她有些绝望的时候，1968年，门罗37岁，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舞》终于问世—这部集子的写作时间差不多和她大女儿年龄相仿。而这本迟到的处女作一炮而红，为她第一次赢下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

　　她赢下了一座分量十足的奖杯，却没有守住那份海誓山盟的婚姻。如今，前夫詹姆斯还在用心运营着那家据说只卖平装书、遭许多传统书商鄙视的书店。门罗的获奖，给冷清的书店带来不少生意。

　　随着声名鹊起，她反而成了加拿大文学圈一个不折不扣的“逃离者”。她搬回了自己出生的安大略省，在克林顿小镇定居下来。

　　有记者称她，在避开与文学界的接触方面，可称得上是个“高手”了。“我想我是个友善的人，但不好交际。”门罗淡淡地回答道，“但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已经丧失了自信。我会听到太多我不理解的谈话。”

　　她从不把自己定位一个公众意义上的作家，她说：“唯一会阻止我写作的就是把写作当成一份职业。”

　　在小镇上，门罗只知道一名“其他的作家”。那是一个住在一幢年久失修的房子，光着上身、坐在屋后的走廊上，伏在一台打字机上打字的男人。“不管是下雨还是晴天，他每天都坐在那儿，”门罗说，“我不认识他，不过，我真是好奇死了，他究竟在写些什么。”

　　拿出交际时间来写作，对门罗来讲，并不算是一种牺牲。“主妇们聚在一起，争论些什么方式吸尘或是清洁绒毛玩具更好，”她对此很不屑，“我都快被弄疯了。”她宁愿推着婴儿车，走到几公里外，避免这些咖啡聚会。

　　但门罗是个绝好的聆听者，她的小说中许多素材，都来自她听到的小镇上的故事。她写的基本都是这个城市郊区小镇中上演的平民中的爱情、家庭生活。

　　门罗一生创作了11部短篇小说集和1部类似故事集的长篇小说。所有小说的主题，几乎可为其2001年出版的小说集标题完美概括，那就是：憎恨、友谊、求爱、爱情、婚姻。

　　“我从不为寻找素材发愁。我只要等，素材就会冒出来，唯一让我犯愁的是如何处理这些海量的资料。”她说永远都不会离开这个小镇了。

　　玛格丽特称，因为门罗的小说，她生活的小镇已经和福克纳（美国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成为产生传奇的地方了。放在中国，那可能就是莫言的高密县。

　　“她的作品地域性非常强，同时，她在小说中为我们呈现出这些地方人们的普遍共通的人性。”《纽约客》小说编辑黛博拉·特瑞斯曼评价道。

　　但是在很久之前，加拿大作家都不太敢触碰加拿大相关的题材和小城镇的故事。“我们被告知这些题材在市场上销量惨淡。”加拿大作家联盟的执行主任约翰·德根表示，“爱丽丝·门罗则为我们照亮了这条道路，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写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是谁。这是她成功的秘诀。”

　　不过门罗也承认，并不是随时都能闪现新的想法。“每逢这样的时候，我一整天情绪都不好，也是我唯一非常烦躁的时候。”这些时候，要是她的丈夫找她聊天，或在房子里进进出出，把门弄得砰砰响，她就觉得“快要爆炸了”，要是他还敢哼起歌来的话，估计只能吃不了兜着走了。

　　和门罗一起进行写作长跑的，还有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只是后者又做了一次“陪跑者”，但他们有很多相通之处。和村上一样，门罗每天坚持走很远的路。门罗给自己定的目标是5公里，如果哪一天不能走这么多，以后必须在其他时间补回来。

　　“你是在保护自己，这么做会让你觉得如果你遵守所有好的规矩和习惯，就没有什么可以打败你。”像每天坚持散步一样，门罗也从没停止写作。其实，门罗所害怕的“不是放弃写作，而是放弃那种兴奋，或者失去想要写作的冲动感”。

　　她一直疑惑：一旦不需要一直工作了，大多数人会干什么？“我唯一用来填补生活的就是写作，”我没有学会如何多姿多彩地生活。”面对法新社的记者，她谦虚地讲道：“我想或许我在文学方面成功，是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天赋。”

　　在出版最后一本小说集《亲爱的生活》之后，今年年初门罗宣布封笔。该书获得了安大略省的延龄草图书奖。“在欢呼中离去，感觉很美。”门罗自我安慰道。而早在三年前，门罗披露了她同癌症抗争的经历，但没有说太多细节。

　　折桂诺奖，似乎又让她燃起了写作的冲动。门罗笑着说，“我实在工作太久了，我想也许自己该放松放松了。但是，获得诺奖或许会让我改变封笔的主意。”

　　对很多人来讲，爱丽丝·门罗还是个陌生的名字。在诺贝尔奖官网的一项调查中显示，没有阅读过门罗作品的有将近七成。

　　一些媒体形容门罗获奖为“爆冷”。不少网站上冒出类似《关于爱丽丝·门罗不得不了解的十件事》、《爱丽丝·门罗轶事五则》等文章，来介绍她曾经在大学做过女招待、采摘过烟叶，不少作品被改变成剧本等故事。

　　但这些并不影响这块诺贝尔奖章的分量。宣布门罗获奖的彼得·英格伦评价道，“短篇小说一直处于长篇小说的阴影中，门罗选择了这种艺术形式，她将它很好地开垦，接近完美。”

　　美国犹太作家辛西娅·奥兹克曾称她为“我们时代的契诃夫”，“她将会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更长久地被读者记住”。

　　很多人想知道，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对门罗来讲是否算是赢得了这场“绝望的竞赛”。 只是，那个她曾在大学里“极度迷恋”，和她携手走过40年的第二任丈夫格里，已经不能和她分享这份胜利的快乐了。今年4月，格里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