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燮阳的音乐人生

　　“我小时候根本没有条件学音乐，现在城市里培训机构非常多，很多孩子从小就有机会学习音乐，但培训机构的主要目的还是商业利益，培训老师的水平也很难说，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现在学习音乐并不比我当年来得容易”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在《中国，我可爱的母亲——陆在易作品音乐会》新闻发布会后，本刊记者拦下执棒本次音乐会的著名指挥家陈燮阳先生，希望他能拨出半个小时谈谈他的音乐和人生。

　　乍闻需要半个小时，陈燮阳连连摆手，一口拒绝道：“要这么久？我哪里有这么多时间？”

　　然而，在走进休息室跟本刊记者面对面交流之时，陈燮阳却又言笑晏晏，谈兴颇浓。他一再表示音乐之于他，既是职业，又是爱好：“别的我也不会，我只会音乐。”

　　陈燮阳说音乐让他获得了此生的实现感：“学音乐的人那么多，我对自己已经很满意了，命运对我是很厚爱的。”

　　这位年逾七旬、有着“中国第一棒”美誉的指挥家，其音乐人生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高龄”学生

　　陈燮阳1939年出生在江苏武进。14岁之前，他没有摸过钢琴。他音乐生涯的开始，带有步步惊心的传奇味道。

　　陈燮阳的家庭，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诗书之家。父亲陈蝶衣，是中国最早的流行音乐曲作家和词作家，《凤凰于飞》《南屏晚钟》《情人的眼泪》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均出自他手。母亲朱铭庆，亦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女，在上世纪30年代曾同当时上海的四大才女一起举办过画展。

　　然而，这个“才子”、“才女”组合出的婚姻，记录的不是美满，而是惆怅——在陈燮阳的记忆里，父亲并不在家居住，母亲因此郁郁寡欢。

　　在陈燮阳12岁那年，年仅39岁的母亲去世。一年后，父亲抛下陈燮阳和陈燮阳的姐姐，远走香港。此后30年，音讯全无。陈燮阳不得不在武进乡下随祖父祖母生活。

　　这几乎是陈燮阳一生都难以愈合的伤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陈燮阳自称“孤儿”，悲恨满腹。

　　1953年，长陈燮阳6岁的姐姐，调任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任歌唱演员。这年夏天，姐姐从报纸上看到一则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附属中学（即后来的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招生信息，其中“学校提供学费和助学金”的字句让姐姐心生希望，赶紧写信要陈燮阳来南京，再陪他去上海报名考试。

　　谁知姐弟二人险遭拒绝——招生简章载明招生对象为小学毕业生，而陈燮阳已经就读初二，条件不符。再三恳求后，校方最终同意破格面试。

　　陈燮阳紧紧把握住了这张来之不易的“入场券”。在用二胡演奏《二狼山》等面试环节中，陈燮阳凭良好乐感和不俗潜质征服了几位考官，他们一致同意发给陈燮阳一张编号为“特1号”的准考证。

　　握着这张准考证，陈燮阳又去参加文化课考试。最后，陈燮阳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实现了第一个人生转折。

　　陈燮阳起初学的是钢琴。与如今三四岁即开始学习钢琴的琴童们相比，陈燮阳算是“高龄”学生：“我那时已经14岁，接触钢琴比较晚，但我接受起来特别快，我觉得我很聪明。我在上海是没有家的，就住在学校，所以我的礼拜天基本都在听唱片、练钢琴。”

　　陈燮阳的作曲才能也有显露。他创作的《山区的公路通车了》等曲目，在当时很是流行。

　　在音乐学院附中毕业之际，陈燮阳得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和指挥系的青睐。经开会讨论，两个系“抢人”的结果以指挥系的胜利告终。

　　于是，1960年，陈燮阳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攻读本科学位。一颗璀璨的指挥之星，也从这里冉冉升起。

　　一“救”成名

　　陈燮阳首次以指挥的身份登台，是在音乐学院附中读初中之时。当时，他编写了一组交响乐，交给同学组成的乐队演奏，自己担任乐队指挥。

　　第一次背对观众、用指挥棒引领乐队的经历，让陈燮阳体验到巨大的满足感。他曾向媒体回忆说：“当时的感觉很兴奋，整个人非常投入，那是我坐在乐队里演出时感觉不到的一种紧张又完全随性的激情。谢幕的时候，当我转过身去再一次面对观众时，如潮的掌声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给予的满足感。”

　　陈燮阳真正迈上职业指挥的道路，竟是因为一次“意外”。

　　陈燮阳本科期间的授业教师之一，是我国指挥界“元老级指挥大师”黄晓同。在一次音乐会上，应邀执棒的黄晓同突然病倒，黄晓同力荐当时还是在校学生的陈燮阳给专业乐团“救场”。陈燮阳不负众望、一“救”成名。

　　多年之后，黄晓同向陈燮阳点破这次“救场”的秘密：“其实我没有病得那么重；当时的念头就是，不如顺水推舟，把你赶上舞台，看看你在没有准备的救场中能否经受住考验。”

　　原来，一“救”实为一“让”，承载的是老师的殷殷厚望。

　　带着老师的期望，陈燮阳开始以激情四溢的指挥风格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

　　1965年，陈燮阳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进入上海芭蕾舞团任管弦乐队常任指挥。在这里，陈燮阳将芭蕾舞剧《白毛女》足足指挥了16年，该剧也为陈燮阳赢得了全国性声誉。

　　上世纪80年代初，陈燮阳赴美学习，师从耶鲁大学奥托·穆勒进修指挥课程。在指挥纽约现代管弦乐团的一次演出中，陈燮阳以一曲中国芭蕾舞曲《魂》惊艳全场。

　　“陈燮阳时代”

　　1984年12月，从美国结束学习的陈燮阳回到中国，出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这家乐团长达24年的“陈燮阳时代”正式启幕。

　　上海交响乐团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古老的交响乐团之一，以最早广泛介绍西方音乐、最早演奏中国第一部管弦乐作品、最早培养中国音乐人才、最早培养中国交响乐听众等多个“最早”，曾享有“远东第一”的盛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家乐团的历史，就是交响乐在中国的发展史。

　　陈燮阳接手之时，正是该团亟待复兴之际。

　　在美国学习考察后的陈燮阳已经熟悉现代乐团的管理经验，自上任后，陈燮阳先后操刀实施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其力推的音乐总监制、演奏员合同制等，在新中国音乐史上皆为创举。

　　1986年底，上海交响乐团实行音乐总监制，陈燮阳担当首任总监。此时，尽管“音乐总监”已经是国外大多数交响乐团的例行管理体制，但在中国还属新生事物。于是，陈燮阳成为新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第一位文艺院团的总监。

　　陈燮阳表示，音乐总监主要负责艺术，他没有更多的精力来管行政，行政应该是经理部门的事情，这样分工就很明确，总经理负责筹钱、发工资、定合同等行政事务，音乐总监负责音乐家的聘用、音乐季的策划以及担任指挥任务等。

　　在上世纪90年代初，陈燮阳为上海交响乐团招募外籍演奏员，亦是新中国音乐界开先河之举。

　　陈燮阳曾这样袒露当时的心声：那时候管乐方面的演奏人才比较欠缺，上海交响乐团要想提高水平，就需要适当引进外援，有的外籍演奏员工资甚至比他本人还高，也有人因此很不平衡，认为大家担任同样的工作，为什么外国人收入高，后来大家也习惯了、想通了，毕竟是提高了整个乐团的水平。

　　在一系列华丽转身后，陈燮阳将乐团带到了国际舞台。

　　2004年6月20日，为庆祝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25周年，陈燮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在柏林爱乐大厅举行庆典音乐会，收获巨大成功。

　　能够在世界古典音乐中心的柏林打响上海交响乐团的名气，让陈燮阳很是自豪。在他看来，对指挥而言，其真正的本事，就是站在指挥台上，把乐队训练成一支高水平的乐队。

　　尽管多次带团出国演出，陈燮阳仍感觉“我们走出去的太少，让人家了解我们、接受我们的机会太少，我们中国的交响乐团、我们中国的优秀作品，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普及不够。”

　　为使中国民乐走向国际，1998年1月、1999年2月，陈燮阳率中央民族乐团赴奥地利、德国、丹麦，在世界著名的维也纳金色大厅和柏林爱乐大厅，以及其他城市音乐厅举办中国新年音乐会。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返场的必演曲目是《拉德茨基进行曲》。为了给这支老曲目增添中国风味，陈燮阳创新性地加入锣、钹等京剧元素，让《拉德茨基进行曲》充满浓烈的民族韵味。“其实，外国观众并不熟悉我们的民族音乐，但他们的音乐素养很好，觉得这样的变化非常新颖，所以反响非常好。”他说。

　　何谓优秀音乐作品

　　如何提高中国观众的音乐素养，是陈燮阳心头的又一件大事。

　　在任职于上海交响乐团时期，陈燮阳就力促成立交响乐爱好者协会，为交响乐培养观众。“在上世纪90年代，流行音乐、电影电视等娱乐方式占据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交响乐这样的高雅音乐市场萎靡不振，这就需要我们培养观众对古典音乐的兴趣爱好。”

　　在陈燮阳看来，现在的很多音乐作品根本不美，“我是不听、不喜欢的”。他说，“那些出自感情的、发自肺腑的、能够令人向上的，甚至能够展现民族精神、反映时代风貌的音乐作品，才是真正美的、优秀的音乐作品，而绝不是单纯的玩弄技巧之作。”

　　陈燮阳认为，优秀音乐作品不多，是当前社会浮躁风气在音乐圈的一种投射。“从事音乐的年轻人，他们受到外界太多的诱惑和干扰，很难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搞艺术、搞创作。在我看来，他们当中，真正对音乐抱有真挚之心的很少，甚至缺乏必要的责任心，很难说是在用心去创作，自然出不来上等佳作。”

　　回顾自己从乡下农村走入严肃音乐的殿堂，陈燮阳深感命运的厚爱：“我小时候根本没有条件学音乐，现在城市里培训机构非常多，很多孩子从小就有机会学习音乐，但培训机构的主要目的还是商业利益，培训老师的水平也很难说，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现在学习音乐并不比我当年来得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