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 记者梁为 10月19日，“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举行，300多名转基因铁杆支持者参加了活动方所组织的报告会，并参加了设在华中农大国际会议报告厅的“转基因大米晚宴”。
自今年5月以来，类似的转基因大米试吃活动已在我国28个城市开展，都是华中农业大学为活动提供所需的转基因大米。而这一次，还加入了刚刚收割不久的、由其自身研究种植的“黄金大米”。
晚宴：宣传转基因水稻
在19日的晚宴上，一种转Bt基因大米被做成月饼、米糕、米粑和豆皮；而10公斤的“黄金大米”则被熬成米粥，供与会者食用。
搜狐网友@山再那里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说，参加这次活动的网友来自全国各地，他们通过Q Q群或在微博私信里报名，最后，正式报名的有260人，但当天275人的会场都坐满了。
据其介绍，来参加的网友除了差旅自费外，还为活动捐助经费，“大人每人交纳会议费用230元，学生则50元，嘉宾也不例外。”
另一名组织者、华中农大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严建兵说，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宣传转基因水稻。
院士：不知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转基因
活动的主角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他同时也是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在活动中作了题为《作物育种的主要发展趋势》的演讲。
张启发在演讲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2009年5月，在11年的争取之后，我们研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与Bt汕优63取得了国家所颁发的安全证书，当时我比较乐观，但现在4年过去了，这两张证书也将在明年失效，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了。”
他说，他将在两个月后卸任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一职。
张启发透露，今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61名院士在建议书中写道，‘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不起来，则商业发展不起来，对科研影响非常大’，同时院士们指出农业部的不作为。”
为什么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会陷入困境？
张启发说，我以为中国人非常理性，有科学精神，但在2000年前后，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那么多人冒出来反对转基因。
环保组织：反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
“绿色和平”农业与食品部负责人俞江丽说，“绿色和平”一直反对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商业化，一旦其商业化而大面积种植，通过基因漂移作用，将对我国野生水稻品种带来灭顶之灾，而食用转基因大米对人体的影响也尚未有定论，将13亿人置于未来潜在的风险之下是难以接受的。
早在2004年，“绿色和平”曾在湖北展开了对转基因水稻种植的调查，并在2005年4月发布了调查报告，指转基因种植在湖北等地的种植已非常广泛。
2005年8月，湖北省农业厅发表申明，称华中农业大学大新技术研发公司等企业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实验过程中，“擅自扩大种植面积”，责成有关单位对其进行处罚，并对已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进行了铲除。
这被视作“绿色和平”与华中农业大学的一次直接交锋。
俞江丽说，很多转基因水稻研究团队中的成员都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国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又是种业公司的股东，10年来，他们不断从国家的各个层面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有着明显的利益驱动。
对话
院士张启发：
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最大阻力是政府决策
南都：我国转基因水稻技术现在处于什么水平？
张启发：转基因水稻国产化科研水平正处于最好水平，仅从技术上说，和美国有得一比。但商业化运作就差远了。现在必须建立强大的种业公司，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
南都：你认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张启发：最大的阻力是政府决策。2009年，我们两个品种的转基因水稻获得农业部的安全证书时，离商业化种植还差品种审定、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但因为外界一些反对声音，农业部并没有为其建立一套程序—一套如何评审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推进的办法，这非常遗憾。
南都：华恢1号与Bt汕优63这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到明年5月便要过期，现在能做些什么？
张启发：证书过期就过期了，还能做什么？从1998年开始，我们用了11年时间去申请那两张证书，然后寻求将其推进，但到现在，我感觉是更远了。
南都：有环保组织认为，国内许多转基因水稻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些种业公司的股东，他们推进转基因并不单纯出于科学精神，而是有着利益驱动。
张启发：你说到利益，我希望老百姓种植转基因水稻，用更少农药，获得更高产量，使用更少劳动力，这是我最为重视的利益。对于种业公司，我希望它更挣钱，因为它挣钱才有更多资金投入科研。当然，我是做研发的，如果能从中获得合法的收益，这是好的，但不是我有多需要钱。 南都记者 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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