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者的理想中，“布依大院”计划并非要做成“乡村致富”的样板工程，而有着更深层面的意义，即探索“建立乡村公共生活规则，重塑乡村公共生活空间”的实验。但这个多方共赢的乡村建设计划却被拉扯进了地方政府复杂而微妙的官场逻辑中，结果难以预料
本刊记者/闵杰 (发自黔西南州)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10月18日，兴义市开始下起蒙蒙细雨，这个地处滇、桂、黔三地结合部的小城是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
从湖南长沙来的董萍(化名)心情如同这暗沉的雨天。董萍是一名“乡建”志愿者，作为微博“布依大院”的实际管理人，她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一直努力推动这一计划，但收效甚微。
9月初，于建嵘透过微博表示，将赴贵州省兴义市则戎乡安章村挂职“村主任助理”，任期两年。在这两年中，他的目标是，对安章村的纳具组这个原生态布依族村寨进行“民族村庄整治和文化抢救工作”，通过建设“布依大院”，打造中国西南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特区。
这一带有浓重乡建情结的构想引起了很多人关注，媒体报道称，当地州、市的官员，纳具村的村民，甚至董萍这样的志愿者，都为此“蠢蠢欲动”。
但接下来的事情却一波三折，令人费解。“村主任助理”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教授的“布依大院”
从兴义市出发，公交车半小时就能到达则戎乡的安章村，这里距离市区仅12公里。
公路两侧，是一些新建的民居，多为二三层小楼。一条狭窄但能通车的水泥路沿山势往上延伸。下车步行5分钟，正觉得有些气喘的时候，就来到了一棵硕大的榕树下。
刚来的时候，董萍喜欢坐在这棵大树下，见到过往的村民，她都要上前热情地招呼，“大姐过来坐坐吧”。村民见到她，总会问一句，“于老师来了吗?”
村民口中的于老师，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
于建嵘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一个最不像学者的学者，总是“不务正业”，在北京宋庄画家村租下一个大院子，一边在画画的道路上自学成才，一边接待进京上访户，还是“微博打拐”和“随手公益”的发起人。也有人说他是最具“底层情怀”和最了解农村的学者。他曾沿着毛泽东当年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走过的路线，进行过广泛的农村考察。
8月14日，于建嵘应律师朋友王鹏之邀，前往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兴义市游览。在去南龙古寨的途中，于建嵘第一次来到了则戎乡安章村纳具组，返回途中又二次来到这个传统的村落。
安章村共有18个村民小组，纳具组位于马岭河和万峰林之间，背靠大山，环境清幽，是个修在山坡上的布依族村落。
与大部分山里居民相似，这里的年轻人成家之后，大多离开住了几十年的破旧老屋，在更靠近集市、生活更便利的山下公路旁修建新居。
留在山上的，是和老人们几乎同龄的老房子。这些老房子外墙多是石板房，依旧保存着布依族古朴的建筑特色，内部则多是纯木结构。由于长期空置，不少房子已经成为危房，有的甚至坍塌了。
于建嵘在后来的总结时感慨说：这里“风景真美;村民真穷;村庄真衰败。”
听说于建嵘到访，中共黔西南州党委书记，央视原知名主持人张政也赶了过来，两人一起查看了村庄现状。
“我跟张政建议，希望他们尊重历史，保留布依族文化，不要搞大拆大建式的所谓‘城镇化建设’。”于建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和张政的交谈中，他提到了自己所居住的北京宋庄村，如何由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庄变身为艺术家聚集的画家村。在他看来，在安章村搞艺术家村有两大优势，一是风景优美，二是兴义有机场，有直飞北京的航班。
“这个建议让张政很兴奋，他希望我帮他们具体策划和运作起来。”于建嵘说。张政还当场指示当地有关领导赶紧写立项报告。
走过无数村庄的于建嵘这次也动心了，当天他在自己的微博里写道：“我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让我这样动心的。我与地方政府商量，决定把万峰林山下一个废弃的占地两亩左右的学校买下来，建一个布依族式的工作室，这里还有许多废弃的农家小院，有想来写书、作画和搞音乐或休养的朋友，速联系，我们一起打造中国西南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特区。”
几天后的8月22日，在张政的指示下，一个包括黔西南州副州长黄曼、州政协副主席廖星、兴义市副市长黄莉、则戎乡党委书记袁志嘉、安章村党支部书记查玉刚在内的20余人考察团专程前往北京拜访了于建嵘，准备细谈“布依大院”计划。
“交谈中，于建嵘以玩笑的口吻对考察团说，那我去给你们当村主任助理吧。” 当时在场的董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方听说后表示很欢迎。
8月28日，兴义市则戎乡党委、政府便正式向于建嵘发出了邀请，请于建嵘到安章村挂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助理，时间暂定为两年(2013年10月至2015年9月)。
很快“著名学者于建嵘被聘为村主任助理”的消息便传播开来，引来舆论的关注。有人将此举与近代晏阳初、梁漱溟等近代知识精英的乡村建设相提并论，也有声音质疑于在 “作秀”。
“我是搞农村研究的，到农村去本身就是我的本职工作，不存在挂职不挂职的问题。”于建嵘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希望能让布依族的纳具村从衰败中得到修复，通过建立文化旅游性质的‘布依大院’，让村民和艺术家实现双赢。
“我绝不在贵州领一分钱工资补助和报销车马费，绝不到村民家白吃白占，全是自带干粮。”于建嵘说。
前迎后拒
不仅自带干粮，于建嵘还为这个计划准备了“真金白银”。 于建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刚出版了新书《父亲的江湖》，所有的版税收入加上拍卖了4幅画的所得，准备了大概七八十万元。
9月15日，于建嵘第三次来到了安章村，不仅带着现金，还带了一个20多人的团队。重庆的热心网友甚至自己开车一千多公里带了一百多万现金来支持建设。9月16日，村支书查玉刚和村主任詹仁彪召开了村民小组会议。于建嵘在会上陈述了自己建设布依大院的构想和前景，并展示了布依大院的设计方案及效果图。
按照最初计划，村民租房的参考价为：空置危房，每平方米每年8元;空地每平方米每年2元;租期为30年。
于建嵘现场强调了几条原则：必须是村民和投资者自己谈判;必须保证外来投资者的建筑符合规划设计风格;建设过程中，必须保证村民的利益不受损害。
进村后，他一边对村民宣讲规划和合作方式，一边着手改变村民的公共生活规则。
“村里卫生状况很糟糕，我就和村民约定，一起动手把大榕树周围的环境来一次彻底的打扫。”于建嵘略带得意之情地说，第二天，当自己按约定时间赶到大榕树时，已经有20多名村民干得热火朝天，让他颇为感动。
在于建嵘看来，今日中国乡村之衰败，尤其表现在公共生活层面上，农村的发展，最终需要农民自己的创造力。“找一两个项目，让一两个村富起来，不难，但我们需要探索的是，帮助农村建立新的公共生活规则意识，让农民有新的行动，唤醒他们自治的意识。”
于建嵘表示，这次计划一个更深层面的意义，并非做成“乡村致富”的样板工程，而是要探索“建立乡村公共生活规则，重塑乡村公共生活空间”的实验。
于建嵘这次进村，主管旅游的副州长黄曼一直出面陪同，黔西南州州长杨永英也专程来村里看望。
“不过有些奇怪的是，州领导出面全程陪同，但兴义市领导却一个都没有露面。”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董萍有些不解，“州政府一直陪着于教授，但似乎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意见和表态。”
王鹏也隐约感觉到了阻碍，“为了今后跟村民不发生土地面积上的扯皮，我们前期希望乡政府帮忙测量村民的房屋和空地面积。但9月15日再来村里时，乡政府却迟迟不肯拿出测量面积。”王鹏说，很多村民告诉他，“乡里有关人员早来丈量过了，不知为何不给你们。”
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9月17日。这天上午，州长杨永英来到村里看望于建嵘，表示州里支持乡村建设，当场表示可以批给村里20万元作为村里垃圾处理经费。但过后不久，几位则戎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在旁边挂出两条横幅：一条横幅上写着“违法用地必究 违法建设必拆”落款“则戎乡人民政府宣”，另一条写着“依法集中整治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落款是“则戎国土资源所”。
乡政府的举动让于建嵘和团队有些意外，“我遇到则戎乡党委书记袁志嘉，半开玩笑半质问的问他怎么回事，他只是摇头，却没解释原因。”王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原本准备大张旗鼓干起来的于建嵘团队，在9月15日至18日的几天时间里，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也没有签下一份租房合约。
9月18日，于建嵘有事情离开，团队成员也陆续离开兴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于建嵘走后，乡曾召集村民开会，“提醒”大家不要把房子租给于建嵘的团队，如果于建嵘团队一定要租，就让他们直接和乡里打交道。
不仅如此，十天后，国庆期间，则戎乡党委书记袁志嘉被凋往丰都新区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看似平调，实际是降职了，听说这也是市里的决定，并不是州里的意思。”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说。
艰难的“礼节性拜访”
项目遇阻消息传出后，有媒体报道称“于建嵘乡村建设计划因当地官员间分歧暂停”，这让见证了事件全过程的董萍感觉不快，“就像于教授回应的，只是遇到暂时性困难，并没有因此暂停。”
今年47岁的董萍今年9月刚刚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此前，她已经在湖南某海关担任了7年的人事处处长和1年半的现场业务处处长。工作已经满30年的她，决定放弃办公室、专车和副厅级后备干部的身份，希望用这种放弃换来的自由和时间，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我是完全自费来做这件公益事业，我也在观察，如果我在帮于老师这个团队做一件商业上赚钱的事情，我会立刻走人。”
在于建嵘的鼓励下，10月13日，董萍再次只身从长沙回到纳具村，“我给于老师发短信说，为什么心里放不下‘布依大院’的事情，他只给我回了一个字，‘去’。”
董萍希望能继续推进“布依大院”计划，她首先想到跟政府进行“礼节性拜访”，“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要求，只是出于礼貌的拜访。”董萍说。
这也有几丝试探的意味。
董萍拜访的第一站是黔西南州政协副主席廖星，“他当时也是去北京的考察团成员之一，但他说这个事情很敏感，不想多聊。”
后来董萍又来到兴义市政府，希望当面拜访曾去过北京的兴义市副市长黄莉，被黄莉秘书以“领导外出，不了解情况”为由拒绝。而市长王天洋的秘书在向领导汇报后回电称，“领导这几天都很忙，会研究一下由哪位领导来出面对接。”
这让董萍有些沮丧，而一位村民代表则对董萍透露，就在10月9日，新调来的乡党委书记郑海平带着市里规划设计院的工作人员来纳具村考察，希望以38000元一亩的价格将宗祠附近的土地征收后，改建成村民的休闲娱乐场所，而那块地原本是于建嵘最初希望建设的“布依博物馆”的选址。
10月16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以志愿者的身份陪同董萍“礼节性拜访”郑海平，郑海平称，自己刚刚调来，不知道于建嵘教授，也不了解“布依大院”的计划。至于自己去纳具村考察的事情，她表示，这是“整个兴义市的统一规划，要进行同城化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全盘考虑”，随后便以有急事为由匆匆离开办公室。
难以摸清的真相
董萍频频遇阻的同时，村民依然在盼望着于建嵘的到来，虽然并没有多少村民真正了解于的“乡村建设”和“公共生活规则重建”的全部意义，但大部分村民都表示同意把破败的老屋拿出来出租。
“乡政府有人跟我们说，于老师是个骗子，我们都不相信，希望于老师这个团队一定要克服困难、坚持下去。”66岁的村民吴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村民看来，他们更愿意相信于建嵘和他的团队，“乡政府给我们承诺过很多事，但很多都没有兑现。”村民王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村民们甚至把不满指向了村支书查玉刚，董萍回到纳具村后，查玉刚也一直避而不见，甚至不接电话。10月16日晚，查玉刚的大哥查玉平找到董萍，向她透露，“现在乡里也对查玉刚施压，村民也在骂查玉刚，他现在压力很大，躲着不敢见人。但他只能听乡里的，对这个事情也不敢支持了。”
“这是办好事，怎么会变成这个局面，真的不可思议。”村民查玉洪对董萍和《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了自己的困惑，大家都或多或少的感觉到其中的微妙之处，又难以摸清真相。
“从州的层面看，很支持，也很重视，但需要市里的对接，关键是市里面领导意见不太统一。”一位在前期参与过此事的州领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原本应该是非常畅通的事情，为什么推进中会出现这么多问题，让人费解也很无奈。
“据我了解，兴义市有领导不支持。”一位参与过与政府接洽的知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称，黔西南州党委和政府都很支持，而下面做不下去，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现在这个事情变成了‘两头都同意，中间不同意’。”
在兴义采访期间，《中国新闻周刊》多次拨打兴义市委书记桑维亮的手机，一直无人接听。发去采访的短信后，也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这个项目对当地发展的很有意义，所有的领导对这个事情的认识都是一样的，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但推进不下去的原因在哪里呢?”黔西南州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在以私人身份与董萍会面时坦言，“于建嵘挂职‘村主任助理’这件事在社会上具有强烈的符号意义，已经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话题，代表着一种导向，但这恰恰不是上级的导向，只是基层的探索，问题就在这里。”
在兴义采访期间，《中国新闻周刊》曾拨通了张政的秘书电话，希望转达采访要求。秘书表示，会跟张政书记汇报并称，“此事按属地管理原则属兴义市管，请采访兴义市。”
几番毫无收获的“礼节性拜访”后，董萍渐渐意识到，“布依大院”这个计划可能最终会“胎死腹中”。在她看来，这个原本具有战略眼光、能实现多方共赢的乡村复兴计划被拉扯进了地方政府复杂而微妙的官场逻辑中，“事情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于建嵘和他的团队也在“观望”。于建嵘团队中一位主要参与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一直在积极促成此事，但如果实在进行不下去，我们必须要给社会一个交代，告诉大家事情的来龙去脉。”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董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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