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报道 记者 朱晓磊】以色列国土狭小，且人口仅有800万，然而世界许多500强公司却将其海外研发基地落户于其间。许多人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以色列的创新精神。那么，以色列社会如何鼓励创新？科学家们是在一个怎样的环境里进行研究？
10月24日，来华进行考察的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院院长丹尼尔·札夫曼接受了环球网记者的专访。他对以色列创新氛围的培养及中以两国在科研体制方面的不同进行了详细阐述。
中国科研界关注时间过短，需长期不偏离方向
札夫曼认为科研确实需与产业的发展相结合。然而，他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中国科研机构和高校研究中心存在的一个弊端。札夫曼说：“中国科研界关注方向的时间轴大部分属于短期。但如果要产生划时代的变化，往往需要更长时间，三五年一般不够，需要三十年。科研界也要建立一种体系，这种体系要支持科研长期发展，不会发生方向的偏离。”
魏茨曼科学研究院是世界领先的多学科研究机构之一。身为院长的札夫曼也介绍了其研究院的科研精神。他表示，魏茨曼在聘用科学家时就需考虑他们是否喜欢从事长期的科研工作。他特意强调说：“我说的长期不是指十年，而是指三十年类似的周期。”
从山寨走向创新不易，需鼓励科研者独立思考
与以色列不同，很多国外媒体提及中国，便将其与“山寨”或“山寨产品”划等号，这多少让国人有些无奈。为此，环球网记者向札夫曼提出疑问：如何从山寨走向创新？对此，札夫曼说：“从山寨走向创新，没有简单的答案，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不过，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科学家要有思考的自由。创新不是发现存在的东西，而是发现不存在的东西，我们需要保护科研者独立思考的自由。”
除了允许科研者思考的自由之外，札夫曼还认为，好的科研机制还要允许失败。他说：“以色列是一个创新、创业的国度，一向以高科技而闻名，但以色列境内失败的案例要比成功的案例多。只有反复的失败才能成功。创新行业需要不断的失败来支持，只有不断探索才能成功。”札夫曼提出，无论是融资还是经济环境都要允许人们失败，不然人们便没有勇气尝试，只能迈小步前进，这样不能称之为“创新”。
此外，札夫曼还提及了创新氛围的培养。他说：“创新永远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决策者必须创造一种平等的工作氛围，使每个人都能挑战权威的想法。决策者需要在平行环境下，给基层人员以足够的尊重和自由。”
中以科研合作效果要达到1+1>2的效果
在问及到中国后是否达成合作时，札夫曼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深层次剖析中以科研合作的潜力。他认为中以两国科研领域的合作并不要局限于合同的签署。他解释说，近年来，中国的科研领域在质与量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中以两国在科研领域方面的合作也越来越多。“我此次到中国考察就是为了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科研体系的优势在哪里，中以双方怎样进行合作等等。双方合作的重点不是签署什么样的合同，而是用什么方式合作才能达到1+1>2的效果。”
札夫曼一行此次也考察了北京及上海的科研院校。他也提出了一种合作的方式。他表示，中国的一些大专院校硬件设施非常好，有的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我们看得出中国有在科研领域和它国合作的强烈愿望。以色列是个小国家，修建高级别的实验室不太现实，但是我们有很多研究项目。因此，我们有些项目可以利用中国的研究室进行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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