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公车私用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在广州,被称为“全国监督公车私用第一人”的区伯几乎家喻户晓。
“这是公车,请问可以这样用吗!”一边举着手机拍摄,一边激动喝问,这是区伯典型的高调监督方式。
市民拍手称快,也有人质疑作秀。
区伯全名叫区少坤,1953年出生,广州人。从2005年开始监督公车私用至今,他一直执着于探寻公车私用真相,也时常质疑官方的回应。
与此同时,他前后五次因监督公车被打,母亲住处被撒冥币,电话骚扰和恐吓更如同家常便饭,网络上甚至出现了“反区伯联盟”,不断爆料他骗取低保、有精神病史、曾坐过5年牢、背后有团队推手……
他的家庭也因他的执着而变得破碎,妻子与他离婚,儿子远走外省打工。
他一度心灰意冷,凌晨两点写下遗书,但清醒过来,仍然执拗地选择那种“仗义执言”的生活。
区伯的朋友说,有谁愿意做这么辛苦的秀,这么多年,靠装是装不下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公平正义执有洁癖。
10月21日,广州纪委监察局(预防腐败局)召开定期新闻发布会。
媒体提问环节,广州电台第一个发问:区伯在9月30日举报市委后门小车送礼的事件,当时纪委的微博回应说不属于市纪委的工作人员,但是会按照信访条例认真调查处理,想问一下,目前这个调查结果有没有?
区伯本人十分期待这个回答。10月17日下午,在广州市越秀区洪桥街派出所,他透过单面玻璃,指着一个坐在椅子上、身穿横条T恤的人,对警方说:“那天在市委后门送礼的就是他。”
警察对照区伯手机里的视频,一看,果然没错。
针对区伯的举报,广州纪委成立调查组,“调取现场监控录像,对相关当事人和证人进行了谈话取证,到公安等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基本上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纪委表示:涉事的两台车均为私家车,并无公车私用,而当事双方是省政协朱某和市政法委干部刘某,国庆期间,刘某要前往北京,朱某委托刘某给其在北京的朋友带两瓶茅台酒,并未发现朱某、刘某等人有其他违法违纪问题。
通过网络直播,区伯看到了纪委的回应,他掏出自己破旧的手机,接着发微博质疑:为何见区伯拍摄就弃车逃跑?为何被监督拍摄就电话恐吓砍死区伯?各位朋友相信吗?
很快,“砍死区伯”的电话恐吓也有了调查结果。23日,区伯到派出所签收了越秀区公安分局对李梓豪的行政处罚决定告知书,随后,区伯通过微博感谢了越秀分局,但也表示了自己的不理解:连续两天20多次电话恐吓和200多次短信骚扰,怎么会来自一个农村的17岁未成年少年?
同一天,区伯向广州市监察局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公务车治理处罚细则。申请书中询问得很详细,包括广州市统一的公车管理办法是否已经出台,共有多少公车,有多少安装了北斗系统,平均每台公车每年开支是多少,公务车统一标识何时实行,有无时间表……
监督公车私用8年,区伯拍摄近千部视频,他估算,向广州纪委举报的,近八成有反馈,最终确认是公车私用、予以处罚的大概有一成,最严重的处罚是全单位通报,当事人作深刻检讨,并扣3个月奖金。
前不久,媒体发现广州酒楼现多辆疑似公车,有的用报纸来遮挡车牌,有的则由酒家用硬塑料板遮挡。
区伯感到很无奈:“其实一点都不用遮挡公车号牌,只要政府说一声‘是公务’,那监督人还能怎么样?”因为区伯就经常在酒楼门口拍摄监督到公车,举报后的回复全都是“公务”,区伯就只能无语。
不过,也有好的消息传来,中纪委近期明确表示,将试点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加大惩治力度。
区伯有两个看上去极为破旧的手机,一部买得较早,主要用来接打电话,另一部较新,购于三年前,用来发微博和图片,按键也严重磨损,录音录像的功能键更是到了“面目全非”的程度。
“别看它们破,很多人看到就怕。”
带着两部手机,区伯走在大街小巷,随时都绷着搜寻公车的神经,他对各种公车车牌、车型了熟于心,整个人几乎成为了一部敏感的雷达。
“这是公车,它来这里干吗”,每当区伯说这句话的时候,一旁的人往往会很迷茫地问:“哪里有公车?”
“现在公车越来越不好分辨了,有的车牌看上去和私家车没什么差别,但我还是能看出来。”监督8年,分辨公车已经成了区伯的一项特殊才能。
最近的一次发布监督视频是10月23日,中午12点30分,区伯在南园大街发现一辆停着的公务车。“这里没有任何政府部门,只有公安宿舍,公务?”他守候至下午2点40分,司机回来了,区伯照例开始拍摄、质问,司机的回答是:“送‘老干’体检。”
“中午休息时间送‘老干’体检?”区伯马上电话举报。
视频发布到区伯微博是在当晚11点49分,视频的上传发布者并不是区伯本人,而是他的朋友张先生。区伯本人没有电脑,不懂得如何发布视频,他的那部老旧手机也没有这种功能,因此,发布视频要靠朋友帮忙。他曾为此拜托过附近的打工小妹,一年前认识张先生之后,后者便承担起这个任务。
“这些都是区伯拍的视频。”张先生打开笔记本电脑,连接上手机,将其中的视频拷贝到电脑上。
张先生说他跟区伯是在一年之前才认识的,只是帮忙发布视频,至于如何发布,都要依照区伯的意见,视频的说明文字也是由区伯发给他。
“有人说区伯的很多微博看上去很有理论水平,说是我写的,我真写不出来。”他解释道,“区伯很爱读书,包括各种法律书,他近来最爱看的书是《旧制度与大革命》。”
“为什么帮区伯?因为区伯在帮大家,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帮助区伯,就相当于通过区伯帮助很多人。”他说,“有人觉得区伯一定是幕后团队推出来的,其实了解区伯你就知道,他做的事,别人根本就做不了,更不要说做了这么多年。”
区少坤如何成为监督公车私用的“广州区伯”?
据区伯自述,2005年他因病住进广州芳村人民医院,傍晚散步时听到一声大喝,“老东西,怎么叫死你都不走?”区伯转头一看,发现车子里坐着一个穿警服的人。“有没有搞错,这是人行道来的,你这么凶”,他拍下车牌到市纪委投诉,荔湾区公安分局受理了案件,一周后,派出所负责人致电区伯,“公车不能私用,会让警察检讨。”
从此,区伯开始监督公车私用。
在此之前,区伯也不时出现在公众视野里,2003年的时候便因见义勇为被报纸报道,抓小偷、抢劫犯,见义勇为的证书和当年的报纸都被他仔细收藏着。
在反对者看来,区伯之所以执着于监督公车,是因为他本身是个“品行不正的假冒精神病人”,曾经劳改多年。
“我没有作假,我得的是癫痫。”区伯还向记者出示了广州市精神病医院荔湾门诊部的诊断书。
至于劳改经历,区伯坦率承认:“那是1974年的时候,我为了女孩子,找了十多个人和对方打了起来,有人受伤,我被当作主犯判了5年。”
1970年,区伯从广州市第10中学初中毕业,进入人民机械修配厂工作。1979年刑满释放后,他先后当过钢材搬运工、农贸市场管理员,2000年时下岗。在做市场管理员时,区伯曾经“举报领导贪污腐败,结果领导找我谈话,我给上级的举报信就摊在他的桌子上”。
区伯身体瘦弱,与其视频中勇猛的声音反差很大,除了癫痫,他还患有肾病,肠胃也有问题,随身带着治疗胃溃疡的药,感觉不适便要服用,另外,他还患有咽喉炎,心脏也不好。
“全身上下,到处都是问题。”
区伯走在广州街头,不时要停下来和陌生路人寒暄,对方最常说的就是“区伯你是个好市民,我支持你”。
多年监督公车私用,让区伯在广州广为人知,而他的个人形象也十分鲜明,装束一丝不苟,浅色西裤配短袖衬衣或T恤,上衣的下摆塞进腰系,身体愈发显得消瘦,头发认真地向后梳着,随身还常背一个普通的布袋,里面放着文件资料和药瓶。
2011年8月,区伯开了微博,实名认证为“广州草根明星、广州公车私用监督达人”。有了微博,区伯的影响力扩散得更广,更多人知道广州有一位死磕公车私用的执拗老头。不过,微博也带来了新的麻烦。
今年8月底,区伯发现自己的微博被黑客攻击了,粉丝一下子减少了4万多,微博评论不了,私信内容外泄。黑客甚至还发了封私信给区伯,在一番“教育”之后说道:“老伯,你年纪大了,看着你每次拿着手机一边大喘一边大叫着……以我的价值观看上去就是,可气、可悲、可怜。”区伯只好报警,几天前配合警方完成了取证程序。
相比微博被黑,“网络传谣”的威胁更加叫人担心。今年9月9日,区伯在东山宾馆停车场发现铁路公安警车私用,拍照之后再蹲守并报警,司机回来取车时,区伯再次拍照,司机见状弃车跨栏逃走,随后警察和督察队警员先后到场处理。
视频上传之后,区伯看到多个未接电话,对方是铁路公安警官,表示要按“两高”司法解释告区伯诽谤罪。“对方说,已答复区伯不是警车私用,那里是停车场可以停车,司机回来只是再离开,不是逃跑,区伯不应上网,这样就是诽谤,要告区伯。但如果为监督而坐牢,区伯愿意。”
虽然只有10%左右的举报最终确认为公车私用,但区伯坚持认为,自己拍摄的都是公车,“没有搞错过”。
另一个让区伯底气十足的原因是,“我没有因为监督公车私用或者参与其他公共事务而收过一分钱”。曾有媒体报道,与区伯同一小区的部分住户质疑他靠监督敛财,他们认为,区伯监督公车私用有两种解决方法,一是见媒体,二是私下解决,“私下和解是怎么和解的,谁知道?”
区伯表示,自己的所有收入只有530元/月的低保,外加姐姐的部分接济,从未有任何灰色收入。
今年2月20日,区伯发微博曝光17日晚在广州半岛游艇会酒店外拍摄到一起疑似公车私用行为,事后广州海关缉私局警员送来知名洋酒和5000元现金,希望停止曝光。区伯接着对送礼拍摄举报,结果该警员被停职调查。
“还有一次,不是监督公车私用,是帮助一个打工者讨薪和索赔。去派出所的路上,老板半路停下车,打开我们的车门,扔进来几沓钱,我马上打开手机拍,他只好又把钱捡了回去。”
监督公车私用的8年来,区伯保存着所有拍摄的视频,除了手机里的一小部分,其余都存在4个U盘里。
但8年里,除了获得了一些价值认同感之外,区伯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收获,相反,麻烦倒是惹来不少,甚至为了不牵连家人,同妻子在2007年11月办理了离婚手续。
区伯的母亲也反对他“管闲事”,去年6月1日早晨,一捆冥币从窗口丢进屋里,吓得她浑身发抖。区伯闻讯赶到母亲家中,报了警,最后不了了之。
区伯的儿子也受到牵连,去年4月的一天,区伯去广东电视台做节目,中途接到了在酒楼打工的儿子的电话,儿子告诉区伯,因为区伯监督公车的事影响到了他的工作。随后,区伯又接到了陌生来电,警告他不要“再管闲事”,对方称,“只要你不管,我们老板会从物质上来帮助你。”
区伯当晚推掉了节目邀请,情绪低落到极点。在此之前,4月2日,他在银河园墓园监督公车私用,拍摄过程中被围殴、吐口水、咒骂。当晚他给一些朋友发短信诉说困惑,流着眼泪删除微博,“做好人怎么这么难”,凌晨两点甚至写好了遗书。
但半年之后,更大的打击出现。因为儿子在酒楼打工被人举报,海珠区民政局认为,区伯“瞒报了家庭成员的收入,存在隐瞒实情骗取低保的行为,共计骗取低保金21252元”,停掉了区伯及其母的低保。
“我儿子有段时间确实在一家酒楼打工做厨师,月薪2000元,但我身体一直不好,现在还背着医院的欠款。老婆那段时间也曾重病无钱手术,最后还是求助政府,手术才做成的,怎么能说我骗保呢……”
被停保之后,区伯花十几块钱在间小铺子做了条红色的绶带,又买了口炒锅。他用砖头将锅打破,戴上绶带,走上街头乞讨了三天,市民不解:“区伯怎么讨饭了?”
这次“行为艺术”起到了效果,外界纷纷声援。
2013年1月6日,海珠区民政局恢复了区伯及其母的低保金发放。此外,从今年11月开始,区伯将以退休人员的身份,每月领取1000余元的退休金。
“现在,我终于不用担心低保被停了。”
看到区伯监督公车私用的艰难,有人劝他,监督的方式可不可以温和一点,不要得罪那么多人。区伯觉得很奇怪:“监督为什么不可以理直气壮?这不是市民的权利吗?”
也有很多人见到区伯便竖起大拇指称赞:“区伯,你是个英雄。”可是,听到这种声音,区伯也很生气:“我只不过认真地行使了每个人都有的权利,怎么就成了一些人口中的英雄?”
区伯摊开厚厚一摞各个政府机关的回复公文—这是他多年来监督、举报、质询、申请信息公开的成果,其中很多是没有结果的结果—掏出三块多一包的香烟,抽出一根点上,缓缓地说:“一路走来,感觉还是太孤单。”文并摄/本报记者 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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