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成功的重要秘诀：自由主义催生自由港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9月29日挂牌成立， 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有人形容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如同在上海再造一个“小香港”。

　　香港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典范，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2013年1月10日发表的联合报告显示，香港连续第19年位列“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坚持自由港政策，正是香港一百多年来，从一个渔村逐步发展为世界贸易、金融中心的重要秘诀。

　　自由主义催生自由港

　　早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前的1841年6月7日，英国侵略军上校义律就单方面地宣布香港为“自由港”，“不向英国政府支付任何款项”。此时的“自由港”，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港”含义有所差异，指的主要是向英国的各个企业开放，而不是被相当于当时的“国企”的皇家特许公司（如东印度公司）垄断。英国在香港建设自由港的尝试，与经济自由主义当时在英国本土的兴盛密切相关。

　　19世纪中期，自由贸易的信念在英国政坛上如日中天。当时英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执世界工业技术之牛耳，倡导乃至强迫别国遵行自由贸易的原则，对英国的经济利益非常有利。无论是托利党（保守党的前身）还是辉格党（自由党的前身）的政客们，都近乎宗教般狂热地信奉自由贸易原则。他们相当真诚地认为，自由贸易将造福所有国家，带来普遍繁荣，还能增进国家间的相互理解，消弭争端和战争。英国工业资本家当时对与中国贸易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希望每个中国家庭都能穿上兰开夏生产的衬衫。因此，英国把香港作为自由贸易理念的一块“试验田”。1843年6月3日，英国殖民地部文件中记载了英国殖民地部常任次官詹姆斯•斯蒂芬爵士的主张：“香港必须实行其他英国殖民地闻所未闻的做法……（香港的）法规和条例……在很多方面应该服从超出其制订者预料的迫切需要”。

　　此后，港英当局虽然很快开始在香港征收各类赋税，但香港向全世界商船开放（与英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除外）的自由港地位长期维持，只有日本占领时期（1941年-1945年）曾经中断。香港因此发展为世界最重要的转口贸易港。

　　巧妙应对美国对新中国的禁运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中，英国是北约的创始会员国，美国的铁杆盟友。但是，在美国政策危及香港自由港地位时，英国表面上配合美国政策，实质上却在最大程度的维护香港的自由贸易。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大多转口香港，西方的贸易禁运使得转口贸易大大减少。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西方对新中国进行贸易禁运。禁运政策是对香港自由港地位的严重破坏，当时包括两种形式，一是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实行的战略物资禁运，二是美国自己实行的禁止一切对华贸易的全面禁运。

　　据英国学者弗兰克•韦尔什的《香港史》记载，为了实施禁运，美国派出一批检查人员到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以确保不让任何来自“红色中国”的产品直接或间接的进入美国的“自由土地”。为了让美国的禁运检查官员满意，英属香港殖民地当局不得不证明出口货物的“意识形态纯洁性”。虾或许是在英属香港管辖的水域捕获的，但是这种甲壳动物擅长游泳， 它出生在哪里，是在哪里生长的呢？谁也无法判断它们是不是从“共产主义的广东”渗透到“自由世界”的。因此，由于无法找到明确的证据说明虾的来源，香港的虾被禁止向美国出口。鸭子的出口也面临同样的困难。鸭子很可能是在英属香港孵化、饲养和宰杀的，但难以保证鸭蛋不是从广东运来的。

　　因此，港英当局表面上追随美国对新中国进行禁运，实际上则对走私贸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粤港之间往来的商人就在爱国主义和利润的刺激下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此时，港英税务机关与走私者达成默契，避免冲突，分享利润。时任港督葛量洪后来在书中写道，走私者与税务官员常常约定，税务官员“在某一时刻……到甲处，这样走私者就可以在乙处附近蒙混过关”

　　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认为，英国并未忠实履行盟友义务，对新中国的禁运不够积极。他说，在禁运之下，中国仍然能够设法获得重要的军事物资，香港继续获得贸易利润证实了这一点。英国政府不得不反驳麦克阿瑟的指责。曾在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纳粹战犯的英国首席检察官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称，查获的唯一的违禁物品是一架照相机，很难说有什么战略意义，共产党中国从英属香港进口的军事物资的数量几乎为零。肖克罗斯进一步反驳说，虽然香港对华贸易大幅度下降，日本对华贸易额的月平均值却从1950年年初到年末上升了5倍之多，而日本就在以麦克阿瑟为总司令的“盟总”的管治之下，暗指给新中国提供物资的其实就是美国，让麦克阿瑟哑口无言。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关系有所缓和，英国趁机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与中国建立代办级的外交关系。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香港的饮用水和农副产品主要依赖中国内地供应，内地与香港之间贸易额迅猛增长，香港成为真正的全方位开放的自由港。

　　与宗主国施行不同的经济制度

　　自由港政策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嵌入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整个经济体制之中。二战后的欧洲经济政策一度普遍左倾，要求政府加强管制，促进社会福利。而港英当局则坚持小政府、低管制，不惜消极对待英国的指令。1958年5月23日，在听取工党议员桑顿的报告后，英国议会下院通过决议“获悉（香港）的工作环境如此恶劣，深感不安和忧虑，认为必须改善这种状况”。而当时香港舆论大多认为，这是英国纺织业面临来自香港的竞争处于不利地位而想出来的借口。因此，港英当局并没有按照英国的要求增进福利，1963年英国下院辩论中，香港工厂工人的悲惨处境再次受到关注，港英当局仍然我行我素。到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已经完全独立于英国。

　　2006年，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在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网站上发表文章称，尽管英国的经济制度曾颇具社会主义色彩，但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却实行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人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郭伯伟于1945年被派往香港从事财经工作，并在1961-71年期间主政香港的财政司。郭伯伟支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是出了名的，他甚至拒绝收集经济统计数据，担心这会给政府官员以增加干预的借口。他的继任者夏鼎基(Philip Haddon-Cave)提出了“积极不干预”一说，用以描述郭伯伟的做法。这种经济自由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是个非常贫穷的小岛，人均收入仅为英国的四分之一左右。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时，香港的人均收入已同英国基本持平，英国在同期也经历了高速的增长。

　　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在回归之后得到了充分的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自由港地位，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征收关税”，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保障货物、无形财产和资本的流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