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朝鲜：牢牢掌控朝鲜军队 完全控制朝鲜

本文摘自《袁世凯传》，[加]陈志让 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

　　袁世凯在朝鲜

　　大院君被扫除以后，朝鲜政治形势有了显著的变化。尽管政府依旧腐败，权力分散，通货因膨胀而贬值，国家正遭受着半饥饿的威胁，但王妃及其党羽如今是至高无上的，没有遭到明显的严重反对。他们当时是亲华的，因为王妃的闵氏家族源于中国。他们也是朝鲜最大的贵族和最大的地主。他们对其两个互相竞争的邻国的态度是矛盾的：日本督促朝鲜人采取他们不愿去审视的进步措施；而中国尊重他们管理自己的权利，而且较为随和，更何况中国在19世纪80年代仍然是远东最强大的国家。朝鲜人喜欢中国人，却嘲笑他们；憎恨日本人，却崇拜他们。乔治•寇松[1]这样评述道：“朝鲜人与日本人之间的种族仇恨，是当前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朝鲜憎恨日本人，却崇拜他们。注重礼节的日本人在朝鲜滋生出了霸道与蛮横的习气，之所以如此部分归因于民族的虚荣心，部分则是对往事记忆犹新所形成的。普通日本人利用一切机会欺侮朝鲜人，反过来朝鲜人又对前者恨之入骨。”1

　　然而，日本不会坐视这种不利的形势发展。它不认为它与中国就朝鲜控制权发生的斗争会和平地解决。因此，日本专注于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同时鼓励其人民在朝鲜定居经商。到1884年，在朝鲜商贸中心区域经商的日本人比中国人多出了十二倍。而且，日本抓住一切机会培育针对王妃的政治对手。日本人发现，许多朝鲜访客，包括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人，愿意倾听日本就后面这桩事情提出的建议。金玉均是一个年轻的贵族，风度翩翩，才华出众，被视为一个日益壮大的党派 的领袖。他于1881年去日本居留，自愿服从国王之命，因为这使他置身于大院君残忍的独裁统治之外。1882年，当这场危机平息之时，他和日本公使花房义质一道回国。那时朝鲜宫廷正在挑选一名使节赴日商谈十二万法郎的借款，金玉均被提议担任此职。但是，他谢绝了这一任命，推荐国王的姐夫朴泳孝为代表团团长，他自己则做顾问。在完成这次使命后，他留在日本，同时扩展了与日本政治领袖们的接触。他给其欧洲和日本的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过来，他自己完全信服了欧洲文明的优长，对日本的社会与经济进步尤为折服。通过与权倾朝野的井上伯爵的一次会面，他明白了日本对其祖国的强烈愿望，后者对他说道：“我们的军备计划不单是为了自我防卫，也是旨在协助贵国获得完全的独立。”[2]他的其他日本朋友这时向他暗示：只要他能获得朝鲜的政权，他就能取得很大的成就。于是他决定回国。

　　金玉均回国后，受命负责殖民事务，后来又负责对外事务。他发现亲华的闵妃集团地位十分牢固。尽管驻扎在汉城的中国军队已从三千人减少到一千五百人，但在四名指挥官和袁世凯控制下的朝鲜新军有四营之多，总计有五千五百人，并配有大约三千支皮博迪•马蒂尼步枪。四名指挥官为右营的闵泳翊，左营的李祖渊，前营的韩圭稷，后营宫廷卫队的尹泰骏。这四营部队构成闵妃党势力的一个支柱。另一个支柱，很奇怪，竟然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鹭宾•赫德爵士于1883年派到朝鲜的德国人保尔•乔治•冯•穆麟德（P. G. von Mollendorf）。作为中国在朝鲜的代理人，此人无疑很有才干，但任性而武断。他的穿着和举止都像朝鲜人，并控制着朝鲜政府的财政。

　　袁世凯与朝鲜的国王和王妃相处得很好，以至于国王于1883年初要求他出任新军的统帅。吴长庆将军不同意这个提议，但这未能妨碍袁世凯控制新军四营的操练。

　　与此同时，中国在安南与法国发生了军事冲突，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似乎即将爆发。1884年11月12日，袁世凯给李鸿章寄去一封密信，将汉城的政治形势概述如下：

　　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唯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意见稍歧，大拂王意，王浸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年后形迹必彰。

　　但是袁世凯没有三年的时间可等。金玉均回国之后，国王立刻召见了他。这时正值中法战争的前夜，中国对朝鲜控制的放松，致使其宗主国地位的可靠性减少，而王后的地位更易受到攻击。在这次关键的召对中，国王听取了金玉均阐述的亲日政策，这种政策的核心观点是，如果日本与法国两相呼应，在一场战争中打败了中国，那么它就可能会决定吞并朝鲜。这里有一个可笑的巧合，即在几个月后，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爵士警告中国的总理衙门：日本正在加强军备，日本与法国结成武装同盟的危险增强了。金玉均继续说，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中国对朝鲜的保护已经失效了；要保护朝鲜的完整，必须与日本结成盟友，并与沙皇俄国谈判。国王觉得他见多识广，而且他的理由很有说服力，于是承诺针对所有重要的事务都会听取他的忠告。

　　亲日派的掌权引起了中国驻汉城代表们的警惕，但吴兆有将军 及其副官生性优柔寡断，而总领事陈树棠被金玉均描述为“软体海参”。4所以，通知李鸿章有“不测事件”正在发生的任务，就落到了级别相对较低的官员袁世凯的肩上。

　　1884年11月8日，金玉均及其同志们秘密会面。其中一人报告说，袁世凯在几天前就对他的部队做了动员，命令官兵们睡不解甲。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对此作出反应，命令其驻军官兵于11月11日夜间进行射击训练。这也许是他自发的行为，但确实吓坏了国王和汉城的居民。流言突起，大肆传播。袁世凯为小心起见，在兵营附近实行戒严，朝鲜的四营新军也如法炮制。

　　袁世凯对朝鲜军队的牢牢掌控，以及穆麟德对财政的紧抓不放，使亲日派极难挑战闵妃党。面对着这个强大的同盟，他们要取得胜利，只有两个希望：第一是将军人们争取过来，而这必定需要很长的时间；第二则是暗杀。日本公使及其美国同僚孚特（Lucius H. Foote）认为，后营（应为前营——译注） 的指挥官韩圭稷同情亲日派的诉求。即便算上韩圭稷的帮助，亲日派仍然没有机会公开反对亲中派。于是他们缩回去了，改以较为隐蔽的办法来实现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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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乔治•寇松（Hon. G. N. Curzon，1859—1925年），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英驻印度总督、牛津大学校长、外交大臣。曾于1892年来华，并与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会谈。后根据来华经历，著有《远东问题：日本朝鲜中国》一书。

　　[2]即“开化党”，为当时朝鲜国内的一股革新、亲日的政治势力，他们主张终结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改与日本结盟，希图借助日本之力实现朝鲜的开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