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11月13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财税体制改革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针对这个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把财税体制改革问题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目前，我国税收制度还不完善。公报明确提出改革税制、稳定税负。怎样理解公报提到的“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这24个字的含义？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辛鸣对这些内容要点做重点解读。
辛鸣说，这24个字涵盖了我们现在财政制度应该有的一些基本规矩和基本内容。比如说完善立法，财政花钱也好，收钱也好，必须在法律的规定之下，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由法律说了算，这是一个前提。
辛鸣表示，收钱和花钱，要根据事权来决定，这就需要明确事权，这样我们才能有收钱和理由和花钱的理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改革税制，因为不同的税收制度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激励效果。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喜欢大干项目搞工业，因为这样的话，它可以把增值税收上来，把建设税收上来。辛鸣指出，将来改革税制之后，只要扩大消费，流通领域也能有税可收，地方政府就不会再大干快上搞项目了，而且通过发展消费业、第三产业，地方政府也有钱可收。
不同的税制会导致不同产业的发展重点和产业发展方向，辛鸣强调，我们现在要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注重消费，从这些方面来设置税制，稳定税负。社会要给人民群众税负的基本预期，不能说想收就收，而且人民税负过重也不利于增强社会活力，所以税收的基本规模应该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有明确要求。
辛鸣表示，现代的财政制度，钱是怎么花的？为什么要花？这些问题应该公开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一切着眼点是，我们税制改革的目标是要提高用钱的效率，钱收上来不容易，这都是人民群众劳动的血汗钱，收上来之后，就要花小钱办大事。
公报中提到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辛鸣指出，现代财政制度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所要求的制度安排，过去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把国家需要搞建设的钱收上来，现在我们就要考虑通过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在收钱的过程中还要更加激发社会的活力，所以我们的财政制度不是为收钱而收钱，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收了钱是为了更多的把钱花出去，为了更好的服务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辛鸣认为，现代财政更多的不是着眼于如何收钱，而着眼于如何花钱，如何把钱花的更加公平正义，更加的能让人民群众所共享，这些方面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点。
为什么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辛鸣说，中国社会发展这些年来，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进展，中央和地方各自的积极性作用功不可没，中央宏观调控，总体把握，各个地方政府各显神通，八仙过海，使得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有活力。
但这些年来也隐隐约约有一些苗头出现，由于国家发展的环境形势比较复杂，所以中央在上收权利，尤其在上收财权方面可能做的较多了一些，包括在税制体制方面，中央收的税可能相对来说份额大一些，地方在发展方面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它想干事，但是没有钱，但是不去干事又心里不甘，所以只好通过其他一些办法把钱给拿来。现在经常说的土地财政，就是地方政府想迫切发展，又苦于没有合法的来钱路子，只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把钱收上来。
我们能不能通过一种更加科学、规范的制度安排，既把中央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保证中央能在统筹兼顾、号令各方方面，有绝对的权威和手里面有钱，同时要让地方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有积极性，而且这个积极性还能得到财政的保障，这两个积极性都要通过制度的创新获取充分保障。
辛鸣表示，中央和地方这两个积极性之间不是对立的，如果制度安排好，中央和地方将会互相促进，中央积极性越高，地方积极性越强；地方积极性越大，中央积极性也能得到保障。
辛鸣认为，按照财政运行规律来说，财政的钱集中使用、有计划使用是一个大趋势。我们一定要确定这样一个概念：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的钱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财政的钱恐怕不能简单的市场化，它应该有一个统筹安排的协调考虑，这样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让钱发挥更大的规模效应和节约效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适当的财权集中是有必要的，但是财权集中一定要建立在事权明确的基础之上。
辛鸣强调，花钱不能只是一种权利，花钱其实背后更多的是责任，所以花的钱越多，就意味着承担的责任越大，干的事情越多。只有这样，通过未来的制度设计，中央该干什么事情？地方政府该干什么事情？不同层次的地方该干什么样的事情，都很明确了之后，干什么样的事情就有什么样的钱，干多大的事情就有多大的钱，这样一来，现代财政制度就基本上形成一个大轮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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