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活跃于省内各大医院，无时无刻不寻找着“商机”……他们有着完整的产业链，从谋划策略到人员的选择，再到收费标准的制定，甚至还请了专业法律人士支招规避“进局子的风险”。他们坦承，是医患互不信任给了他们机会。
东方今报记者董彩红/文 沈翔/图
当下，由医患纠纷引发的恶性事件越来越频繁，尤其是今年10月，短短10天时间就发生6起暴力袭医事件，为此，公安部要求二级以上医院“每20张病床配1名保安”。随着医疗纠纷事件的高发，“职业医闹”这个伴生“怪胎”也受到社会关注，他们每天活跃于各大医院，无时无刻不寻找着“商机”……他们有着完整的产业链，甚至还请了专业法律人士支招规避“风险”。
近日，东方今报记者走近这个群体，探秘这个奇特产业链背后的生存土壤。
【记者暗访】
有专业的“操作团队”
“要专家号吗？这个儿科大夫很出名，这半个月的号都挂满了，你自己是挂不上的。”11月15日上午，河南省某三甲医院门诊，记者正感叹挂号难时，一个瘦高个男子装作漫不经心地说。
这个瘦高个男子，就是大家熟知的“票贩子”，借着询问专家号的事情，记者与他聊了起来。
“除了挂专家号，医院的其他事能帮忙摆平吗？”
“是不是医疗纠纷，要医院多赔点钱？”男子很爽快，“只要证据确凿，我们可以提供一条龙服务帮你伸张正义。”
男子说，他在这个行当干了五六年，有专业的“操作团队”。成员分工明确，有负责静坐的、有负责哭闹的、也有负责堵门的，关键时刻，拉扯时还有人负责群殴不会吃亏的。
请法律人士规避“风险”
“费用怎么算？”记者问。男子回答说，有两种付费方式，分别是日结与赔偿金额分成，“按人头算，找来多少人，到时候一人每天100元，中午还要管饭。闹成功后，还要根据赔偿金额分两到三成”。
男子说，家属也可以选择高一点的日结：一人300元~500元不等，“这样的话最后可以少分成或不分成”。
最后男子强调，不管哪种方式，日结的钱都需要当天结清，他们不承担欠债的风险。
男子说，他们在帮患者家属“伸张正义”的时候，自己也是要承担风险的，有时也会遇到群殴受伤或者进派出所。
“受伤的费用需要另付，进派出所了也需要患者家属想办法保出来。”男子说，这只是提前打预防针，他们一般业务熟练，很少出现意外。同时，为了规避“进局子的风险”，他们团队还请有专门的法律人士负责把关。
透露“院长办公室最低调”
看记者问得有点儿多，男子不耐烦了：“病历拿了吗？化验单拿了吗？”
男子说，他们有一套完整程序，除了提供闹的方式，前期还要查清楚患者与医院之间的矛盾点在哪，只要能拿到医院医生的把柄，后面事情就好解决。
“现在是法治社会，也不能胡搅蛮缠不是？”男子说，现在风声有点紧，公安部门查医闹查得也比较紧。他们在接案子时，也要心里有底儿才敢接。
“给你透露一点，去医院哪儿闹最管用你知道吗？”男子说，不能瞎闹，要一招制敌。
除了在医院门口打闹造声势，还要摸到院长办公室，“院长在哪办公我现在也摸到规律了，一般都是门上最低调、不挂牌子的”。
看记者迟迟拿不出材料，男子扔下一句“没诚意就别耽搁我时间”就走了。
【医闹者说】
医患双方不信任给了我们机会
记者又辗转联系到了杨明，一个已经“金盆洗手”的“职业医闹人”，他远离这个行当有半年多了。
杨明说，进入这一行纯粹是意外，当时他在安徽老家打工时，胳膊骨折，去县城医院手术后胳膊一直活动不便。最后去大医院检查，才发现是因为骨折的地方医生没接到位。他一直很郁闷，但想到已经出院很久了，就没再回去找医院理论。来郑州打工后，与他常一起干活的农民工张某，一次受伤治疗时因不满意医院开了很多昂贵的药，再加上治疗中的一些小失误，张某就带着一帮工友去医院大闹一场，最后获得了3万元的赔偿。
两下一对比，杨明顿觉“亏了”，但他也从中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从那儿以后，他经常去一些大医院转悠，在太平间附近、手术科室附近，都是他寻找“商机”的地点。发现有患者与医院吵闹的，他会悄悄尾随患者家属，以自己也吃过医院亏的话头搭讪，拉近距离后再商量帮他们找医院闹，多要赔偿。
“人手嘛，我那些工友，只要给钱，一个电话能叫来几十个。”杨明说，他在这个行当干了3年左右，常用的办法无非是家属哭闹、放鞭炮、摆花圈、点香烛、拉横幅、堵大门等，也挣了一些钱。
“刚开始时可自豪，觉得自己是在替患者寻求正义，但时间长了，终究觉得不是正经行当”。杨明说，大儿子已经上初中了，每次回家，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只说在工地打工。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发生了好几起伤医事件，这对杨明的触动挺大：“医生也是人，他们也不容易。”几经考虑，杨明洗手不干了。
“说白了，还是医患双方不信任给了我们机会。”杨明说，他希望以他的经历，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个群体，发生纠纷后，患者家属和医院都能多一些理智，别让事态更加恶化。
评论
只有索赔渠道畅通“医闹”才能自行消亡
东方今报评论员王秋欣
“医闹”这种畸形存在，其实是把“双刃剑”：在刺伤医院、医生的同时，也在隐形损害着患者的利益。
对医院来说，“医闹”让医院形象受损、医生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正常医疗工作受到影响；对患者来说，医院出于对“医闹”的畏惧，对疑难病症患者就会推诿拒医，或多做无关检查防漏诊；而“医闹”行为也必然扭曲患者心态，从“有理取闹”走向“无理取闹”，甚至触犯法律准绳。
明明是“饮鸩止渴”，患者为何还要选择“医闹”？究其原因，真正的“病灶”还是医患之间的“零信任”：患者不相信医院、不相信仲裁机构、不相信法律。
目前我国处理医疗纠纷的方式大致有三类：医疗事故鉴定、诉讼、行政调解，但都弊端重重。医疗事故鉴定由各级医学会负责，但专家和医院之间关联层层，民间戏称“老子鉴定儿子”，何来公允？再说诉讼，程序复杂、时间拖沓、成本太高，很多人从“黑发”等到“白发”，往往还讨不到一纸说法。再说行政调解，“主持人”大多是卫生行政部门，而非独立的“第三方”，如何取信于患者？
如此一来，“医闹”就成了患者“没有选择之后的选择”。
那么，别的国家都是如何解决医疗纠纷的呢？在美国，医生基本都有意外事故保险，出了问题，由保险公司跟患者协调赔偿，没医生什么事；美国的医疗费用基本由保险公司支付，因此保险公司会对医疗过程全监督；美国的每个医院还设有“风险管理部门”，及时调查医疗事故行为，预防随之而来的法律诉讼。因此，一旦出现医疗纠纷，美国的患者永远会在第一时间“找律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一旦正规的索赔渠道快捷、有效、畅通起来的话，“医闹”必能自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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