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刘禄曾:坑道里，我是唯一的女性》
口述者简介：刘禄曾，南京军区原装甲兵后勤部纪检处处长艾奇同志遗孀。1928年12月出生，1956年2月入党，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上世纪40年代末期，在帝国主义列强铁蹄下生存的大上海上空出现了明朗的天，千千万万青年男女在满街欢送的腰鼓声中，纷纷奔赴革命队伍。我就是其中一员。
我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投笔从戎，本想成为解放军文工团的一员。但因家庭出身不好，没能如愿。翌年，朝鲜战争爆发，战场上抓到的美国俘虏在语言上无法沟通，缴获的战利品难以识别，急需一批翻译人才。我因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就满腔热血地报名参军。
初试锋芒
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冷夜晚，我随大队跨过鸭绿江。行进在朝鲜国土上，阵阵硝烟扑鼻，遍野火光耀眼，脚下一片瓦砾。我们曾睡在先头部队几天前挖的防空洞里，洞里一根稻草也没有，只能席地而躺。涂着星条旗的飞机成群地呼啸而过，疯狂得几乎贴着地飞，沿路扫射着，就连一匹马都不放过。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狂轰滥炸、血肉横飞的场景，吓得全身发抖。
在朝鲜中部一个叫球场的山区村镇，我被分到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工部，任英语翻译。首先接触到的是缴获的大量美军军事文件和宣传品，要求用最快速度翻译成中文。我不懂军事用语，便夜以继日突击学习，很快适应了工作。
不久，一批批美军俘虏被押送来，每批在兵团部滞留不得超过3天，初审后再分类押送到志愿军总部俘虏管理团。开始我只当翻译，俘虏多后就得各自为战。一个上海小姑娘，以堂堂军官身份，出现在被俘的美军面前，那是什么场面？
一个美国兵在接受审讯时哭哭啼啼，我就给他讲俘虏政策。我启发他：“你为什么要离开自己温暖的家，来到太平洋的这边，破坏别人的家呢？”入情入理的言语，使他很快就交待了问题。对待黑人士兵，我就利用他们的种族矛盾心理，晓之以理，让他们监视俘虏。他们表现好时，还发几支香烟，以资鼓励。有个俘虏在初审时油里油气，得知他是因犯罪判刑来朝鲜抵刑期时，我就非常严肃地发出警告：“你在国内犯的是小罪，来朝鲜屠杀人民是大罪，人民的法庭是要重判你的！”听到这些，他立刻低下头，规规矩矩地立正回答问题。一个被俘的飞行员傲气不减，答非所问。我说服一名被俘的韩国士兵对他看管教育，他态度改变了。从此，每次都毕恭毕敬，老实回答问题。经过一个时期的审俘工作，我觉得自己成熟起来了。
艰难的路程
行军与打仗是一体的，行军的好坏决定着战争的胜败。我在朝鲜战场三四年，才学会了真正的行军走路。记得为了作好第五次战役的战场准备，兵团部奉命南移靠近“三八”线。我们在死神的伴随下，走了10多天。
我们同战士一样，背着背包、水壶，脖子上套着四五斤重的米袋，头戴着用树条绿草编结的伪装帽行军。白天行军为了防空袭，我们是一路纵队行进，还要拉大距离，每人相距五六米。有时敌机穿山沟低飞，到了头顶才听到声音，似乎伸手就能摸到，有时甚至能清楚地看到飞行员的脸。一次，我们炊事班的行军锅被他们发现，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射击，我们不慌不乱，机动隐蔽，飞机找不准目标，乱丢了两颗炸弹就飞走了。
第一天行程是90里，饿了吃压缩饼干，渴了抓把路边积雪润润嗓子。到达目的地我已筋疲力尽，男同志帮我们烧水做饭。为了照顾女同志，炊事员总是先用我们身上背的米，可我仍感到越走背包越沉，于是只有“精减”，后来连那件心爱进口毛衣也丢掉了。最后两天我们行程加大，速度加快，我因脚底打满血泡不能走，被领导安排骑水牛行军。此事至今想来仍觉不光彩……
第五次战役打响，敌工部门为进一步了解敌情，命令调研组长带我们几个翻译去前沿兄弟部队审讯俘虏。我们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出发了。每到一处，就请朝鲜老大爷当向导。因为离前线太近，只能白天翻山越岭避敌机，夜晚在公路上往前赶。天黑后的公路，那才是车水马龙：载重车轰轰向前开，三四个部队同时往前赶，我瞪大眼睛紧盯住前面伙伴，生怕走到别的队伍里。敌机一来，山头哨兵鸣枪报警，刹那间，车关前灯，战士熄了烟头儿，分头隐蔽。敌方丢下的照明弹亮如白昼，但什么也发现不了……
我们的目的地离“三八”线不远，我被安置在公路旁小山坡的掩体里待命。疲劳的我屈腿侧身正准备在洞里眯一会儿眼，忽然看见一只白壁虎在我身旁蠕蠕爬行，吓得我一夜未敢合眼。后来情况突变，敌人反扑过来，我军大步后撤，走慢了就有被俘的危险……
有了这段经历，回国后走什么路也不怕了。我到过大草原，穿过戈壁滩，去过青藏高原，一切都能适应了。
战地黄花
在朝鲜战场生活了三个冬春，我的体会，人是适应性最强的。入朝前我家虽已破产，但仍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入朝后，一切需要自己动手，有时几天吃不上大米，吃完饭要到河里洗刷餐具。坑道里就更苦了，食用水是战士夜间冒着生命危险到山下挑的，几天不能洗脸，偶尔在坑道壁上接几滴露水搓把脸就够舒服的了。如果战地没有燃料，大家就得吃生米。我在战地学会了劳动，能把几百斤山草和树枝拖下山，供强壮的男同志挑回驻地。
朝鲜北部山区，冬季夜间温度为零下40度，吐口水落地成冰。一次饭后，我舔了舔铁饭勺，舌尖竟粘到勺子上！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兵团部是高级指挥机关，有战士帮我们挖建的能烧炕取暖的防空洞。我们三个女同胞睡一个洞。我在寒冷潮湿的防空洞里过了三个难忘的春节，这洞也给我留下了关节炎、腰腿疼等疾病。当时，唯一的疗法就是晒太阳。
在一个风雪夜，我们的防空洞被大雪埋起来了，又无法同外界联系，我想到了死神的降临，想到了家里的壁炉暖墙，也就在这瞬间，大脑中出现了一个更强大的信号：我在为祖国而战！我要振作起来。
信念支撑着我。一直到天近中午，朝鲜人民军的战友们才帮我们铲开雪，扒开了洞口，救我们于危急之时。
我曾奉命两次上火线，并一直为能到前线同与敌人厮杀的战士们一起生活感到自豪。
1952年冬，我调到进驻“三八”线前沿阵地的24军政治部敌工科任翻译。为配合军事进攻，我们在圣诞节期间要开展一次强大的政治攻势。领导派我到战斗已打响的前沿阵地开展对敌广播。我们的小分队有一台小型手摇发电机，一套大功率播音喇叭，4名志愿军战士和2名朝鲜人民军战士。我们朝着枪炮响的地方走去。
在126团指挥所，我不仅听到隆隆炮声，还能看到爆炸的火光，听到坦克的履带声。指挥所前是一片开阔地，敌人每隔7分钟就向这里倾射几排炮弹，我们的岗位则是在连指挥所，欲到那里，必须冒生命危险穿过这条封锁线。我们与运输兵一起穿过开阔地。我是第一次看到如倾盆大雨般密集的炸弹爆炸，轰炸刚刚停，只听哨兵一声“快跑”，我居然背着10多斤重的行装一步也没落下。翻过山，跳入一人深的交通壕，不时有炮弹打过来，我学着战士的样子不卧倒，猫着腰一个劲儿往前跑，几十分钟后，终于到达了离敌人不过几百米远的最前沿坑道。
坑道里近百人，我是唯一的女性
“唱支歌，要不就放段音乐吧，今晚我们又要去"摸老虎屁股"啦！”“摸老虎屁股”就是战斗，他们一去，不知能否回来。战士们对我很好，时常向我提些小要求。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总是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坑道里以班为单位生活，每班点蜡烛照明，还有只烧饭的煤炭炉，空气浑浊程度可想而知。我在坑道里的地盘是三个炮弹箱，吃、睡、工作都在上面。坑道有一处战备厕所，除非被敌人封锁得出不了坑道时才能用。男同志大小便出坑道要冒生命危险，女同志就更困难了，好在很少有水喝，整个白天坚持着不小便。夜幕下，在不断落着炮弹的壕沟旁“方便”也是需要勇气的……
夜间，战士把高音喇叭安放到山顶敌人阵地前，我便开播圣诞节音乐，播送美军阵亡士兵未寄出的家信和我们缴获的家属来信，宣传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等。惹得敌人恼羞成怒，白天用各种口径的炮弹成千上万吨地射向我们山头，震得坑道里的蜡烛都能熄灭，山顶上岩石被打成粉沫，泥土陷下几米深。战士们安然不动，我也很坦然。
激战前夕，一个突击小分队出坑道，穿插到一小股敌人的侧后阻止其攻击。拂晓时他们拖着疲惫的双腿胜利返回，他们不肯对我讲，但我却看出少了几名战友！一个身受13处伤的战士被抬回来，我帮助卫生员给他剪开棉衣，为他擦洗伤口。以往我是最怕血的，但是在我们的战士面前，却是另番情感。
1953年春节前夕，军部令我返回，近一个月前沿阵地生活结束了。一班长护送我下山时，炮弹不时在身边爆炸，炸起的尘土不断落在身上。我拽着他的枪把子奔跑，棉衣被汗水浸透，雪花落在上面使之成为冰甲。半个小时后，我们终于通过了那段死亡封锁线，跳进了我军卡秋莎火炮阵地的交通壕。
战斗到和平那一天
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开始之际，我奉命第二次上火线，参加对美军进行的政治攻势。
这时已开始停战谈判，停停打打。我因为有了一次上火线的经历，子弹从身边飞过也不大惊小怪了。我进的坑道是与美军对峙的前沿阵地，相距不过二三百米。我用一个长柄喇叭从坑道旁挖开的洞眼伸出去，直接对着美军阵地喊话，把停战谈判的进程告诉美军官兵。
夜深入静，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很清晰，传几百米不成问题。敌我之间这时似乎有了默契，在我广播喊话时，那边一般都不打枪炮，我呢，也时常放点儿美国厌战思家的音乐给他们听……以后，根据总部边打边练兵的战略要求，16军接替了24军，为了迷惑敌人，军部决定我们的小分队不下阵地。因为对方已熟悉了我的声音，“节目主持人”继续由我担任。
和平不是乞求能得到的，必须伴之强大军事压力。在狠狠打击伪军的口号下，我军夺回了两侧李承晚军队占据的山头。美军阵地被我三面包围，他们想跑，我们不放，战斗就要打响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接到了上级来的通知：停战谈判已达成协议，让我立即播出这条消息！
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连首长指示：所有背送食品、弹药的战士都等晚8时停战协议生效后，再下阵地。这晚，坑道里欢腾异常，生活在死亡线上的战士们没有比听到“和平”两个字更兴奋的了。他们不时地走过来问我：还有几分钟到8点啊？
这个8点，就是战争与和平的分界线。
8点到了，阵地上果然鸦雀无声，战士们雀跃般地跳出坑道，我也按捺不住，跟几个战士悄悄爬上山顶观望敌方：一架大探照灯照着路口，不时驶过几辆卡车。原来，他们的公路一直通到山顶！翌日拂晓，我又爬上山顶。只见敌机只沿着他们的阵地横飞，我还看见对面有几个美国兵也在往山顶上爬。他们见到我大吃一惊。事后方知，他们以为我们喊话的是录音机，万万没想到真有女战士在这样危险的地方！
在一个明朗的早晨，我被通知撤出阵地。这次，没有枪炮声，没有封锁线，不用避敌机，更不用进山洞。我们几个人大摇大摆地在公路上走，沿途，只见阿妈妮、阿爸青们在重建家园。这就是和平！和平，全世界需要你！
故事还要讲下去
战争结束，我转业到南京当了政府一名普通的小职员。我虽戴过军功章，加入了共产党，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家庭出身的问题，不被信任，经历了不少折腾和折磨，但我没有怯步，因为我是战士。直到1978年我被重新起用，从事外事旅游工作，去了欧美和澳洲。我在中国国际旅行社南京分社任美大部经理。
1988年我退休了。战士退休，退而不休。我被介绍到南京海外旅游公司当欧美部经理，还回到原单位国际部干老本行。从1994年起，我在南京招商国际旅行社任总经理助理。在企业调整结构中，我又学会了经营。随着国内法制建设的加强和涉外案件的增多，江苏省司法厅批准我为省商务律师事务所的特邀律师。别忘了，我是法学院的毕业生啊！现在，我每周一次，与法学界同行们一起研究案例。
我在美国最长只停留过两个月，那次竟出现了戏剧性的故事：在纽约一家餐馆里，我遇到在朝鲜战场审讯过的俘虏詹姆斯。他也年过半百了，是餐馆的经理。我俩竟一笑泯恩仇。他还帮我找到了我中学时的美国教师。
穿志愿军军装的日子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实在太短暂了，但它却奠定了我的人生，为我留下了永恒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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