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 记者韩晓玲 通讯员党波涛 曾师斯
13日，湖北教育出版社来到华中师范大学，取走《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训诂分典》第二次校对稿。
800万字的书稿，需要两个人才能搬下楼。为了这部书稿，编纂小组用了整整15年，查阅了从先秦到辛亥革命的典籍3000多种，引用1990种，复印、摘抄草稿装了五六麻袋。
常年与竖排繁体字为伴
作为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于1990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语言文字典》的编纂由湖北承担，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分别负责三个分典的编纂。
其中，华中师大承接了《训诂分典》的任务。编纂小组由李思维教授牵头，汇聚了该校古代汉语研究的骨干学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忠实收录原始资料，对材料进行辨别。
先秦至辛亥革命的典籍浩如烟海。小组成员埋首于故纸堆中，寻找最合适的内容。在接下项目的头两年，他们辗转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图书馆，查找各种典籍资料，尤其是寻找所需要的古籍孤本、稀见的珍本、没有被公开出版的稿本，然后复印回来。
为了晚明张崇缙抄本《白涯书抄》，成员们专程赴北京国家图书馆；为了清人胡世琦手稿本《小尔雅义证》，又专程赴上海图书馆……有些古籍传世只有一本，不到国家图书馆就无法找到，他们为此多次赴北京。
“整个团队阅读了约3000册古籍，以确定分典所需的基本书目。”佘斯大教授笑言，十几年来，大家看到的几乎都是古籍的竖排繁体字，现在看到横排简体字反而不习惯了。
老教授当“拼命三郎”
77岁的李思维教授从事古汉语研究与教学已有半个多世纪。接下《训诂分典》编纂任务时，花甲之年的他本已退休。每天早出晚归，在办公室一呆就是一天。没有空调、电脑，他沉下心来，埋在一大堆典籍经卷中，一个个字、一个个标点地进行修改批注。
在简陋的办公室里，李思维手边除用了十几年的水杯、从家中带来的小台灯、一个电水壶，就只有一堆堆资料和一摞摞书稿。每页复印的文献上，他都一笔一画地留下了记号。
工作中，李思维先后忍受着白内障与心脏病的折磨。2008年8月，他又头疼得厉害，突然病倒。庆幸的是，家人及时把他送进医院，休养一段时间即可。然而他躺在病床上，一直担忧会影响项目进度。刚出院，他就在办公室继续埋头整理，而且每天工作的时间更长了。
今年3月，他的右脑部位被查出一个鸭蛋大的肿瘤，必须手术切除。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手术整整做了13个小时。7月上旬，他到医院复查，康复情况不错，在家里只休息了两天，他又回到办公室，整个暑假都在做书稿最后的校对工作。
坐冷板凳精神影响后学
15个春秋，学者们为世人留下的不仅是“大部头”，还有皓首穷经的治学精神。
在《语言文字典》的编纂中，有的学者从中年做到老年，青丝变白发；有的在耄耋之年仍为辞书事业倾注心血，而辞世前未能见到成果出版。
《训诂分典》编纂工作启动时，曹海东教授正当壮年，项目接近尾声时，他已两鬓白发。一些老教授则是把毕生所学所知都倾注在这部书稿中。
今年84岁的刘鹤云教授加入编纂小组时，已是70多岁高龄，每天仍坚持蹒跚着来工作室。这让“拼命三郎”李思维也敬佩不已：“刘老先生去年基本完成他负责的部分，身体大不如前。”
对这些老教授来说，15年过得确实很苦，可是很值得。中国浩如烟海的宝贵典籍亟待从尘封中解放出来，他们的工作能为后人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古汉语研究人才。
前辈们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深深影响着后学。
“2002年，我刚加入编纂工作时，李老师给我的第一、二批参考书目，都是他工工整整手抄然后复印的，将近100页，收集的书目在2000种左右。”王洪涌副教授感慨地说，老一辈学者严谨认真的精神，给中青年学者作了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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