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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体肾移植者和亲人相拥而泣。记者邱伟荣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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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体肾移植者和亲人相拥而泣。记者邱伟荣 摄 |
在器官来源极为短缺的情况下，许多人只能靠亲人捐献的器官活下去。重获新生后，他们如何面对身怀“三肾”的人生？身体里只剩下一个肾的亲人又有着什么样的心情？
昨天，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举行亲属活体器官移植感恩会。会场上，移植康复者和他们的亲人一吐为快。“感谢妈妈、老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话语频频响起，泪水在面庞上尽情流淌，他们的故事令人闻之动容，也让人感受到生命和亲情的可贵。
王女士
“看到妈妈的肾，整个人被冻住了”
30岁的深圳市民王女士散发着快乐的能量。要不是透析时在脖子右侧留下的淡淡的疤痕，谁都不会知道她曾经历过生死的挣扎。
今年3月7日，王女士没法入睡，一躺下便感觉呼吸不了，医生说是尿毒症。“等待肾源是漫长的折磨，我陷入绝望中，我妈特别心疼，坚决要给我一个肾。”王女士说，7月2日手术，她打了镇静剂，等待进行全身麻醉。突然，她透过手术室的门看见了主刀医生及他旁边一颗新鲜的肾，整个人瞬间都被“冻”住了。“那是刚从我妈妈身体里摘下来的肾，放在一个盆里，上面全是冰。”回忆起那一幕，王女士泣不成声。
她说，当时，在震撼和愧疚的支配下，她只想逃离手术室。麻醉师见状一把拽住她。“麻醉师说，肾已经割下来了，不能不做。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王女士说。
直到主刀医生出来，她死死拖住医生的手，不停追问妈妈“有没有事”。直到医生告诉她手术很成功、妈妈没有危险时，她才哽咽着喊，不要移植，让医生把妈妈的肾移植回去。
在医生的劝慰下，最终，王女士接受了手术。术后4个多小时，“我眼睛睁不开，但有意识了，流出了眼泪”。
熊女士
“我想重圆做母亲的梦想”
“谢谢妈妈没有放弃我，让我重生，我最大的愿望是尽快成为妈妈。”今年28岁的熊女士一年多以前做了肾移植手术。2011年年底，处于妊娠期的熊女士被查出来患有急性尿毒症肾衰竭。“听到医生宣布结果时我并不害怕，但害怕失去肚子里的孩子。”熊女士说。
“坚持透析一个月，直到我的眼睛看不见了，躺不下去了，也呼吸不了，只能直立，下身开始出血。”说起当时的痛苦，她哽咽了。只有6个月大的宝宝早产，很快夭折。得知噩耗后，她的泪水不知沾湿了多少次枕巾。去年7月，妈妈为她捐献了肾脏。熊女士术后恢复很好，第二天便能下床活动了。熊女士现在如同常人一样可以跑步、跳舞、骑自行车，还经常出门游玩。医生告诉她，最快3年后，她就能成为母亲。
曾先生
“妻子术后半个月就给我做饭”
来自江西赣州的曾先生跟妻子在现场几度哽咽。他去年1月查出肾衰竭晚期。妻子知道自己跟曾先生的血型一样，坚决要给他一颗肾。
曾先生蒙了，“要是两个人都垮了，这个家怎么办？医生说，如果血型相同，又是夫妻有体液交叉，配型好差的问题不大，能进行移植手术。”最终，他同意接受手术。
今年6月份，曾先生与妻子成功完成手术，术后二人身体恢复良好。“我妻子手术半个月就开始给我做饭吃，两个月后便开始上班，赚钱养家。她给了我下半辈子，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曾先生动情地说。
小施
“术前自闭，妈妈陪我坐一夜”
小施今年28岁，他一直紧握妈妈的手，哽咽着诉说自己的故事。2012年11月8日,医生给小施和他妈妈做了肾移植手术。
“父亲时常告诉我，上帝为我关上一扇门，也会为我打开一扇窗。而那扇打开的窗就是我的母亲。”当时，病重的小施整夜无法入睡，母亲便陪着他枯坐一夜。一天，母亲突然告诉小施，要把自己的一个肾捐给他，小施不肯。“妈妈说，孩子，我给了你第一次生命，也会给你重生的机会。”术后的第5天，小施出现了急性排斥反应，他感到了恐惧。“妈妈忍着术后的疼痛来病房安慰我。”母亲的关切眼神让小施至今提起来仍泪如泉涌。现在，他和病友正为成立肾移植帮扶基金会而奔走。
专家：
活体器官移植
风险不容忽视
根据卫生部规定，活体器官移植仅限直系亲属之间。“去年我们做了300多例肾移植手术，156例是活体捐献，占40%左右。”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教授表示，亚洲国家活体肾移植占90%。41年来，该院开展肾移植4000余例，其中亲属活体供肾385例，公民捐献肾移植264例。患者1年、3年的生存率分别达到95%、90%以上，术后10年的存活率也高达90%，而美国肾移植病人10年存活率为80%。
“活体器官风险还是不可忽视的。”中山一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王长希教授说，谁也不能保证供肾者仅存的肾会不会出现病变，如得了结石或出现肿瘤等情况。他指出，接受肾移植手术的病友最好手术三个月以后再工作，术后要定期随访，3年之后药量基本可以控制在小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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