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起草者:除非有特别充足理由一般不修改

　　每次三中全会都研究改革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的一个新里程碑，其意义在于为改革确定了组织保障—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明确了时间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这就是说，改革不会再“放空炮”，而要真刀真枪按期完成。

　　自1998年国家体改委降格为体改办、退出政府组成序列、编制大幅削减近60%后，很难再主导改革局势。2003年体改办被撤销，其职能由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承担，对改革的推动作用更加式微。多年来，许多学者呼吁成立超越部门利益的、有更高权威和协调能力的改革领导与部署机构。早在200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魏加宁就撰文，认为发改委体制存在三个目标冲突：一是发展与改革的冲突—发展问题往往是领导最关心的“急活儿”，而改革的事则往往能拖就拖；二是审批与改革的冲突—发改委自身有项目审批权，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它推动改革别的部门就不服气，认为是在争权；三是计划经济与市场化改革的冲突—发改委的前身国家计委是计划经济的核心堡垒，把一个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部门并入到计划经济的核心堡垒之中，结果会是谁改谁呢？

　　而中国上世纪80年代改革之所以取得很大成功，一个宝贵经验是设立了没有审批权的国家体改委，大批精英人才专门负责研究改革方案，制定改革计划，推动改革前行。过去10年真正的改革之所以慢下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改革协调机制，而被各种利益集团弄得束手束脚。

　　当前改革已进入利益格局调整的攻坚期，推动全方位改革必须通过高层次机构把握大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即是改革动真格的明显标志。领导小组的功能和职责不限于经济改革，而是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比80年代的体改委分量重得多。

　　参与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的杨伟民说，有两点印象很深刻，一是起草时只写改革，特别是写重大改革，发展的任务原则上不写；二是修改时，但凡有可能削弱改革力度的，除非有特别充足理由，一般不修改。增加的改革任务只要有最大公约数的、有一定共识的都写上。

　　真改革注定会碰很多硬骨头，但既然是真改革，就没有谁有豁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