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下的公务员
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一提出，新老官员的更替效率即被讨论。官员晚一年退休，年轻者等待补缺的时间就要延长，等待是否会消磨年轻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静 | 北京报道
2014年“国考”刚刚过去，数据显示本次国家公务员考试计划招录1.9万余人，这是近三年来招录人数首次下降，但报考人数未低于2013年，152万人的考试大军再破报考人数新纪录。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政策，这些新政会对今后的公务员队伍产生何种影响？资深者延迟退休，新人晋升是否更难？干部选拔年轻化的年龄“硬杠杠”会不会顺延？简政放权后，权力结构如何改变？权力指数下降的岗位还会如此吸引后来者吗？公务员又将面临怎样的考核标准？严控财政支出和编制之后，“紧日子”会不会很“难过”？
延迟退休对公务员群体影响不大
“延迟退休从国家未来发展来看是一个必然趋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政策一出，有媒体发布《关于延迟退休及缴纳社保年限的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支持延退的多是政府机关公务人员，他们对社会养老体系的满意程度普遍高于其他人群，并且大多认为“渐进式延迟退休”可以减少政策改变带来的阵痛。
而不少评论人士的观点是：从公职人员开始延长退休年龄，确实阻力较小，一是他们的劳动强度较低；二是延迟期间不需多交保险金，照拿工资；三是可以多掌几年权。但是这些特点对整个社会并无示范意义。
“工龄满30年可以提前申请退休，我估计这条政策不会改，所以延迟退休对公务员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对本刊记者说。
竹立家则认为，目前年龄较大的公务员大多是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延迟退休，他们的学识、经验和工作方式都可能得到有效的传承。
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一提出，新老官员的更替效率即被讨论。官员晚一年退休，年轻者等待补缺的时间就要延长，等待是否会消磨年轻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对这样的讨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月星认为这是长期以来我国干部管理中过于强调官员职位和级别重要性的后果。
“700万公务员队伍里，有一部分人的从政动机还不纯洁。公务员不是当官的队伍，应该是为国家工作为国家干事的群体，但是在中国，有些官员认为公务员是特权利益阶层，而没有把工作价值和社会评价放在第一位。”胡月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舆论对延迟退休之所以有这么大反应，是因为公务员在中国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说明我国还没有建立一视同仁的社会保障体系，国家的经济发展没有达到满足大多数人现实需求的程度，在社会分配上需要进一步健全。”胡月星说。
简政放权，公务员收入会减少吗
延迟退休对公务员队伍产生的长远影响还需观望，而简政放权的影响可能来得更快。许耀桐对本刊记者说，三中全会《决定》中“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内容，对公务员队伍将有较大影响。
2013年3月14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发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进的第七次政府机构改革。5月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新一轮转变政府职能的大幕拉开。
截至目前，中央政府分四批取消和下放了300多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但竹立家表示，这些还不是核心权力，下放速度还要加快，力度也要加大。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简政放权，“实际上是简政让利。”胡月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关键是政府以身作则，自身定位为人民利益的维护者、政策的执行者，不能与民争利、与企业争利。政府不能和市场混在一起，遇到利益就失去原则和立场。”
下放权力受冲击最大的是所谓既得利益集团，那些靠行政执法性收入维持运转的单位也受到不小的冲击。
“简政放权后，可以断定的一点是，公务员的待遇肯定是向低的方向走。这是国际的一般标准，公务员工资最高达到社会上同等职业工作人员的平均水平。”竹立家说。
政府“瘦身”后职能发生转变，在其中工作的公务员的能力也要跟着改变。
“《决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对公务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行政权力的角度，今后运转体系要形成一个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体系。”许耀桐认为，分权制衡机制，将斩断公务员队伍的灰色收入通道。
对于权力下放到基层，胡月星认为，这可能激发基层官员的积极性，但如果管理不好，也可能出现滥用权力违法乱纪的现象。
竹立家认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三中全会最大的亮点，“这对政府和公职人员提出了五方面的要求：政府公信力、责任能力、执行力、监督能力、公共服务能力。执行力不到位是目前最大的问题。下放权力到基层组织后，就要加大监督力度，各级人大监督不到位现象很普遍，不光是公务员系统，人大系统必须发挥作用。”竹立家说。
尽快建立考核干部新标准
“过去我们考核干部把GDP作为唯一标准，现在旧的考核标准在逐渐废除，新的要赶快立起来。”许耀桐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孙晓莉对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分析说：“三中全会《决定》中的许多论述，都折射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比如对干部政绩考核，明确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最关键的一环。在中国，干部制度非常重要，用人导向是指挥棒。指挥棒发生变化，干部的行为选择就会相应调整。”
胡月星强调干部考核途径的多元化：“过去都是被动的单项考核，只有组织部门、人事部门在选拔提拔的时候考核，平常由各单位自己管理。现在要改变成双向的，要加大个人自我考核、自我管理。”
胡月星解释说，全方位考核包括干部的上下级关系、他所服务的部门对他的评价、家庭生活等。“现在考核内容太单一，要素设计主观的太多，考核渠道不多，影响考核效果，对干部真正内在的东西还是缺乏了解。好多干部认为考核就是简单汇报自己的成绩。”
他还说，让人民监督权力，也是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内容。“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许耀桐认为，关于权力公开的改革是影响最大的，“加大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公开是对现在有权的公务员最强烈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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