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首都经贸大学图书馆,23岁的郭玉娇准备开始复习“国考”要点,她报考了国家税务局的一个职位。她说,虽然“国考”难度很大,但是也有考上的可能,说不定自己就碰上了,周围同学都报考,如果自己不报考,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本报记者赵迪摄
11月19日,北京理工大学26岁的研究生陈东杰在宿舍里休息,他刚刚复习了一天的“国考”要点。他的老家在浙江绍兴,今年报考了山西地震局的一个职位。他说,公务员考试是一次练手,如果真的考上,他应该也会放弃,因为自己并不喜欢山西,最后还是会回到家乡。本报记者赵迪摄
“你们说的小邹是谁?好像挺火的样子。”
过去的一周里,许多人在谈论一个名叫小邹的年轻人。没人见过他,但问问机关里的年轻人,不止一个说和他似曾相识。
小邹今年27岁,已经在机关里工作4年多了。别人羡慕他可以吃一辈子“皇粮”,他却受不了沉闷的工作想跳槽。
现实中没有小邹。他其实只是今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考题里,虚拟的一个人物。不过,现实中有小张、小王、小李……这些在机关里被习惯性地称为“小×”的年轻人,他们中有许多正经历和小邹相似的迷茫。
要不要放弃体制内的“永久的安全”,到更广阔的世界寻找“可能的发展机会”?这是小邹的烦恼。对于考卷外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焦虑的是如何进入体制里。
“说实话,我也没想到看完这段材料,居然还挺感动,做完题还特意再看了一遍。”一名考生说。
另一个考生因为“感慨良多”,材料看得太久,最后题都没有答完。
如今,“国考”已经结束一周了,仍有人在网上打听:小邹到底是谁?
参加今年考试的一个女生说:“小邹是我的目标。”论坛里的网友说,小邹才是今年“国考的主角”。已经在公务员系统里工作几年的一个年轻人还没听完他的故事,就打断说:“我就是这个样儿。”
“真想跟你说,别考了。你要想知道4年以后什么样子,看看我吧”
在通往机关的考卷上,小邹的故事价值20分。考场里的年轻人要设计一份调查问卷,了解小邹的工作情况和心理、思想状态。
按照考卷上的材料推测,5年前,应届毕业生小邹也曾坐在考场里。正值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首次突破百万。这些年轻人,在考卷上分析着“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指点“解决粮食问题的对策”。
小邹成了北方某城市机关大院里的一名公务员。这够让机关大门外的年轻人羡慕了,但在命题人的描述中,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工作清闲、缺乏激情,提前过上50岁人的生活。如今,还房贷要钱,未来结婚要钱,养孩子要钱,可工作4年他的月薪只有2800元。
“我怎么觉得出题的人有些‘腹黑’,希望通过小邹的材料,告诉我们这些想进入体制的人,围墙里面的日子也不好过。”看完考题,有人这么揣测。
小邹正考虑离开体制的时候,考卷外,至少上百万名年轻人渴望像他一样,进入机关的大门。24岁的山东女孩小管,第二次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了。父母打电话时总不忘问一句:“复习得怎么样了?”他们鼓励小管,考上了有奖,然后又用别人家的孩子鞭策她:“你看那个谁,不好好学习,现在只能在私企里上班,多累啊!”
公务员意味着稳定,更重要的,对小管来说,“这是唯一能靠自己努力解决户口的机会”。大四时,宿舍里7个女孩,5个都在考公务员。如今,还在坚持的只剩下她一个。“我不求做到司局级,只要进去就稳定了,父母就放心了。”小管说。
28岁的小陈更加执着,她连续6年参加公务员考试。今年“国考”刚结束时,这个围城外的女孩和围城里的小邹同样成为网络上的讨论热点。有人说小陈走火入魔,讽刺她是新时期的“女范进”;也有人表示理解,“那么多人想当公务员,还是说明里面有好处”。
不管别人怎么看,小陈坚信,只要考上公务员,一切都会不一样,生活会变得顺风顺水,甚至,“找对象也顺利多了”。
“万一这次成绩不是特别理想,还会考吗?”记者问。
“考啊!都已经这样了,坚持到最后吧。”她说。
今年报名参加“国考”的人数为152万。不过,临考试前,其中的40多万人放弃了—这是近三年弃考人数最高的一次。小管注意到,自己的考场里就有两三个空位,“那些一直在考的人,了解到公务员真实的待遇,可能也在犹豫要不要继续考下去”。
复旦大学光华BBS的公务员版里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闹。往年,这正是大家对答案、晒分数的时候。“这就对了。年轻人应该去企业里创造财富,窝在机关里,大多数人就这样窝完了。”一位已经毕业的校友说。在他印象里,2000年前后,一心考公务员的应届生并不算太多,老师鼓励半天,最后也没几个,据说学校还包了辆车送他们去考场。那时年轻人流行的选择是去外企。
29岁的小魏也劝自己的师弟师妹,如果有其他机会,尽量别当公务员。今年中秋,他坐高铁回家,在车厢连接处遇到一个捧着辅导书复习的小伙子。
“你考公务员?”小魏搭讪说。
“是啊,你也考吗?”年轻人问他。
“我不考,真想跟你说,别考了。”小魏给他泼了盆冷水,“你要想知道几年以后什么样子,看看我吧。”
5年前,小魏和小邹一样参加了那场竞争激烈的考试。那时,他已经在市属事业单位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一天早上走进办公室,他突然意识到,30年后的自己,还是每天来到这个办公室,就像那些老同事一样,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直到退休,“那种感觉太恐怖了!”
小魏想换一种生活方式,他报考了中央机关的职位,走进了部委大院。现在,他不仅知道自己30年后的样子,连“50年后什么样子都知道了”。
后来他才得知,自己是去顶替机关里刚退休的一位老同志。
“在坐的都是平民子弟,这是国家给的机会”
不管命题人怎样描述,在外人眼中,机关里的小邹已经过上了“很顺”的生活。他吃着“皇粮”,拥有不错的社会地位。就算有烦恼,那也是“幸福的烦恼”,一个想要进入机关大院的考生这么说。
按照一位领导的说法,令人羡慕的稳定和地位,都是“国家给的”。研究生毕业的小李接受入职培训时听到过这句话:“你们在坐的都是平民子弟,通过选拔进来,这是国家给的机会。”
和小邹的经历相似,小李也在2009年成为一名公务员。工薪阶层的父母得知儿子被某部委录取,十分惊讶,考这个没有关系也能行?
“我没有任何背景,不是‘高富帅’,现在的一切都是职位赐予我的。”小李挺满足地说,“我一个平民子弟,每天接触的都是高层,做的事老百姓看得到,这样的起点非常高。”
刚上班那两年,小李的确对自己的状态很满意。在单位里,要出台涉及该领域的新政策规定时,他常会参与到文件起草的过程中。在新闻网站的头条位置,小李经常能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果,那时他感到了“一个小小的公务员的自豪”。
入职时,小李的处长曾把几个年轻人叫到办公室里,讲了几句话:“我们做每一项工作,推动每一项政策,要有一个出发点。我们的原则在哪?我们是在为祖国……”
“为祖国”,这三个字就像“平民子弟”一样,让小李浑身一激灵。小学毕业后,他已经很久没听到这三个字了。“从他嘴里说出来,感觉这工作真有点神圣。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服务对象是国家,而不是一小群人。”小李至今都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不过,神圣感和自豪感有时还是会败给现实。工作快5年了,这个别人眼中的“中央领导”月收入只有4700元,每月房租就要花掉3000元。现在,同学结婚他不去,因为给不起礼金,就算是普通的同学聚会,也得先问清谁掏钱再决定要不要去。
即使比小邹等人早工作一年的北京公务员“家木”,月薪也没有超过5000元。“这个数字在北京养家真是太难了。而且,我们已经无力向自己的同学解释自己的收入,压根没人相信我们挣得少。”同学知道他的薪水后,会立马补上一句:“但是你们福利高啊。”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他们机关端午节不发粽子、中秋节不发月饼、立冬食堂连顿饺子也没有。
“基层公务员现在到底面临怎样的生活现状,社会大众到底有多少真正了解和理解基层公务员的生活?”今年“国考”前几天,“家木”把自己的苦闷发表在网上。
很多人对这个年轻公务员的吐槽并不买账。“公务员的福利待遇比不上垄断央企,比大多数人好很多。”“嫌低别干啊。”“别忽悠人,那你为什么去做公务员?”
不过,就算收入不高,在体制外的人眼中,公务员还是代表着某种不同。同学聚会时,有人夸张地说:“你们知道吗,那个陈××,人家现在可是‘陈科’!”春节回老家,父母问副科级待遇都没解决的女儿:“什么时候能升官?”一辈子待在农村的老人不知道公务员到底是干什么的,“比研究生还好吗?”
而且,机关里的男青年在相亲市场上很吃香。上海公务员系统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郊区那些攥着大把拆迁款的女方家庭,可愿意招个机关女婿了: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多高啊,挣得少没事,咱女方有房子!“有时我在想,是不是已经被这种节奏所禁锢,永远失去某些竞争力了呢”
进入机关大院工作几年后,小邹觉得自己正“逐渐被体制化”。
他的体型、心理,甚至连血压、血脂都在与周围的同事趋同。作为单位里的普通工作人员,他“只不过需要在每个时间段内完成‘规定动作",4年来天天如此,没什么波澜。
“说真的,目前这个工作节奏是50岁以上人的节奏,对我来说这个节奏感觉上有点压抑。”国考试卷上,他“思考着,一字一顿地说”:“有时我在想,我会不会真的习惯这种节奏,换句话说,是不是已经被这种节奏所禁锢,永远失去某些竞争力了呢!”
小邹也想改变自己的工作状态。他尝试提前完成自己的任务,别人的活只要自己熟悉的也会帮把手。可他的改变却让周围的同事很不适应。有人认为他多管闲事,领导也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够“稳重一些”。
某种程度上,小邹在考题里的工作环境,就是许多机关的现实。不要轻易改变现状,似乎是机关里生存的一个规则。除此之外,这些年轻公务员还遭遇过很多约定俗成的规矩。比如,在办公室午休时看昆德拉的小说,会被认为“不食人间烟火”;“整天摇头晃脑”会被视为“无法和其他同志相处”;同事之间私下可以关系好,但上班期间“不许乱串办公室”,因为晋升时会有人四处打听情报。
本来,小邹“时刻让自己处于一种高效率的工作状态中”,是希望“不会有被社会主流节奏抛弃的感觉”。但遭遇到的尴尬,让他意识到自己追求的节奏与机关的节奏有些不搭调。小邹梦想能有所改变,最后,他走进了心理诊所。
事实上,他并不认为自己心理有问题,他只是想印证一下自己的某些想法是否合乎常理。可要向心理医生介绍自己的情况时,这位当年大学校园里的校报写手竟然发现自己无从谈起,“或许是事情太多,没办法很完整地表述清楚”。
在某市党委机关工作十多年的王处长眼中,小邹的迷茫没什么稀奇。年轻人不适应机关的话语色彩、不习惯机关作风、不认同机关的做法,说白了,是不了解机关,“这是融入的困惑、浅层的抗拒。”36岁的他这样说。
当年,刚毕业的小王也花了两三年时间,才让自己真正融入机关。他也曾不习惯“党有危难时你能不能陪它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这种话,不明白为什么要“闭上嘴,多干事”,也曾因坚持自己的意见和领导发生冲突。如今,他会很顺理成章地说,“机关就是论资排辈”,“机关就是围着领导转”。
小邹的困惑,王处长能理解,“我也一样有,但我能克制,仅此而已”。
当王处长还是小王时,也考虑过离开体制。如今,他熬到了副处级,不再考虑走的事情。“为什么留在体制内?我经常也想这个事。有人说在机关工作,5年以内想走必须走,不然会逐步消减你的竞争力,确实有这个原因。而且,生活形成稳定状态后,任何人想要打破,都会十分谨慎。”
现在,机关里新来的年轻人也要面对他曾经面对的问题。王处长参加过好几次部门面试,“和领导意见不统一怎么办”是一道常被问起的题,大多数年轻人都会回答:“充分解释后,执行领导的意见。”
但在现实中,王处长身边的很多年轻人,只能做到前半句。
比如说吧,一件事到底要不要干?处长说“可以干”,到了局长那儿权衡一下“不宜干”,最后部长拍板说“还是要干”。“来来回回,写稿的年轻人就该‘毛’了,他很有血气、有秉性啊,吭哧吭哧写了篇稿子还改来改去,最后急了,‘你玩我啊’。”王处长见过这样的年轻人,机关里把他们划到“不听招呼”的群体里。
在部委工作的小李,就属于这种容易“急”的年轻人。“看到问题我也想改啊。可领导就是希望我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我的想法、我的见解,说出来都会给自己惹麻烦。”最后,小李只能硬着头皮干。
“我愿意做一个螺丝钉,但螺丝钉是不是在一辆很好的车上,朝一个很好的方向在走呢?”小李不敢确定。单位里的老同事常喜欢说“一步一步来、慢慢推”,可他羡慕私企里的朋友,他们的想法很快就能得到实现。
“在体制里,一个人能发挥的作用太小了。”这个想干大事的年轻人有点沮丧地说。
“像我这样的人多了去了,既然大多数都选择了继续,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年前,小邹终于动了离开机关的念头。可那时,他在郊区买的房刚还了一年贷款,马上又要和女朋友结婚,他需要的是稳定。
如果继续留在机关里,工资虽然不高,但也会涨。只要不犯错,再加上一点运气,35岁之前还能升职。“用永久的安全换取仅仅是可能的发展机会?”小邹不敢拿两个人的未来当儿戏。
小邹的女朋友不这样看。她问小邹:“每月就这点死工资,觉得值吗?”这时,小邹撇撇嘴,不再言语。他安慰自己:“像我这样的人多了去了,既然大多数都选择了继续,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现实中,公务员小蒋也被问过这个问题。一天,小蒋老婆和她的大学同学在电话聊起年终奖。放下电话,她扭头对小蒋说:“如果当年你也出去,那可能就不会是这样的穷酸相了。”
毕业后,小蒋一直在四川某县委宣传部工作。他曾是班里带头大哥式的人物,几年过去,曾经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小兄弟,出去打工后都发达了,只有小蒋还是老样子。工作7年,如今他每个月的工资也就2100元。
老婆的话让小蒋挺受刺激。要不辞职吧,可转念一想,他又没有勇气。“出去了究竟能做啥?靠啥技能养家挣钱?专业都丢了几年了。如果我也有爹拼、可以啃啃老,也有可能去闯一把。可惜我没有,还得养家呢,一想这些,不敢出去了。”
他也像小邹一样安慰自己:“我们工资不多,但买房至少还可以享受公积金贷款。那些老百姓收入更低,也享受不到政策。”不过,他实在不明白中央机关的同龄人还有什么可迷茫的,“他们每个月工资能到3500吧?”
部委大院里的公务员小李确实比小蒋挣得多,可他并不想一辈子待在机关里。“每天老老实实上班,一直到退休,然后去老干局报到……想想挺可怕,人生这么短,只有一种经验太可惜了。”
父母无法理解小李的苦闷,老老实实上班、每天拿工资一直到退休不是挺好吗?“他们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人生了,但咱们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人生啊!”小李叹了口气。
不仅是机关里的男青年,常被认为重视家庭生活的女同志也会考虑离开体制。在上海政府部门工作的小陈好几次考虑过辞职。可别人问她想去什么地方时,她停顿了一下,有点颓丧地说:“你不应该问我想去什么地方,你应该问我还能去什么地方。除了会打字、会写文章、会组织会议、会安排座位、会跟领导打招呼外,我现在什么也不会。”
“体制就是围城,一旦进来就会被束缚、固化,甚至思维都会非常体制内,有一天想走的时候,已经不适合了,那还是在貌似安全、貌似温暖的体制里呆着吧。”小陈说,目前她不打算走了,怎么着也得生完孩子、享受体制最后的福利再说。
当年,小邹和其他的“小×”们准备国家公务员考试,小陈参加了上海市地方公务员招聘。为了和男朋友在一起,新闻系毕业的她放弃了家乡都市报的工作,留在上海,在办公室里写“八股文”。一次,她在单位举办的活动上,遇到了当记者的大学同学。
“多多支持咱们局的事啊。”小陈老练地说。
“多给我们提供线索啊。”同学也挺客气。
小陈后来感慨:“那真是种很奇怪的感觉。”
“这是个挺危险的信号,毕竟国家的治理还是要靠我们这一代人”
纠结了一年多,小邹还留在机关里。现实中,想要体验不一样人生的小李也没有离开,他马上要当爸爸了,这个时候需要体制内的稳定。
但小李的一个女同事已经忍受不了。机关工作压力大、收入低、职位又上不去。父母在北京给她买了房子,她打算如果涨到10万元一平方米,就卖了房子,辞了工作,回没有雾霾的老家去。
按照一个中央机关公务员的观察,她身边那些留在体制里的“80后”,主要是两种人:一种家在北京,什么都不愁,工作让父母满意,经济上还能得到支持;另一种家在外地,工作几年还在租房。
这个年过30的北京女孩问过外地来的同事:“你们也挺年轻的,为什么要当公务员呢?”他们说,老家人觉得能在这里当个“京官”,是件很荣耀的事情。
就算留在机关里,这些年轻人对自己的状态也并不满意。2009年,当小邹和小魏、小李等人成为一名公务员,梦想着开启不一样的人生时,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学生刚完成他的硕士论文。这个公共管理专业的研究生通过收集202个上海40岁以下公务员的调查问卷后发现,他们的“工作投入”并不理想,特别是26-30岁之间、工作4-6年的公务员,这个群体的职业满意度和工作投入最低。论文中这样分析,这个年龄段正处于适婚年龄,要面临婚恋、购房、装修、生育等实际问题。
“对国家来说,这其实是个挺危险的信号。毕竟国家的治理还是要靠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你对自己的工作都不热爱,怎么能治理好这个国家呢?”一名地方公务员说,她也承认,自己的重心早就不在工作里,而是放在家庭上,“现在就是混着”。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论文的研究中,越认为自己从事公务员这份工作是服务公众的,就越容易获得职业满足感。遗憾的是,在接受调查的公务员中,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如果这份工作不能满足个人和家庭的利益,我情愿不做”。
小邹的故事在网上流传后,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情他的遭遇。“有没有发现,材料没说小邹这个公务员怎么想着为人民服务、当好公仆,光想着自己怎么样,还心理缺陷了。”考生们在“公务员”贴吧里交流答题经验时,一个人突然这么说。
今年“国考”之前半个月,年近六旬的网友李志友写了封公开信,给那些爱在网上发牢骚的基层公务员,劝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值不要太高,正确对待自己。在信中,他写道:“你们对现状的不满,不过是与那些实权在握者相比……如果你们俯下身来看看每月只有一两千元的企业职工……你们就是幸运儿啦!你们就知道自己的价值啦!如果你们身在官场,志在为民,就应该与百姓站在一边,成为反腐败的力量,成为反权贵的中坚!”
这封信在网上被多次转载。“心中尤感愧疚。为民之公仆,未知公仆二字之意。”一位网友说。最近,李志友又回应了网友“家木”的文章,他再次说,年轻人不要将自己定位得太高、对生活的要求太高。
“年轻人想从公务员岗位里得到什么,一定要想清楚。”过来人王处长说,“这看似废话,但对很多年轻人都是问题。公务员真正是什么?如果在地方党政机关,那就是对整个城市的责任,是责任的问题。”
面试时,很多年轻人都被问过为什么要当公务员。为了获得这份工作,小陈曾经违心地说,性格适合。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挺后悔,“人生第一份求职,还是应该按自己的形状找适合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把自己往想要的工作上改变。”
“这就是一份工作,只是我在为国家打工”
小邹纠结要不要离开围城时,在上海某街道当了6年公务员的小常向领导递交了辞职报告。
“机关的辉煌往往在40到50岁,我不想再等10年,所以选择现在离开。”28岁的他说。和小邹一样,小常也担心在体制里呆久了,丧失职业竞争力。不过,在4个月的求职过程里,他还是拿到了4个offer。
机关的6年对于他来说并没有浪费,小常觉得,自己写作、待人接物的能力,都比公司里的同事强很多。而这段求职经历,也让他了解了很多“在机关可能一辈子都无法了解的内容”。
辞职报告的最后,小常这样写道:“无论今后从事哪个工作,担任哪个职位,都会记得自己曾经是一名党和国家培养的机关干部。”
“或许这句话很虚,但其实是公务员最应该保留在心底的部分。”他说。
和小邹同年进入公务员系统的小丘,工作快5年了,仍然对机关充满好奇心。在海关工作的她,经常会被朋友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能不能找你带东西进来?”“这个还真是帮不到你。”
“我的邮包被扣了,能不能帮我问问?”“我问问看卡在哪里,不过多半不是在我们这儿。”
“海关扣的东西是不是都发给你们啦?”“你看看这个公告,我们不能拿的。”
成为一名公务员后,小丘懂得了系统内的无奈,仍能理解系统外的愤怒。她也会接到一些公民打错的电话,向她咨询海关的具体业务。小丘在综合岗位并不了解这些,就建议对方拨打机关热线。电话那边火了:“你是海关的你怎么不知道?!你把我推来推去是吧,我跑错了都赖你!”
“我很尴尬,但我真的回答不了。”她说,“我以后想多做点对外宣传的工作,用大家理解的方式,破除人们对机关的神秘感。”
事实上,劝别人不要考公务员的小魏,也没有离开机关。为了给平淡的生活加点作料,下班后,他常去外面的排练房打鼓、组摇滚乐队。这件事他没告诉同事,也没有向乐队里的同伴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别人问起来,他只是说自己“在公司打工”。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恭维地说“从政了从政了”时,这个曾经因为考上公务员而自满的年轻人,会立马纠正对方:“这就是一份工作,只是我在为国家打工。”
在小邹、小魏、小×身后,还有上百万等着挤进机关大门的年轻人。记者询问参加今年“国考”的一名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什么要考公务员时,她的回答是:“公务员工作比较稳定,具有比较长远的发展。”
“什么是长远的发展?”
“因为公务员可以工作一辈子啊,当然长远了。”22岁的她说得理所当然,“如果可以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当然是想着干一辈子啊。我认为理想的工作就是稳定,有保障。”
“还是太天真!”一个和考题里的小邹一样27岁、在机关里工作了4年多的年轻公务员,听了记者的转述后,轻轻笑了出来,“等她工作几年就不会这么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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