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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5日，南方防务智库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宣布成立。 （南方周末记者 冯飞/图） |
编者按：“思想乃国之利器”，以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研究为主的智库，更是国之重器。
2013年12月5日，中国广州，作为新时期首批在中国打造防务概念的平面传媒集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将举办第一届南方防务论坛，并成立南方防务智库。它的目标，是成为媒体界与军队、高校研究团体的桥梁，成为南方最权威的媒体防务学术组织、军事战略研究机构。
怀着“建言献策，分享和平”的宗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整合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军事资源，打造智库型媒体，希冀着力形成防务新闻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四年多以前，南方周末创办防务版，如今已为军人、广大军事爱好者所喜爱。
此次建立南方防务智库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但我们满怀期待，顺应国家发展的潮流，为国家地缘安全努力。
“我们以前拒绝多边主义、全球治理、全球化，现在都是这些理念的积极倡导者，这些观念都是由智库带来的。”
思想是国家最为锋利的武器。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机构通常被认为是凝聚智库与决策者的纽带，关于“国家安全”和智库的讨论热度开始升温。
不久前，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副教授喻常森参加了高校智库建设的学术会议，他明显地感受到，“无论来自政府，还是大学，抑或民间机构，各类智库都将有机会参与政府决策咨询，智库逐渐融入国家决策的开放性平台之中。”
中国智库的春天真正来临了？
“有一点，我们决不放弃”
多年来，“中国威胁论”、“空海一体战”诸多新鲜词悉数源于西方智库。防务安全领域，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智库几乎垄断着全球安全议题，它们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强势的话语权框定全球安全态势，定义所谓的“军事威胁”，制造矛盾焦点，既做国内民众的思想动员，又为各国公众打下舆论注脚。这一切，都在配合着美国的国家战略动作。
面对如此纷繁的国际议题，中国智库更多是选择沉默。这或许根源于中国智库自身的权力从属地位和“一边倒”的官办格局。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智库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
这种沉闷局面正在悄然改变。南方周末记者初步统计，自2012年以来，仅防务安全领域就有至少5家民间性质的防务智库应运而生，这得益于政府决策日益科学化与透明化，随着这些跨区域、跨部门、跨学科的民间防务智库的崭露头角，政府、民间、大学附属型智库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成形。
“探索实行官邸制”，这句话出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有媒体披露，为了红头文件中的这七个字，“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忙碌了半年之久。“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正是这家智库的研究课题。
智库，又称智囊、思想库，无一例外均为影响决策而生。
“我们可以失去数百万的收入，但是有一点我们决不放弃，那就是影响政策。”美国智库杂志《新共和》国际版主编策约瑟华·利伦兹克说。
美国智库的运作相对成熟，资金多数来源于基金会、企业和个人的捐款，当然，也包括少量的政府合同。美国的智库明白，倘若丧失了独立性，自身将沦为“秋天的扇子”——研究人员整天躲在“象牙塔里”，远离决策层，日复一日地从事着“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
如今，“中国智库引入了一些新的观念，我们以前拒绝多边主义、全球治理、全球化，现在都是这些理念的积极倡导者，这些观念都是由智库带来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南方防务智库顾问金灿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智库正在摆脱“象牙塔困境”。
2013年春天，南方周末记者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也发现，西方智库来往穿梭依旧，而中国防务智库尽管形单影只，却也实现了零的突破，国际非官方舆论场上出现了中国的声音。
“二轨外交”，或许被认为是中国防务智库大展拳脚的戏台。在欧美世界，智库通常以学术团体的面目出现，没有官方的生硬，却具有一定的政策影响力。尤其是在安全与外交领域，交往双方关系紧绷时，即便双方愿意沟通或缓和，也往往很难“下台阶”。这时，穿梭于当事双方的防务类智库，就如《三国演义》中游走在两军阵前的“谋士”，充当起“缓冲带”或“试探气球”的角色。
“进行学术交流，宣传我们的政策主张，智库使现代国家的交往更具弹性和灵活性。”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吴宏伟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中国智库早已活跃在“二轨外交”的舞台上。
影响决策的渠道
大国之间的竞争与角力，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战略智慧的博弈和比拼。
美国参议院一项统计表明，全球排名前50位的安全与防务智库，九成以上为美欧国家占据。其中，兰德公司是美国诸多智库中的“带头大哥”，其全部工作，几乎都围绕三个核心问题：研究课题是否接近和到达政策议程？是否为决策者和广大民众知晓，并由此提高了政策讨论的水平？研究成果是否导致决策与现实的变化？
“美国智库数量很多，影响很大，它们与政府之间有扇‘旋转门’，往来游刃有余。”金灿荣教授说，“旋转门”是指智库人员直接出任政府高官，或在危难之际成为总统政策顾问，诸如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等官员均出身智库，他们“出将入相”，直接把研究项目带入决策核心圈。
一群手无缚鸡之力者，何以撬动国家决策的杠杆？学术界认为，智库的行动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贴近决策者和借助公共舆论。当然，“出将入相”或者“吹耳边风”的途径门槛颇高。
多数美国智库只能选择低成本、高效益的“吹耳边风”——借助公共舆论，对决策者施加影响。每年，美国的众多智库都出版大量专著、期刊、研究报告、背景分析、简报，其中《外交政策》、《布鲁金斯评论》等智库刊物几乎是政界人士的必读资料。除此之外，来自智库的学者还会在主流媒体上，接受采访、发表评论，通过影响公众舆论，间接影响决策者。
“思想库的研究成果一旦引起大众传媒的注意，就会引起全社会和决策者的注意，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评价。
美国智库用在传播上的花费的确不菲。有数据显示，传统基金会用于信息传播的费用，年均600万美元左右，布鲁金斯学会2007年推销研究成果的花销也达到400万美元。
“递折子”，“拼人脉”，依旧是美国智库竭力通往决策层的渠道。1947年12月，时任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致信老友、布鲁金斯学会总裁哈罗德·莫尔顿说，就国会援助欧洲问题，希望布鲁金斯学会能够拟定方案。一个月后，布鲁金斯学会就向国会递交报告，详细提出八项具体建议，后来政策演化为著名的“欧洲复兴计划”。
这种典型的“自上而下”渠道之外，智库也会举办各类研讨会、培训班把政府要员邀请其中，试图“自下而上”对政府施加影响。2000年9月，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召开学术研讨会，讨论题目是“超越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定位：应对反介入挑战”。当时，美国政、军、商、学各界精英悉数到场。正是在这场会议上，该中心主任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1992年提出的“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得以进入白宫决策文件。
开启“旋转门”
“软实力”、“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等，风靡全球的战略话语都发轫于西方智库。反观中国智库，大多跟着西方话语体系走，很难进行学术争锋和对话，更谈不上引领国际议题。
“改革开放初，中央需要制定很多改革方案，找不着人，便在各部门中搜集人才。”国研中心原副主任鲁志强在一次研讨会中说，最初是不定期地召集人员到中南海讨论研究，最后才逐步建立起研究机构。
“近年来，中国智库建设正突飞猛进。”金灿荣说，“各国的智库建设中，中国算是比较好的，跟美国的距离算是比较小，中国智库的整体能力排在全球第二，比印度、俄罗斯都强。”
中国智库也初具美式“旋转门”的特征。2010年6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在一篇题为《中国新智库：官员、企业家与学者互动之地》的文章中提及，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的企业家越来越多地向智库提供资助，不少“海归”学者也意识到：智库是一个理想的机构跳板，有助于自己融入政治体制，引领中国的公共话语系统。
李成还举例，被纳入政府官员的诸多专家之中，最为典型者当属朱镕基，他曾在改革开放初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办公室主任，直到当选国务院总理。“旋转门”在转动，如今，许多具有学术背景的官员离任后则重返智库，2009年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就是一道“旋转门”，许多离任官员在这里担任领导职务，理事长正是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
进步明显，困顿或许源自传统政治的基因。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中国历史上就有重视“谋士”的传统。当前，中国智库在人员构成上依旧是纯学者为主，这些人大多从学生直接进入智库工作，尽管他们理论造诣颇深，但对政治和决策却缺乏经验和了解，这也导致中国智库陷入“学究式”的研究。
“有的智库经费方面还存在一定困难，特别是搞社会科学方面的。智库之间的相互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吴宏伟认为，跟过去相比，中国智库的人员水平有了长足进步。但是，智库的专业覆盖面大多局限于经济社会领域，防务安全领域鲜有来自民间的智库。
“在政府决定越来越强调科学性的今天，凡是重大决策，专家智库都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智库的出现客观上增加了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兰州军区原司令员、南方防务智库顾问李乾元上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新闻媒体建立防务智库，能够保持舆论界的领跑优势，引领防务安全领域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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