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省部级官员曾经担任过大学领导，这是近两天里颇有关注度的一条消息。官员的履历及人事调整，历来容易受到关注，并不奇怪。
从大学领导转当政府高官，倒也正常。如在美国，一些社会精英在官场、学界甚至商界之间自由行走，角色的切换颇为自然。民国时期，一些知名教育家亦在政坛上谋过职位。从为社会服务的角度讲，大学也好、官场也罢，并无本质区别。
不过，有所区别的是，国内大学领导在高校中即有明确的行政级别。按照高校地位的不同，有正厅级校长，有副部级书记等—也就是说，大学领导未进入政坛之前，即已拥有官员级别。大学的行政化问题，跟这个现象就有关系。
媒体梳理一批曾在高校任过职的政府官员履历，意义在哪里呢？无非是给受众一个方便，或者就是让人看一个热闹。但这样的新闻，有可能会产生误导，容易固化人们对官员与高校领导之间关系的某种印象。在中央明确表态包括高校在内的一些事业单位要去行政化的背景下，舆论的报道若是在强化固有的刻板印象，那不算是什么好事。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词汇，便是“逐步”，也意味着去行政化这件事，得慢慢来，至少是“障碍赛”，而非“百米冲刺”。在这个时候，从舆论的角度来说，更合宜的做法，是要多为相关事业单位的去行政化多鼓与呼。
高校不该是官场。高校多年行政化的结果，问题很大。大学需要学术思想的自由碰撞，需要教育家治校，而非官员治校；大学需要的是学术大师，而非大官。这些年里，在教育系统中出现了不少腐败案件，也跟行政权力配置教育资源的现实不无关系。高校去行政化的意义早已毋庸置疑，关键是如何去推动“去行政化”。
高校去行政化，其实已经喊了许多年，但进展很慢。其原因在于，一是经年累月，已经在教育界形成了一堵厚厚的体制之墙，很多东西都深嵌在这堵体制之墙里，难以改变；二是去行政化就要触动既得利益者—而有改革就会有阻力。
现在谈论高校去行政化，主要包括了这么一些含义：一是去除行政权力对高校自主办学的不当干预；二是纠正行政权力对教育资源的扭曲配置；三是去除高校管理者的行政级别—让大学校长成为平民校长。这三个方面可谓缺一不可。
就拿大学管理者拥有行政级别来说，其弊端不可小视，也一直存在不良的价值引导。如果在大学里，一些学术精英之间的竞争，是追求行政权力而非学术成就，则对整体学术会产生严重的损害。有人认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倾向是“官本位”，若高校领导失去了行政级别，恐无法与社会对接。这种认识显然荒唐。倘若高校与社会缺少很好的对接，那也应该努力在整个社会层面去“官本位”文化。
所幸，围绕高校去行政化的共识总体上已明晰。在改革实施阶段，如何避免“逐步”变得难有所为，至为重要。多年来高校去行政化进展缓慢的教训告诉人们，改革的实施要有时间表。没有时间表，就容易往后拖，社会大众也无从监督、督促。“逐步”的提法，是就审慎改革角度而言，但不是无为与拖延的代名词。
因此，当媒体在关注众多部级领导出身校园时，观者不该只是看个热闹，而更要对高校去行政化举步维艰的现实多一些了解、多一些期许。教育部近日首批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是为一种努力。但愿这样的改革尝试更多一些，步子迈得更快一些。在高校非行政化的语境里，官员与校长的角色切换，恐怕会更能让人以平常心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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