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河南省鹿邑县法院,当地农妇武文英涉嫌故意杀人被审。去年2月,她把农药瓶递给脑瘫双胞胎儿子,致二子死亡。可武文英并没解脱,10个多月后,她选择了自首。长期辛劳,46岁的她早已满头白发。(12月9日《新京报》)
她是“最好的母亲”,20年如一日地悉心照顾着两个患了脑瘫、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双胞胎儿子,甚至在丈夫都准备放弃的时候,她也从来没想过要放弃;她又是“最坏的母亲”,最终把剧毒农药递给了两个脑瘫儿子,夺去了他们年仅20岁的生命。看着这一起人间悲剧,很多人容易站在“虎毒不食子”的立场上对其进行道德批判,但是连案件的主审法官也感叹整个案件“让人心酸”。
“毒杀亲子”是一出人伦悲剧,但更是一起社会悲剧。对这个已经陷入绝境的家庭来说,向社会和政府救助,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但是即便他们的故事三次获得媒体的报道,最终也没有走进当地部分相关部门的救助体系之内,最终屡屡错过了由政府主导的救助机会。事后,当地残联和民政部门都给出了自己的理由,比如对武文英的家庭情况不了解,对脑瘫双胞胎的信息不掌握等等。这也许是实情,但难道不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村落后地区对残疾人,对农村困难家庭、弱势群体救助渠道的狭窄与不力吗?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国家一些救助信息、帮扶政策根本传达不到村里,传达不到需要救助者的耳朵里,而这些弱势群体、困难家庭的基本信息,也同样传达不到县乡各级政府部门的“耳朵里”,于是在苦苦煎熬了20年之后,“毒杀亲子”的人伦悲剧发生了,曾经“最好的母亲”也成了现在法庭上“最坏的母亲”。这种信息的堵塞,能说当地政府和干部一点责任没有吗?
此前有媒体报道河北保定一农民因无钱手术而自锯残腿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对特殊困难群体的广泛关注。对此,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12月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民政部将综合构建涵盖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自然灾害救助以及医疗、住房、教育、就业、临时救助等专项救助在内的制度体系框架。目前正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这方面法规。在这次会议上,窦副部长承认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是当前我国在社会救助中的短板,确实存在救助面过窄、救助水平低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患病、特别是患大病的困难群众的医疗问题。
而发生在河南鹿邑县的这起母亲毒杀双胞胎儿子的人伦悲剧,几乎就是对窦副部长的话所做的一种现实注脚。承认了问题,就要尽快解决问题。如果这样的法律和制度救助体系能够早日建立,尽快发挥作用,这对脑瘫双胞胎是不是就能得到拯救,这个“最坏母亲”是不是也能得到拯救?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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