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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3年第23期 |
“两桶油”和地方炼油企业似乎是天生的冤家，前者介意后者的低品质产品会影响中国整个石化市场，后者抱怨前者的饕餮胃口贪得无厌。
◎本刊记者 王键 | 文 苗正卿 | 编 （发自济南、淄博、北京）
68岁的刘爱英用13年时间试图为自己的企业撬开一丝活路，她的抗争执着却无力。
1999年，在以山东省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亮相后，刘爱英便开始以一己之力“拯救”山东地炼，为夹缝求生的企业奔走呼号成为了她最普通的工作。“当时希望把山东地炼企业整合成一个新的主体，以抗衡国有大石油公司的不断压迫。”在《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面前，操着当地口音的刘爱英，丝毫没有掩饰山东人的心直口快。
2012年4月28日，本该出席公司成立13周年庆典的刘爱英却没有到场，这不仅是因为其名片上的头衔已从山东省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变为了山东省炼油化工协会会长，更重要的原因是，她的努力终究落空了，一度在刘爱英头脑中闪现的“山东石化集团”也最终不过是为了获得话语权而诞生的纸上计划。“我在这个行业已经工作40多年了，当时厂长们都投票选我出任董事长，就是为了解决进口原油和销售的问题。”刘爱英回忆当初不无遗憾，坦言自己的好人缘并没带来好运。
随后一年多时间，“不信命”的刘爱英仍倔强地穿梭在企业和政府间。有人笑称，她应该是中国所有行业协会会长中，年纪最大也最负责任的“女汉子”。
直到2013年10月，国家能源局组织相关部门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全国工商联和部分民营石油企业对民间投资进入石油领域的意见和建议。让这位处于职业生涯低谷中的女会长激动地跳了起来，“付出总算有了一点回报。”
据刘爱英回忆，当天座谈会的主要议题就是民营企业原油进口使用资质问题，其间一共有4场分组讨论，每场都长达1个半小时：第一场是听取包括中石油、中石化在内的央企意见，第二场是听取地方炼厂的意见，第三场是听取科研机构、地方协会和专家的意见，第四场是听取地方政府的意见。
看似平静的讨论却深藏波澜。除了参加第三场讨论外，刘爱英四处打听其他几场讨论的结果。“除了央企反对外，其他都偏向支持民企。”最终出现了3比1的比分。
不久，国家能源局就向有关部门和企业下发特急文件《炼油企业进口原油使用资质条件（征求意见稿）》，开始设计地炼进口原油的分配原则和方案，并要求10月21日反馈书面意见。为了引导更多地炼企业加入，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积极争取国家增加原油计划指标，放开对山东省地方炼化企业加工进口原油的限制，给予1000万吨/年原油非国有贸易进口资质。
与此同时，一些内部权威人士也不断放出消息，估计最终方案可能比较接近上述草案，最快有可能于11月份出台。甚至包括“两桶油”的高层也透露，中央政府对石油领域的开放将远远超乎市场预期。
胜利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但眼看时间的脚步就要迈入12月份，刘爱英有些坐不住了，因为几乎在一夜之间各种曾激起刘爱英胜利感的方案就“一点消息也都没有了”。怕出差错的刘爱英在多方打听下，才发现自己吃早了定心丸。据她了解，国家能源局出台文件后，该方案就立即遭到两大石油集团的强烈反对。“原来限制地方炼厂进口原油，单靠加工燃料油，他们就能生存。如今给他们原油，生活得岂不更滋润了。”这一明显的打压逻辑也让刘爱英逐渐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原油不是那么好拿的。”
其实早在8月份，国务院就批了1000万吨原油指标给民营企业，但此方案至今也迟迟落实不下来。这一事实也恰恰印证了刘爱英的担忧。“只能等着”，在记者面前，刘爱英几乎是从嘴中挤出这四个字的。
其实，早在地炼诞生之初，就曾被贴上“私生子”的标签。很多地炼在建立时并未经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批准，他们在石油产地周边或靠近港口地区，以沥青厂、燃料油厂的名义建立，配上几套炼油装置便开始“大干快上”地炼起油来。
山东地炼一直是中国石油(601857,股吧)行业的一个特殊群体，曾因“小散乱”的不规范生产，一度差点被“上面”灭掉，也因势力不断壮大使竞争对手怒改游戏规则。它们的身份也相当复杂，既有国资，也有民营和外资。人们为了区别它们和国内三大石油公司，给了他们一个称号“地炼”，即地方性炼油厂。
地炼发展至今已超乎大部分人的预期，而重压其上的石油行业垄断也从未消失。地炼与国有石油企业两者间“既合作又竞争”的暧昧关系，也让一场场“爱恨纠葛”的起义与狙击不断上演。
一封写给总理的信
1999年底的一个上午，一封由刘爱英起草、各大地炼厂长联名上书的信件从山东寄往国务院办公厅。“当时给总理的信寄出后，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刘爱英至今没有忘记当天的紧张心情。
在刘爱英看来，这封信的初衷源于一年前中石化对地炼企业的“不公平待遇”。
根据1998年石油行业“南北分治”的重组安排，国家组建了两大全产业链的石油巨头——中石油和中石化。重组后，中石油、中石化分别获得北方12省、南方19省的油气资源勘探开采业务，同时获得了各自所在省份的炼油、批发、零售等中下游业务和进出口经营权。
山东省由此被划分为中石化的“地盘”。这样一来，中石化虽然不是地炼企业名义上的主管单位，但却掌管着他们原油计划供给以及成品油销售的生杀大权。
在竞争对手中，无论哪一方的话语权增加，都难免会擦枪走火。1998年下半年，“一种原油，两种价格”的游戏规则悄然出台。这让刘爱英十分恼火：“中石化将油价分为国际油价和国内油价两种标准，卖给山东地炼执行国际油价，卖给其他人却执行国内油价，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嘛。”刘爱英不甘忍受这样的“礼遇”，她联合地炼企业以及地方政府部门，多次上访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但均以得到“我们拿中石化也没办法”这样的回复不了了之。
“那谁拿它有办法？”在多次协调无果的情况下，仗义执言的刘爱英为了替地炼企业要个说法，在和厂长们几番彻夜长谈后，最终选择拿起笔杆子作最后一搏，“找总理”成为她和地炼企业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发起人，刘爱英此番大胆决定也将其置于十分微妙的处境。“当时我在省化工厅工作，给总理写信要不要跟厅长汇报？汇报怕有政治问题，风险谁承担，但不汇报又事关一个行业的未来发展。”骑虎难下的刘爱英深思熟虑后，决定绕过厅长直接寄信，“如果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如果出现问题，我一个人承担责任。”
信寄出后的第四天，忐忑不安的刘爱英决定独自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一探究竟，“如果总理批示了，中石化肯定有动静。”下火车后，顾不上吃饭的她直奔中石化，刚迈入大门准备填写来访登记时，突然被门卫告知“不用这么麻烦了，直接上去吧”。这一反常示好让刘爱英隐隐觉得“应该有戏”。
事情正如刘爱英所料。其实在寄出信件不到一周，中石化就接到高层领导人“请把山东问题解决好”的重要批示。
在与热情接待的中石化4个主任寒暄过后，已探明虚实的刘爱英直奔主题，并且语气也愈发坚定：“我这次来就是要解决山东地方炼厂买高价原油的问题，你们不能搞‘一种原油、两种价格’，并且把我们之前为此多支付的3.5亿元还给我们。”
最终，双方以各退一步的“友好姿态”作为结局：今后价格一视同仁，中石化将3.5亿元换成30万吨原油，并且以后每年作为计划给地炼企业安排下去。但中石化心理很清楚，这种“妥协”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小地炼拔地而起，这显然对行业有序发展十分不利。
无风不起浪。写信事件“和解”为双方日后拳脚相向埋下了伏笔。一场“以卵击石”的小人物起义，表面上看是地炼争夺话语权的阶段性胜利，但却招致了一场更为猛烈的暴风雨加速来袭。
丧失的话语权
当山东地炼还在为啃下中石化这个“硬骨头”准备举杯欢庆之际，一场颇具针对性的行业洗牌风暴突然降临。
1999年5月，《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发布；2001年9月《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的意见》发布。国家密集出台这两大文件，意在清理整顿不规范的地炼市场。文件规定，国内各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要全部交由两大石油集团的批发企业经营，其他企业、单位不得批发经营，各炼油厂一律不得自销。
这一度成为中石化控制下游的政策依据，而整顿后最终得以保留的山东21家合法地炼企业，恰恰就是中石化在山东成品油市场上的死敌。
中石化终于逮到了机会，原来国家每年179.3万吨原油计划是给山东省的配额，但胜利油田归中石化代管后，配额怎么分配，就成了“一言堂”。这也成为其利用成品油“低买高卖”，榨取地炼利润的掘金之路。
“当时的原油指标都是国家按照计划统一分配的，后来归了中石化管理，就采取‘不交成品油、就扣你的原油计划’的手段打压我们。”刘爱英直言，“收不收成品油、收多少、多少钱收，完全是中石化说了算。行情好时人家就低价收油，不配合就扣你的原油计划，行情不好时人家留给我们自己解决。”回忆起当时的市场环境，她至今仍深感不平。
由于当时地炼企业的油基本全部交给中石化处理，这也导致其没有开辟新的销售渠道。“一旦中石化不收油了，我们就会很难受。”但是，山东省政府对自己的亲孩子不会坐视不理，其表态支持成品油销售建立统一的山东地方品牌。
这也是山东省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起初成立的目的之一。在政府的积极帮助下，刘爱英甚至描绘出一张“以山东省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为载体，整合省内地方炼油企业，集中资源，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组建山东省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的蓝图。
但刘爱英的蓝图终究没能变为现实。虽然当时公司已成立两年，但要想获得销售资格，还必须要有商务部颁发的成品油销售批发资质。“那时候的门槛要求注册资金要超过3000万元，但我们只有560万元。”身为董事长的刘爱英也只能“望油兴叹”。
2002年的油荒给山东地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也让其深深体会到受制于人的无奈。油荒到来就是所谓市场供不应求的好时候，“中石化一声令下，所有地炼企业全部要交油，而且他们把收购价格压得很低。”在刘爱英眼中，中石化这“一买一卖”的空手道行为，俨然一个逐利的“二道贩子”形象，而地炼企业则沦为助其不断扩大利润的“打工仔”。
为了在油价上争取生存空间，刘爱英所在的山东省炼油化工协会在多次找到有关部门反映后，最终达成了“协商定价”的共识。
2002年以后，随着民营加油站的拔地而起以及石油贸易商数量的水涨船高，山东地炼的日子才稍微好过一点，更多的企业拿到了成品油销售批发资质。随着销售渠道的不断扩大，地方炼厂也学聪明了，他们只将70%左右的成品油卖给两大石油集团，剩下的则通过其他渠道销售出去，避免重蹈覆辙。
“帮凶者”铁路
几轮对抗下来，地炼企业就像个冲锋的战士匍匐在命运未知的前线上，生怕一不小心被冷枪击中身亡。
令山东地炼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些潜伏在丛林中的狙击手们还有“帮凶”。
2003年9月，铁道部突然下文，要求铁路只能运输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的产品，地方炼油企业的产品一律不准上铁路。当时，好多地炼企业正在办理货运手续，几车皮的成品油，已经装车等待运输，但他们最终等来的，却是要求卸车的命令。
一时间，刘爱英的手机几乎被打爆了。地炼企业纷纷向她求助甚至哭诉，这种打击对于规模较小的地炼企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在向原铁道部计划运输处垂询后，刘爱英才得知，是两大石油集团找到他们，提出了这一要求。“铁道部难道是属于两大集团的？”刘爱英在电话中大声呵斥。
为了安抚刘爱英的情绪，电话那边的运输处主任只能用言语不断安抚刘爱英，却不能给她任何实质性的反馈。在刘爱英的多次沟通协调下，原铁道部随后又补发了一个文件，把21家山东地炼企业的名字也加到了运输名单中来。
但铁路运输风波的最终解决，已经是两个月后的事情。其间，地炼企业的成品油，就装在租用的车皮里，租金甚至已经超过了油价本身，甚至一些企业因资金链断裂退出市场。
卓创资讯能源分公司经理刘锋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目前铁路运力比较紧张，一些大型能源企业尚不能满足全额的货运需求，如果地方炼厂在运输的高峰时段去申请审批铁路运输确实会非常困难。。
山东汇丰石化有限公司（下称汇丰石化）副总经理傅勋征也深知铁路运输对地炼企业的重要性。他所在的公司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经济开发区，南邻济青高速公路，西依803省道，济东铁路横穿厂区。“依靠便利的地理位置优势，我们规划建设6条铁路专用线。现已投资5.25亿元，两条危化品铁路专用线已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行，4条新扩建的铁路专用线将于2013年底建设完成。”傅勋征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
在汇丰石化厂区内，记者看到一列从新疆驶来的火车正在卸载石油。“我们是山东地炼里唯一一家拥有铁路运输专线的企业，仅铁路专用线每年就可以为汇丰石化节约5000万元的运输费用。”汇丰石化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徐长存对记者表示。
试图摆脱运输困扰的汇丰石化却逃不开原料制约瓶颈。记者了解到，这列火车装载的是来自新疆塔里木和辽河等低效油田出产的稠油，两大石油集团的炼厂都不愿意加工这种对设备容易腐蚀的油品。但即便是别人“看不上”的边角余料，对地炼企业来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可这只是其原料来源的一小部分，他们仍需要进口大量燃料油来维持仅有30%左右的开工率。
大部分时间，傅勋征都在为“无原油可炼”而头疼。“我们原油一次加工能力为580万吨，但原油指标全年一共才1.8万吨。剩下的全部要靠进口燃料油和内贸货支撑企业运转。”他的言外之意是“有装置、有技术、但就是没优质原料”。
由于按资质进口原油无需缴纳消费税，这意味着，地炼企业没有原油进口资质的苦果是，需要为进口燃料油支付额外的税。傅勋征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汇丰石化每销售1吨汽油，要交1380元的税，销售1吨柴油要交900多元的税。
刘爱英对记者感叹：“山东地炼对不公正待遇的反抗从未停止过，如果忍气吞声，马上就会被逼关门停产。”然而有一些生死攸关的问题，却始终无法通过这种正当的反抗方式来解决，比如地炼企业的命脉——油源。
地盘分食暗战
在输血自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山东地炼不得不面临着“卖身谋油”的求生选择。一时间，分食者纷纷涌入山东。
油源的获得除了直接呼吁国家对原油进口权放开以外，还有一个路径就是被手握原油指标的石油集团兼并。而山东作为全国地方炼厂数量最多、最为集中的省份，山东地炼这股敢与巨头抗衡的民间力量，自然成为收编者心仪的对象。
早在2002年7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下称中海油）便以“油源换股权”的巨大诱惑，联合滨州化工集团5家股东组建中海沥青股份有限公司，在山东拥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炼油化工基地。
看到竞争对手在自己的地盘争夺市场，中石化决定再次向地方炼厂施压。按常理讲，产业链最完整的中石化应该是地炼最理想的整合方，由于炼油产能过剩，中石化对其势力范围内的地炼兴趣不大甚至有些“瞧不上眼”，但又不愿意看到强有力的第三者。因此，2003年，中石化曾以青岛炼化项目要挟山东政府，提出削减地方炼厂1000万吨加工能力的要求，共涉及企业15家，其中关停10家、转产5家。虽然出台了相关文件，但最终由于地方炼油企业的强烈抗议而没了下文。
这次火药味十足的碰撞，让地炼与中石化的矛盾再次升级，也让中海油和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下称中国化工）等央企找到了插足山东市场的最佳时机。
为了拯救地炼企业脱离生存危机，中海油和中国化工两大集团获得山东省政府“一路绿灯”支持，而一些饱受打压之苦的地炼企业也心甘情愿地被“招安”。
截至2008年，中国化工一口气交出了“山东省整体收购、重组或控股6家地炼企业”的成绩单。而中海油则因内部存在争议，收购显得十分谨慎。直到2008年1月，中海油拿下东营原油码头，才先后收购了山东海化(000822,股吧)、中海化工两家地炼，并谋划在东营、潍坊各建一个千万吨级的大炼油项目，以消化渤海油田的原油。
一位石化行业高级研究员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收编地炼对于这些集团来讲利大于弊，毕竟自己新建厂消化这些原油需要一个很长的审批周期，直接收购地炼可以拓展其中下游产业，对企业而言是一个完善。”
在众多分食者中，中石油的起步已经晚于中石化和中海油。2007年12月5日，从不急于出手的中石油与山东省政府签订《合作备忘录》，计划在威海镆铘岛建设石化基地，炼油规模达1000万吨。中石油开出的原油价码，对于“望油若渴”的地炼企业来说显然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条件。不惜以原油资源换市场，这被业内人士认为是中石油扩大其在华北地区市场份额的战略之举。
2010年末，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下称中化集团）以增资控股弘润石化为契机，与山东省强化在石油中下游领域全方位的投资合作，成为第五个参与山东地炼的央企。
一些地炼企业选择抱央企“大腿”，是因为央企有着优势的上游资源和下游的销售网络，但央企的参与也一直伴随着过度垄断的争议。事实上，山东地炼已成央企必争之地。中石油、中石化希望通过收购打压地炼的实力，而中海油、中国化工则希望通过控股来加强在成品油方面的生产能力，增强与两大巨头抗衡的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境内那些真正有规模的地炼比如京博石化、汇丰石化、金诚石化等，都不在被收编之列。“中石化也找我们谈过收购的事情，但我们基本不会考虑。”傅勋征对记者坦言，“其实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活法，他们的管理成本太高，但我们很精练。”
五大巨头纷纷收编山东地炼，打算彻底掌控山东成品油市场的剧本已不断上演。但对于地炼企业来说，出路已经不多：要么企业连横，抱团与地方政府合作；要么就是与央企合作。前者能够在保存企业自身的前提下不断壮大，但是上游油源问题还是不能得以充分解决；后者虽然能解决这个问题，但被央企全部吞并只是迟早的事情。
对于地炼缺少油源的问题，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表示，开放原油进口就是让民企多挣几个钱，对整个市场格局不会产生影响。小孩儿和巨人怎么斗？
油品升级博弈
原油进口和油品升级是横亘在地炼面前的两座大山，在关于原油进口大门是否对民企敞开的争论进入白热化之际，油品升级能否达标又成为时下讨论的另一热门话题。
最近一些关于山东地炼因油品升级大考将遭遇生死劫的报道让刘爱英眉头紧锁，更有甚者提出了油品升级压力将导致一半的地炼厂倒闭的猜测。“那是瞎说，地炼企业油品升级工作几年前就开始了，至少有70%的企业可以生产国四标准汽柴油。”她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目不转睛。
随后，刘马上打电话召集各大地炼厂长举行座谈会，甚至还邀请了媒体参与其中。“有些媒体对地炼企业存在误解，我希望他们如实报道。”
媒体的“误会”可能源自近年来不断发生的问题汽油事件。
2010年3月中下旬，河南省安阳市内上海大众、广州本田、北京现代等4S店突然接到大批送修车辆。这些故障车辆都有着同样的“病征”：轻则会出现加油不顺、冒黑烟、尾气刺鼻的情况，重则排气管不断喷出红或黑色液体、无法启动，最严重的会出现一些零件损坏的情况。消息瞬间在媒体圈炸开了锅，一些车主和4S店遂将矛头直指中石化93号汽油。
在媒体报道和上级调查结果的双重压力之下，4月底中石化河南安阳分公司承认，由于油库质检环节把关不严，致使该批次部分存在质量问题的93号乙醇汽油流入市场，但把“最终责任”踢给了外购公司——山东一家炼油公司。
遭遇河南油品质量门之后，中石化开始限制下属销售公司购买地方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而主要依靠公司调配油品进行供应。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刘爱英第一时间站出来说话，中石化在河南的问题油与山东地炼无关，中石化的问题油是乙醇汽油，而山东地炼企业根本不生产乙醇汽油。
在油品升级这个问题上，地炼与中石化再次针锋相对。但实际上，一些规模较大的地炼企业依靠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加工出来的成品油都能符合国家要求。“好多中石化的加油站，其实里面卖的是我们生产的油。如果质量不达标，他们怎么会卖，”刘爱英如此解释。
刘爱英所指的规模较大的地炼企业就包括汇丰石化。傅勋征告诉记者：“其实我们也能生产国五标准的汽柴油，今年春节过后生产了一批，但由于市场有限，并且利润很低，就停下来了。毕竟大市场还是以国四标准为主。”
宏源证券(000562,股吧)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国内部分炼厂已经能达到国四标准，要完全升级还需要投资250亿~300亿元；而进一步由国四标准升级到国五标准，国内炼厂需要再增加投资3000亿元。
如此巨大的投资规模对于剩下的30%小规模地炼企业来说，可谓雪上加霜。但在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董秀成眼中，这些企业不会因油品升级的压力而死掉。“以前国家就出台文件明确取缔这些小炼厂了，那种打击力度要比油品升级大多了，但好多地炼企业依然存活至今，如今要靠油品升级使其完全退出市场几乎不可能。”
那么，这些生产不达标的小地炼是如何生存的？据业内人士透露，有些奸商会购买这些地炼不达标的油进行调和。所谓调和，就是把质量好的油掺到里面，将其调成符合国家标准的油。有的地炼自己可以进行调和，也有些卖给专门的调和厂进行调和油后，就堂而皇之地成为可以上市销售的柴油和汽油。
如今，这些不合格的汽柴油给不法奸商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而成品油与低质油勾兑在石油生产链条中已经成为了不法商人的金矿。据业内人士透露，在逐利欲望的不断驱使下，确实有一些小地炼不顾及环境污染而开足马力，不断进行不合格产品的扩产“但这只是少数案例，并不能代表所有地炼企业”该人士分析称。
油品升级背后，造就了地方庇护下地炼企业独特的生存法则。而进口石油开放背后，则是地炼与垄断集团不断抗争的结果。存在即合理，虽然用这句话形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是否合适尚难判断，但在一个话语权缺失的垄断大背景下来看，也许正是这样一个搅局者的出现，才能推动整个行业的不断前进和蜕变。
抗争仍在继续，但68岁的刘爱英能在古稀之年放下她的拳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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