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湖北调研时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任务，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繁重。下大功夫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军队改革的客观要求，下大功夫借鉴和运用外军改革转型的成功经验，下大功夫了解军地各方在改革方面做的有益探索，这一切，都离不开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关于转基因的争议越来越大，有人力挺，声称“再迟缓就是误国”，有人反驳，扬言“其中有惊天的阴谋”，一场科学之争，似乎陷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怪圈。而在近日，崔永元飞赴美国，在沃尔玛、有机食品连锁超市，对美国人和当地华人进行了调查，并且在微博上实时发布了调查结果和图片。崔永元是反对转基因的代表性人物，他并非业内人士，但这种重调查、摆事实的作风，摆脱利益、独立公允的态度，却十分值得肯定和借鉴。事实上，推动万事万物的发展，都离不开这种“崔永元式调查”，政治经济上的改革是这样，军事上的改革也是如此。
近年来，俄罗斯落实普京“强大、灵活”的建军思想，明显加快了军队转型步伐。而俄军每一次改革政策从提出、论证、再到实施和调整无不烙着调查研究的印记。譬如其大刀阔斧地对国防管理、后勤与保障体制、兵役制度和动员体制进行的激进式改革，正是基于对国情的调查研究，牢牢把握俄罗斯整个国家正在激进转型的大背景而推行的，一定程度上节约了改革成本、提高了改革成效。而在联合指挥体制、军兵种和部队建设结构等改革上，则是紧密结合其特有军情，由点到面、循序渐进，以稳健的改革步伐既为军队“瘦身消肿”，又为军队“强身健体”。
当前，我们正在积极谋求国防和军队的特色发展，抢抓改革时间窗口，不断推陈出新，摆脱技术和体制上的劣势，努力建设符合国情、军情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然而，应当看到，我们对军事改革的认识还很不深入，对改革规律性东西包括内在机理、演进趋势，发展阶段，对改革目标、性质任务、启动时机、路径选择，推进改革的思路办法等，有的还停留于一般重要性必要性论述。这归根结底是对当前中国军事发展状况及矛盾问题调查研究不够、梳理挖掘不够，有些人对触及军事改革深层次领域的问题，常常习惯用“特殊国情”“特殊军情”等大词简化叙述，将极端复杂的军事改革问题人为浅显化和脸谱化，缺少必要的深度调查研究和微观视角。
留心观察就会发现，一讲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有些人就想到裁减谁、合并谁、降格谁，谁留谁走。这实际上是对当代军事改革的形势缺乏调查研究，还在用机械化战争时代的观念来谋划推进改革，把体制改革归于简单的搞“拼盘”和做“加减”；一讲信息化建设，有些人就拿“顶层设计”来对付，殊不知顶层设计的依据还是要来自基层实践的，脱离了对基层的深入调查研究，顶层设计再好，最终也难于实现；一讲指挥体制机制改革，有些人就言必称美军、言必称联合，借鉴外军作战指挥体制固然有益，但忽视了对我军的调查研究，必然会导致外军经验“水土不服”。
党的十八大报告已经把“世界新军事变革”改为“世界新军事革命”，一字之变，反映出时代的狂飙猛进、军事形势的风云际会。当前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面临着理论创新、训练转型、人才培养、装备更新、技术升级、体制优化等一系列问题。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内部改革任务，很多难题必须依靠“十月怀胎”的调查研究，才能有“一朝分娩”的妥善解决。为此，在实现强军梦的征途上，我们要按照习主席关于“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既要观军事改革之大势，又能看军事改革之细微，让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发挥军事改革开路先锋的功用，使调查研究真正成为察实情、搞论证、做决策的得力手段，为谋划改革蓄足底气、为推进改革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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