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自己摆满书籍的写字桌,邱闻有些迷茫。樊竟成 摄 |
最近他没心情看书,而是在本上胡乱涂鸦。樊竟成 摄 |
“我不用坐班,几点都行。”约见面时间时,邱闻在电话里说。
11月初,一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多,他便提前等候在咖啡馆里。
他说“不用坐班”有两层意思:一是平日下午三点多钟,就可以回家,工作时间自由;二是在办公室,自己经常站着—总坐着实在腻味了,屁股痛。
采访时,这位当了两年多基层公务员的人民大学高材生,好几次语速飞快地插话打岔。他解释,成天和四五十岁的人坐在一起,特别想找一个年轻人说说话。
说到这儿,他搓了搓脑门,目光呆滞看向窗外,蹦出一句无厘头的话:“此情此景,我好像之前就亲眼见过,像大话西游里重返过去的片段。”两个多月来,他时常做这种电影闪回般的“白日梦”,推测可能是“每天重复单调的工作”造成的精神恍惚。
他试图与一种无形的力量抗争,让自己的公务员生涯“过得更有意义”。然而,他觉得快被打败了。
“不想累得跟孙子似的”
如果真的有月光宝盒,邱闻依然会坚持当初的选择。
从小到大,他一直努力成为“拔尖儿的那种人。”他的家乡在北京市一郊区县的农村,父母都是农民。高中成绩稳定在区重点的前三,顺利考上了人大。他的高考成绩,去清华北大绰绰有余,填报志愿时却并没考虑。
“万一差几分呢?我可不想复读。”他说。他认为自己是求稳的人,做最有把握的事儿,尽量规避风险。他承认,这多少在潜意识里影响了的求职选择。
大学四年过得很迷茫,一直“没想明白未来的路”。毕业季,班里的同学基本选择出国、读研深造,或者去外企、银行。家里并不富裕,他不打算考研。而外企工作压力大,他英语又差,也放弃了。
他随了大溜儿,拿到两个银行的0ffor,最终和建设银行签了合同。他并没有太大热情,“归根结底是个服务行业,每天的重复性劳动多,创造性工作少。”
在人大的图书馆,抱着公务员复习资料埋头苦读的人也不在少数。班上近大半同学都参加过国考,也有人成功进入了财政部、发改委等单位。他的老家,没有几个大企业,公务员被视为一个稳定而体面的工作。邱闻既想试试,又有点抵触,“也许是负面性的报道看多了。”
2011年2月初坐车回家,邻座一位大哥随口开导他:“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实情。”邱闻琢磨—反正工作已经定了,那就试试呗。
两周后,他草草复习便参加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目标是一个镇政府的岗位。因为是郊区,竞争没有中心城区那么激烈,一共60多人报考。他以笔试第一,高出第二名10多分的成绩进入面试。本应是三取一,可排他后面的两个人没来面试,弃权了。接到录取通知后,他把一系列巧合归结为“命运的安排”。
他交了违约金,和银行解除合同,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基层公务员。
他并不觉得可惜。工作所在地离家不远,父母岁数大了,身体都不太好。姐姐妹妹都在城里,他可以每天回家照看、陪伴爸妈,“这比赚很多钱更重要。”
除了家庭,还有一个因素。在银行实习的时候,他时常看到客户冲着柜员、大堂经理争吵甚至责骂。如果他选择在银行工作,入职第一年,基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还得天天站着。“我不想整天累得跟孙子似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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