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双月刊2014年1/2月号（提前出版）文章】 题：如何治理中国（作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中国问题研究部主任戴维·兰普顿）
在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三次革命。第三次革命仍在进行之中，到目前为止，其结果是较为积极的。这场革命始于1977年，邓小平上台后，开始推动一场前所未有的、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的革命，它让中国的经济成为全球的标兵，从而使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让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这场革命在邓的继任者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任期内还在继续。
一种老生常谈的说法是，自1977年以来中国经历了经济改革，但没有展开政治改革。这种说法蒙蔽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正如一位中国的政治人士在2002年信心满满地告诉我的，政治改革“已在悄悄地展开，但不为人所关注”。
事实上，如今中国的中央政府在一个发生了根本改变的环境中运作。中国社会以及经济和官僚体制已出现分化，中国领导人必须应对，或者至少是设法应付；另外，中国领导人现在必须面对拥有更多资源的中国人口，中国民众在金钱、才能和信息获取方面强于以往任何时期。
综上所述，现在治理中国比邓小平时期更为艰难。
北京应对这些变化的方法是将公众舆论纳入决策的考量，与此同时仍保持基本的政治架构。但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能够在不彻底改革执政体制的情况下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那么他们就错了。以弱政府和较强公民社会为特点的中国需要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架构。
它需要加强依法治国的力度，建立更加可信的机制—如法院和立法机构—以化解冲突，协调各方利益及分配资源。它还需要提高政府监管水平、透明度和建立问责制。如果缺乏这些发展，中国在未来出现动荡的风险将高于过去。鉴于中国与日俱增的全球影响力，毫无疑问，这种动荡的余震将波及中国的邻国及世界其他国家。中国过去的改革已造成了新的形势，其领导人必须尽快适应这一新形势。改革就像是骑自行车，越是勇往直前，越不会从车上掉下。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政府可以从三种类型中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即传统型、领导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
在整个改革阶段，中国已从前两种合法性基础，转向第三种类型。 换而言之，中国已从依赖个人信誉的强人统治转向受到集体决策、任期、其他道德标准和公众舆论限制的领导人统治。正如一位资深外交官在2002年对我说的：“以前可以一人拍板做决定，现在则必须集体协商。”
然而，自毛泽东以后，中国的社会和官僚体制已出现分化，让北京做决策和落实政策更加困难。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政府已在发展一种专制但积极响应的体制，显然是在平衡地方、权力和政策方面的利益。尽管自我表达的路径仍然受限，精英层的决策仍不透明，但中国的执政者现在试图解决利益之争导致的冲突，而非对其进行压制。只有当他们认为这些争端会对自己造成极大危险时，才会采取措施压制。 (来源：新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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