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起决定性调节作用意味着一切都要按规章办事，政府不要做可以让市场做的事情。政府做该做的事情——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对稀缺资源的规划和引领
混合所有制经济既不是全公，也不是全私，而是公私混合的。在市场经济下，国企、民企相处应该协调，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所有市场主体在公平竞争条件下地位是平等的
⊙记者 陈俊岭 ○编辑 陈其珏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21日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指出，制度红利通常被视为计划或市场经济体制，而实际上，最重要的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这其中，如果员工持股制度进行得好也可增加社会和谐，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课题。
谈及制度红利，厉以宁认为，发展方式转变的确是制度红利，但社会和谐红利正逐渐显现。只有当把社会和谐红利真正看成是我们的制度红利，而且是我们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情况才会发生变化。
不久前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提法被外界视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制度红利。
对此，厉以宁认为，市场起决定性调节作用意味着一切都要按规章办事，政府不要做可以让市场做的事情。政府做该做的事情——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对稀缺资源的规划和引领。
在厉以宁看来，三中全会另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混合所有制，将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既不是全公，也不是全私，而是公私混合的。在市场经济下，国企、民企相处应该协调，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所有市场主体在公平竞争条件下地位是平等的。
值得强调的是，厉以宁还着重提出混合所有制所涉及的员工持股制度。他认为，员工持股制度在经济学界已经讨论许多年，有的国家也开始在做，但这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如果说一家企业是国有的，企业盈亏和职工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无论盈亏，都得付这么多工资，但当企业实施员工持股后，大家会相互监督。”厉以宁认为，如果员工持股制度进行得好可增加社会和谐，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课题。
对此，厉以宁给出论据是发展经济学讲的四句话——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繁荣是靠繁荣支撑的，和谐是靠和谐积累的。而今年政府着重加强社会管理，是为了治理，也是为了产生更多的社会和谐。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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