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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石盆景博物馆被强拆后，刘光嘉搬到了市区的公寓房里 （图/苏嘉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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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拆前的奇石盆景博物馆（图/受访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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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拆后的奇石盆景博物馆（图/受访者提供） |
76岁的刘光嘉住在儿子刘文浩买的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公寓内，憋闷得很：“一个老革命，到这年岁，突然一无所有，还要吃住着儿子的……”数十年里，刘家三口各自财务独立，这都源于刘光嘉奢侈的爱好：奇石盆景。
刘光嘉用后半生精力打造了他的“上海奇石盆景博物馆”，从2002年开始免费对外开放。每天早上6点，他打开博物馆大门迎客，怀着当年参加抗美援朝时的豪情，在博物馆内升起国旗。这是他每天最有存在感的时刻。
2012年4月27日一场强拆，将“一位老革命的荣耀”推成瓦砾堆。
与父亲较劲数十年、生意遍布欧美的刘文浩停了海内外业务，用这一年多时间从头学习“中国式拆迁”，开始了一场他人生中轰轰烈烈的拆迁维权。走出法庭时，刘文浩感叹：“这一年像一场梦。”
强拆
刘文浩只能从事后拆迁现场公证人员提供的视频证据来想象2012年4月27日的场景：
“这些东西我都要。”
“这套东西最便宜，我和你说，价钱都是算得出来的。”
“你派个镇上的人，好好地给我打包。”
“钞票是被派出所拿走的，我们不过是经经手而已，一个小的保险箱……”
“这些东西都给你……客厅的东西不要动，其他的东西随你便，一楼的东西都不搬。……里面藏的什么东西？……好一点的镯头（手镯）有吗？要老价钿（昂贵的）镯头。”
配合这些画外音的现场视频内，是刘文浩父母居住的博物馆里被“洗劫一空”的橱柜。这段十多分钟的视频被指官员“疑似分赃”。
视频记录开始前，刘光嘉夫妇已被强制带离现场。戴着助听器，几十年不变的浓重山东口音，刘光嘉只有通过不断提高的声音来宣泄他当日经历的恐惧和愤怒。
早晨6点多，他看到两名穿迷彩服的“士兵”进博物馆。“我以为他们是来参观的，问他们是哪里的，说是内蒙来的。”
行伍出身的刘光嘉从举手投足判断：“他们一定是军队的，动作熟练得了不得。”判断一出，他便被一群人扑过来，“拉我，把我按在地上，我的胳膊当场脱臼，都凶狠得要死。他们把我拖下来，头上被布蒙住，把我扔到汽车里。一个人脚踩在我背上，脸被强按在地上。”
朱荣周每天要比刘光嘉晚起一小时。她在饭厅刚吃完饭，正准备起身，几个人冲了进来。“怎么啦！怎么啦！”她回头看时间，7点差10分，想以此判断老头子在干什么。“还没回过神来，他们过来把我倒着拎起来，我穿的都是宽松的睡衣，这个一拉那个一拉，衣服全被拉没了。”
红色后代朱荣周从未被如此羞辱：“毫无尊严！他们从东大门把我拉出去，旁边还有两个人在绑我，我挣扎，裤子衣服全没有了。他们用被头蒙住我脸，塞进车里。外面很多人围观，我几乎赤身裸体的，很难看的。我被扔在面包车地上。我气得不行，对拉我的年轻人说：你们家有奶奶伐？你们怎么这么对老人家？你们心里难过伐？”
朱荣周全身发抖，不知是气还是怕。被问的年轻人拉着她的手说：“我们家也有奶奶，跟你一样大，我是东北来的，我们也很无奈。”朱荣周看见“小家伙眼泪都出来了”。
老两口没有被送进同一辆车，“他以为我还在屋里，我也以为他还在屋里。”他们连同博物馆保姆和花匠四人被送到刘家博物馆后的畅馨园小区毛坯房内。30小时后，刘文浩将他们接走。
这些视频未能记录的经过，在法庭上被被告闵行区政府代理律师张鹏峰否认，并被叙述成12项合理、合法程序。
留下门口被推倒的楚雄大理石，正面刻着“上海奇石博物馆”字样，“博物馆”三字被石灰抹去。
刘光嘉心疼：“他们把石头都打掉了，这两块石头要几十万了！楚雄大理石，我买得早。有一块石头，我3次到唐山，找褐色的钟乳石。最后一次才看到一块钟乳石上面挂着一滴水晶，宝贵得不得了。我从唐山回上海没吃一口饭，下了车就四处凑钱买，20年前两千多买的，现在你给我20万都不卖。现在买不到的。有一只‘白天鹅’，到香港去拍卖，200万。这次也被他们拿走了。”
强拆之后几日，刘光嘉接到他当厂长时的下属电话说，“当天有人通知他，他也进我园子里拿了好几盆盆景走。那时候，路过的人和现场的人都在哄抢。”
建馆立业
博物馆被强拆前，父子俩从未如此惺惺相惜地依靠着。
刘文浩听惯了父亲骂他“兔崽子”。山东父亲的情感表达方式是反复唠叨：“90岁的父亲，打70岁的儿子。”“老子打儿子，他认为这是很自豪的，他认为他是绝对正确的。”
刘光嘉在家中的权威也来自他引以为傲的经历。抗美援朝结束后，刘光嘉以正营级军衔、戴着军功章转业到地方，进入闵行船厂，后又到上海丰收拖拉机厂。
在与闵行区政府对簿公堂前的数十年中，刘家与政府的合作深入浅出。
1988年，江南乡镇企业兴起。上海县领导找到任工厂党委书记的刘光嘉说：“安乐不安乐，幸福不幸福。”博物馆所在的安乐村和相邻的幸福村是当时上海最穷的村。刘光嘉被邀请进村办厂，“村里出土地，他们出经验、资本和业务资源。”
刘光嘉在安乐村办了一家汽车修理厂，“拥有上海运输公司几千辆汽车每年大修保养的业务。”随后不断扩大到漆包线厂、蓄电池厂等6家企业。
此时的刘文浩大专毕业后进入中华机械厂成为一名助理工程师。每天刘文浩从机械厂下班后，骑自行车到父亲工厂学修汽车。“那一年，手就没有洗白过。”直到能把一辆卡车拆卸后再装起来，“我就算毕业了。”
他向父亲提出办厂。“给我15万，跟安乐村商量要15亩地。”刘文浩跟村里合办起一家桑塔纳汽车修理厂。第一年利润75万，第二年200万……“当时闵行区政府各部门和三菱公司的所有轿车都在我这里修。”
1991年底，桑塔纳一辆18万5000元，“顾客都是不惜工本的。空调压缩机5000块钱一个，稍微有点声音就换掉。但是压缩机的盘我们修一修，给外地的桑塔纳还能用。这个利润是很高很高的。”
“当时的轿车全是政府的。”通过修车，刘文浩认识了闵行开发区各种企业老板和政府官员。随着业务量增大，村镇领导又找到刘文浩，提供100亩地，建起工业区，与台湾人合作开起塑料袋工厂。
在修车过程中，闵行海关的轿车司机把刘文浩介绍给关长，“关长把我介绍到大关关长。一路介绍过来，最后跟海关合作办厂，作为上海海关三产。这样公司就变成了三方合作：我父亲、颛桥镇（当时叫北桥镇）、海关。”
刘文浩最后一步是买断父亲的股份。“他们要我把我父亲请回去，股份也请出去，每年给他保底15万。他不愿意我这样扩张，他说要闯祸。”两人断绝企业往来。父子之间就此产生嫌隙。
谈判结果以刘光嘉让步告终，24岁的刘文浩成为集团公司总裁。时任上海市主要领导为其题字，成为海关入股、迅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典型。
1998年，在全国企业改制风潮中，刘文浩的企业已经进入“XO当啤酒喝的年代”。
村镇领导要求直接改制，“厂算我们的，每年交钱。企业分拆，美国公司我接管。”刘文浩开始从海外往回发订单，从新加坡、伊拉克进口原料到中国，做成产品到美国。
自1997年去美国后，刘中途偶尔回来。“我和父亲说话越来越少，他说我不听他话，还不如成为一名保安。”
父子俩财务早已分离。刘文浩在上海市区有房子，刘光嘉并不知道，“他从没来过。他一直对我不屑一顾。拆迁我没有参与谈判，他对我的能力从来都怀疑。我对他的东西也不感兴趣。他要能好好谈个价钱处理掉就行了，多少钱就算多少钱，无所谓。这样的话我也安心，弄个别墅住着，老了别墅还是我的。他现在弄个博物馆，我将来不就是要种花了吗？”作为独子，刘文浩更愿意拆迁。
告老还家的刘光嘉，兴趣逐渐转向奇石盆景。这一爱好很早就开始。1976年还是船厂干部时，刘光嘉在工厂题了7个字：“四季开花，四季香。”花了400块买了一棵大松树放在厂门口，第二年他被通报批评。“因为我当时批钱的权力是300块以内。”
那年的委屈，刘光嘉至今骨鲠在喉：“后来开始提倡绿化，我的处分却一直在，没有平反过。我1958年入党的，55年参军抗美援朝，我的父亲和岳父都打过孟良崮，都打过淮海战役。”
1992年刘光嘉承租下博物馆所在地，“我用6个厂换来的，是政府奖励给我的。要拆我，我想不通。”
博物馆里的第一块石头比刘文浩更早来到刘家。那时的刘家住上海市淮海路、江阴路，附近的花鸟市场和上海最大的旧货市场——淮国旧，都是刘光嘉的流连场所。
朱荣周回忆：“后来买这些东西连油条都吃不起，我常去问父亲要钱，我父亲是老干部，工资蛮高的。我假装家里都被小孩吃光了，没钱。很多小宝贝都是那时候淘来的。”
上世纪90年代，刘光嘉跋山涉水抵达安徽歙县，收回1500盆盆景。歙县卖花渔村，种花养盆景历史逾千年。明末清初官场失意的士大夫阶层热衷去村里养盆景、写诗，歙县也就有了歙砚。刘光嘉从那里收来古盆景，“到这些东西一炒热，市面上已经没有了，我们家里却有大量藏品。”
“所有的盆景无可复制的原因是，盆景都和奇石搭配在一起，苏州园林盆景都是泥土盆景，我把奇石贴到主根上，根包裹住石头生长，我们家全部都是覆石盘根盆景，石头的价格都很高。”
90年代奇石并不贵。200平米不到的奇石店，每到过年前是他们缺钱的时候。刘光嘉开着卡车去，稍加估算，50万、100万，一买就是整家店，“最多一次买了6家店。”
刘光嘉还在博物馆里建起水上八卦阵。“81块玉浇板，81座桥，根据九九八十一，过八卦阵要走九关。强拆拍照的人后来在里面迷了路。”刘家人无一例外都掉进过水里，水里养的是日本锦鲤。
为了保证水和空气适合鱼、石、盆景，刘家每月的电费高达8000元。2006年，央视8套一档民间收藏节目对免费开放的刘家博物馆作了报道。“每天从苏州、杭州、江西等地来参观的能有30人左右。”
刘文浩在世界各地游历时，也爱上了收藏，大多是不同国家的稀有物品。尽管在他父亲眼中也不过是“锦上添花”。
也有一些专家陆续到来，试图估价，最终也难以定论。“闵行区收藏协会委员，在颛桥镇政府陪同下来我家估价，他当场就说：上海没有，中国也很少。”刘光嘉申报私人博物馆，却迟迟得不到闵行区政府的批复。
维权
在刘文浩的认知中从来没有“维权”两字。
参加他儿子满月酒的官员，“级别最低是一个处长。”
刘文浩开着黑色林肯车追求现任妻子、上海戏剧学院老师张咏时，在上海市内有3处高档住宅。两人逛街路过其中一处太子公寓，张咏指着大楼幻想：“将来要是我能生活在这里该多好！”低头她想到的是学校6平方米的宿舍。
来不及一套套看房，刘文浩手一挥买下了一层，让张咏作为业主去签字。几个月后，张咏成了刘文浩妻子。刘文浩两次向我说起这段“浪漫史”，眼里都闪着幸福的光芒。
只是数十年的财富积累并未能换来安全感。一个月才回一次博物馆，刘文浩并不喜欢回父母处住：“每天人来人往，周末难得睡个懒觉，来参观的人冷不丁跑进我房间来。”
4月27日他带儿子在吴淞口游玩，接到朋友电话，匆忙回家。一片狼藉的家还是让不爱回家的他心酸了。父母在哪？他报了警。警方回复要等满24小时。还不到24小时，保姆跑出来给他打电话，告诉他父母的位置，此时已是次日。
刘文浩带着几个兄弟，穿过楼下聚集的一群壮汉，进入毛坯房，拉起刘光嘉的手：“爸，我们走！”父子隔阂多年，刘光嘉第一次感觉到儿子是可依靠的，摩挲着说：“儿子来接我了！”
这是刘文浩回国的第三年，他的生活很简单，不上微博不上网，了解国内外动向的途径是新闻联播。“我根本没听说过强拆，更不知道强拆和拆迁之间的差别。”
他坚持不移民，虽然曾拿到荷兰女王的申根签证，但是，“我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国家呢？”张咏眼中，刘文浩虽然有丰富的国外经历，“他就是觉得上海好，没有哪个地方比得上上海。”
这次，他钟爱的上海给他出了个难题。
他找来上海其他行政区拆迁部门的朋友，打听什么叫强拆：“我问他们，我家被这样拆毁究竟合不合法？”刘文浩也担心父亲有不当之处。他得到的答复是：“放弃吧，没办法的。根本连立案都不可能。政府可以跟你耗时间，耗到你去求政府。”
刘文浩从拆迁部门了解到，“所有的强拆，赢家一定是拆迁方。拆迁人员都说了，谁家也过不去那几关：你总有亲戚吧，亲戚总有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组织内部就能把你瓦解了；如果是做企业的，企业家总有原罪，一抓一个准；如果只是个打工的，没有人愿意就此丢了工作……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屈服。”
刘文浩找到声名远扬的大成律师事务所，花了15万让他们做出一本可行性报告。刘文浩从大成所确认：“理和法都在我这边。”接着又找官方律师做了一套预案。
2012年5月8日，刘文浩通过网上信访中心对强拆之事上访，直至6月27日才收到回复：“您家拆迁属于司法强拆，对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依据“司法强拆”4个字，2012年6月10日，刘文浩向闵行区人民法院提出1.2亿元的国家赔偿。7天过去，法院没有给出回应。从信访回复第二日开始，沪上媒体陆续对刘家拆迁进行报道。
7月，法院有人将拆迁当天强制执行档案给了刘的律师，其中一份落款为闵行区房管局的《拆迁现场情况说明》中写道：拆迁是在“闵行区政府相关部门的统一部署”下进行。
依此，2012年8月28日，刘文浩转向闵行区人民政府提出国家赔偿，法院受理。在赔偿申请两个月期限到期前的2012年10月25日，闵行区政府作出了不予赔偿的回复。一个月后，刘文浩向上海市一中院正式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赔偿金额两亿多。
另一边，张咏的同事提醒刘文浩，这样的事情微博上不少，他这才开始接触微博。花费每个月5000元的酬劳，刘文浩请人教他开设并管理微博。几个月后，他学会了，并在微博上认识了上海知名媒体人杨海鹏。
张咏记得杨海鹏跟他们讲述一些社会事件时，“我们两个惊讶得不停地张大嘴，原来社会是这样的！”在杨海鹏的介绍下认识了住在自家楼下的老律师胡炯明。
在等待法院立案时，刘文浩从微博发出了拆迁过程中官商勾结的举报信息。案件引来媒体进一步报道。2013年1月25日，上海一中院准予立案，并于2月6日指定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
4月，是刘文浩最绝望的时候。上海市纪委对其微博举报回应称，经调查没有发现相关官员有被举报问题，也没有相关官员插手干预此次强拆。
他身边的媒体人写信给上海市纪委，第二日，他得到了纪委领导的接见，并允诺：“案子一定会在法律上公正公开。”这让刘文浩有了些底气。相关媒体的内参报道也获得了高层的批示。
证据方面也为其提供了更坚实的支持。张咏在东方卫视负责录影的学生被称为“棚虫”，他在法院转交的对方视频证据中听到有声音。一场针对视频的图像和音频分析工程开始了。
图片制作室就在律师楼下，视频被定格到每一帧，那些被现场人员不小心扫过的镜头都暴露了刘文浩家在被强拆前曾有过的藏品。
在“棚虫”发现声音后，张咏通过戏剧学院的资源找来上海方言专家反复听辨，对每一个发音进行辨认，最后得出准确内容制作成字幕。分析结果被制作成厚厚一摞装帧精美的画册，同时形成PPT。在3天的庭审过程中，成为呈堂证供。
庭审赔偿举证环节，法官为刘文浩辟出两张桌子，摆放印有视频分析结果的画册。
案件开庭的期间，刘光嘉没给儿子打一个询问电话。这与一年前的样子有些反差。那时他每天待在太子公寓，一看到4岁的孙子就想起他回不去的博物馆。刘光嘉是要把博物馆传给孙子的。
“以前我偶尔回家，他有时会把我叫过去，指着某株盆景跟我说：等我死了，你要这样养他们。”一年前，刘文浩听到这些话还很不耐烦；一年后，刘文浩再也听不到这样的叮嘱了，“对他来说，76岁就是结束，他创造的事业和财富，一个句号，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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