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12月24日电（刘茸）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次会议会程进入第二天，国务院提请审议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等7部法律的修正案今日举行分组审议。讨论中，数名委员针对药品管理法和公司法的修改提出意见，特别是认为，部分药品委托审批权力下放到省级药品食品监管部门的条款、公司法取消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条款有待商榷。
丛斌委员：下放行政审批权力的同时，千万不能把责任也打包一块下放了
丛斌委员说，包括文物保护法在内的6部法律打包下放行政审批权时，他曾极力反对“不可移动文物改变用途或交易时无需再向政府部门申请备案”的条款。“我反对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为了防止这些文物毁损，考虑到文物的安全性问题。第二个理由，我调研了一下，就拿北京来讲，不可移动的文物一般都是四合院这些地方，是比较隐蔽的地方。一旦使用用途自由化了，也不用备案了，容易藏污纳垢。”
丛斌表示，他最近再次调研发现，这些四合院，“99%都变成会所了”。他认为，监管责任下放必然会导致这些问题，因此药品管理法的修正案草案中，将药品委托生产审批权力下放到省、市、自治区级政府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并不合适。“现在药品容易出事，把责任下放到省里了，国家这个层面不管了，将来出了事也找不到国家食品药品管理部门的责任。”
相应的，对于公司法草案取消了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制度，将第23条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条件中的“股东出资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修改为“有符合章程规定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一项，丛斌认为也应考虑到类似问题，必须保证法人有独立财产，有足够的主体资格，以防后续引发的交易安全问题。
王明雯委员：药品委托生产审批权下放不利于药品的监管
王明雯委员表示，药品因为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属于国家重点监管的特殊商品，向来监管都比较严格。“据世界卫生组织前几年提供的数据，我们国家每年因为药品不良反应而住院的患者超过了250万，导致20万人死亡，是目前11种主要传染病所致死亡人数的11倍。每年有这么多人因为药品质量问题而死亡，假药、劣药及药品不良反应事故频发，客观上要求我们对药品的审批及生产要进一步加强监管。”
考虑到地方保护等因素，她认为，药品委托生产审批权下放不利于药品的监管。
同样，针对公司法的前述修改，王明雯也表达了担忧：公司法关于最低资本额的要求是有其合理之处的，修改以后会不会产生新的“皮包公司”，如何保障交易的安全，以及债权人的权益？“草案说明当中讲了，在改革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的同时"将构建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公开制度……以加强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监管和经营场所管理，切实保障交易安全"等等。这个地方写的是"将"，也就是说这些相配套的制度现在还没有建立，什么时候建立我们不太清楚，在没有配套制度建立的情况下，先期将注册资本登记制度进行改革，这样的修改是否具备条件？因此，我个人不赞同这个修改。”
刘革新代表：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可以接受药品委托生产
全国人大代表刘革新则认为，其他委员对药品管理法的相关修改有误会。
他指出，修正案草案将第13条修改为“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药品生产企业可以接受委托生产药品”。省级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是批准药品生产企业可以接受委托生产药品，批准的不是新药，不是新的批准文号，不是新的价格，而是委托生产药品。
“比如我是一个集团，总部在黑龙江，但是我在海南兼并了一个企业，我们生产同样一种产品，同样通过了GMP，接受同一个技术标准，在同样的情况下，为了减少物流成本，为了减少企业的品牌，增加产业集中度，在海南的企业以同样的条件、同样的质量标准下生产同种药品，这就叫接受委托生产药品。”他认为，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只包括同样具备药品生产管理规范许可的企业，在相同的情况下生产同一个产品，审计部门负产品质量监管责任，生产企业负主体责任，并没有问题。
“省一级不能批准3.1以上的新医，不能擅自改动药品的标准名、商品名或者是流行名，但是委托生产还是有合理性的。”刘革新说。 (来源：人民网-法治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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