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及了司法体制、行政审批、城管执法体制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思路，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大潮。
日前，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就上述领域的改革问题对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应松年进行了联合专访。“一些部门和地区利用‘红头文件’、规章等，变相设置审批事项。”应松年指出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并建议列出审批事项清单，全面审查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在城管执法体制的改革上，应松年指出，城管属于地方事权，应将城市的市长列为该事权的第一责任人。同时鉴于各地城管执法体制千差万别，中央应通过统一立法理顺城管执法体制。
撰文 南方日报记者 黄少宏 南方都市报记者 梅雪卿
谈司法改革“让法官过上有尊严生活”
我们要按照《宪法》的规定，让“一府两院”处于平等的地位，同时加强党的领导，提高法院、检察院在党内的地位。
记者：《决定》提出：“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这是否意味着将来要设置跨区域的巡回法院？
应松年：在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方面，目前有两种主张。其一，就行政案件而言，省以下的案件由中院管辖，区（县级市）及以下区域的案件就由中院派出巡回法庭去处理；或者将案件指定至另一个地方审理，实现地域分离。其二，不再一省设立一个高级法院，而是两三个省份设置一个高级法院，像中国人民银行那样，如果采取这种制度，一个片区底下就可以设立巡回法庭。
无论采取哪种主张，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
记者：人才流失是法院系统面临的普遍问题，人财物统一管理对解决问题有什么作用？
应松年：法院人才流失的一个因素是，法官的待遇太低。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法官的待遇一般比普通公务员要高一点。
此外，还应该让法官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就涉及到社会地位的问题。我们去美国，如果去见州长，州长会在办公室等我们；如果去见州的大法官，你必须提前预约，而且要提前到。称呼的时候不能直呼其名，而是要说尊敬的大法官某某先生。因此，我们要按照《宪法》的规定，让“一府两院”处于平等的地位，同时加强党的领导，提高法院、检察院在党内的地位。
谈审批制度改革仍存变相设定许可现象
“对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进行认真清理，逐一审查其是否属于行政许可，逐一审查其是否有必要设定，并及时作出处理。”
记者：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大刀阔斧地开展审批改革，但每一轮大削减之后，又会冒出各种不同名目的审批事项。怎么样才能扭转这一局面？
应松年：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存在变相设定行政许可的现象、对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管理不规范等诸多问题。一些部门和地区利用“红头文件”、规章等，以登记、备案、年检、监制、认定、审定以及准销证、准运证等形式，变相设置审批事项。
因此，我建议有关部门及时按照正当程序，对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进行认真清理，逐一审查其是否属于行政许可，逐一审查其是否有必要设定，并及时作出处理。
记者：防止变相设置许可等问题还有什么办法？
应松年：政府列出审批事项清单，不在清单之内的，政府不能加设审批。不过，当前最关键的还是要掌握设立行政审批的实质。凡是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一律交给市场；凡是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一律交给社会。
记者：如何防止政府部门对难管、不好管的事务撒手不管？
应松年：政府应该尽的责任没做到，以及做了不该做的事，都要追究责任。对于这些现象，公众、社会组织应该起到监督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这其实就包括了公共治理，即让社会组织、老百姓参与治理。比如餐具消毒卫生没做好，首先就是餐饮行业组织的责任，这个组织应该先尽责任管起来，然后才是政府的管理。
谈大部制改革权力融合共同行使职权
大部制还有一个统一行使权力的过程，融合在一起之后如何共同行使职权，需要进一步融合。
记者：在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上，您是怎么思考的？
应松年：现在政府部门分得太细，出现“九龙治水”的现象，职权不统一。我们的部门划分是从苏联学习来的，按产品来分，曾出现过的煤炭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石油工业部，都属于这种类型。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国家才开始探索实施大部制。
大部制就是把多头管理的事项集中到一个部门。当然，大部制还有一个统一行使权力的过程，融合在一起之后如何共同行使职权，需要进一步融合。
记者：您曾撰文指出，当前行政组织存在设置混乱、行政机关人员不断膨胀等问题。这些如何解决？
应松年：国务院各部委曾经有组织法，后来又没有了；地方政府有相应的组织法，但规定得不是很明确。
我认为，国务院各个部委可以制定中央行政机关组织通则，进一步明确部门名称、职责权限、人数等。在地方上，省市县乡镇也要单独立法。在这方面，我们几十年来都没有很好整理。建议将综合性的地方政府组织法拆分为省（直辖市）、市（县）、乡等人民政府组织法，对一些共性问题进行统一规定，再由各地方政府依据地方实际制定相应的组织通则。
谈城管执法体制中央应统一立法
城管主要是地方事权，应该将城市的市长作为城管的第一责任人。
记者：您为什么这么关注城管执法工作呢？
应松年：我们大陆是城管在管理，美国、台湾地区是由警察管理。总的来说，各个城市都有一支队伍管理城市秩序，与老百姓打交道。这就免不了有摩擦，关键是作风、方法怎么做得更好，让城市秩序更好，与老百姓关系更加融洽。
记者：《决定》提出“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在您看来，要怎么样才能理顺城管执法体制？
应松年：《决定》这两句话高度概括了目前城管执法领域亟须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是“理顺城管执法体制”。目前专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在中央设立一个主管城管的部门，另一种意见主张中央通过统一立法来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并且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我个人认为，后一种意见更具讨论价值。
目前，中国的地方事权、中央事权，还有地方和中央共管的事权相互交叉。我们应该要有地方事权和中央事权的划分，尽管如何划分并不简单。
就城管而言，我觉得毕竟服务于地方，主要是地方事权，应该将城市的市长作为城管的第一责任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开展16年来，各地都通过地方立法来开展城管执法工作，但是各地的体制千差万别，服装、执法权限都不太一样。我个人觉得，虽然是地方事权，但考虑到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出于法制统一的需要，地方事权也应该由法律来做出规定。比如，可以让国务院制定这方面的行政法规，梳理城管体制、资质、权限、编制、工作方式以及经费、服装、人员等问题。
同时，中央应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指定有关部门发挥指导、协调和监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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