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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2013年10月21日，雾霾中的毛主席雕像。 |
2013年2月25日，济南受雾霾影响，全市中小学开学仪式全部在教室内举行，减少学生室外活动。一所学校的开学仪式只有3名学生升旗，操场上空空荡荡。
“同呼吸，共命运”，在2013年的中国，这已不仅是梦想感召下抽象的奋斗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日常局面。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只要暴露在空气里，谁都逃不掉
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至少出现过两次口罩脱销的现象：一次在SARS肆虐的2003年，那年年初，北京遥望广州人民戴着口罩出现在球场观众席上，起初觉得夸张，后来疫情气势汹汹冲入北京城，恐惧与保护变得怎么夸张都不为过。
灰霾的效应没有疫情猛烈，但时时渗入肌理。从2010年底美国驻华大使馆测出北京PM2.5数值达到超出仪器指标限定（500）的595后，这个衡量空气质量的标准开始走进中国人的视野。
在一系列涉嫌伤害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事件（如外国运动员戴口罩赴京或以“空气差”为理由直接抵制来京参加比赛、“北京咳”写进旅游指南、美领馆空气污染数据与中国环保部产生极大矛盾等）发生后，越来越强烈的直接观感让人们意识到问题的确存在。2013年，南中国看着爆表指数从北而来，一路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人们才意识到大家共同的命运：为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成果埋单。
谁都逃不掉
2013年12月的第一天，上海，一大早，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退休教授蒋大和带着自己新买的单反相机去南京路，拍摄当天的马拉松比赛。在这座以活力著称的城市，上万人参与的马拉松是热爱运动的人们的一大盛事，而就在那一天，上海的空气质量达到了5级重度污染，开启了长达一周的重度灰霾生活。在这个曾被认为空气质量还算不错的江南城市，这是今年的第二次。
第一次达到5级重度污染是在8月7日前后，夏日里最热的几天，机动车尾气中的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在阳光下发生了光化学反应，产生光化学烟雾，导致空气中的臭氧严重超标，小时浓度一度超过300微克/立方米，天空变成粉蓝。幸而，臭氧超标最严重的正午，几乎没什么人走在街上，对粘膜具有严重刺激性的臭氧并没有造成很大范围的影响。那次臭氧超标，因为其局地性以及与极端天气的高相关度，很快就被人遗忘了。然而，12月1日开始的这次时间长、覆盖面广的灰霾，却没那么幸运了。
在年底上海灰霾严重的时段里，刘振涛（化名）被朋友们大大嘲笑了一番。按理说，他做互联网创投，在北京最合适。但两三年前，他带着家人从北京搬家到上海—因为觉得空气不对。那时候，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PM2.5。就在他研究了各种净化器和各家净化器公司并决定投资给哪家之后，灰霾跑到上海，赏了他一个极难看的脸色。本地人甚至开玩笑：在北京是看不清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可在上海，是掏出100元看不见毛主席像。
一些人想到逃离。专栏作家叶檀是暂时迁徙中的一员，她逃到浙江莫干山脚的小城德清，发现那里也笼罩在灰霾中。
年末这次灰霾引起巨大关注的原因很多。比如，这次灰霾的首要污染物是PM2.5，这种细颗粒物近来正因自身强大的影响能见度和身体健康的能力而为这里的居民所熟知。在这一年里，如同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这种颗粒物圆满完成了一篇首尾呼应的习作—那篇作文的开头写道：这一年的1月，一场大范围的霾波及了17个省市，整个1月期间，京津冀地区只有5天空气良好，在最严重的一次霾过程（9-15日）中，北京的PM2.5小时浓度最高值一度达到680微克/立方米，大于300微克/立方米的时数超过了46小时。文章接近结尾处，12月的第一周，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科学家李芳军在自己的博客中为7张来自NASA的观测影像配文说：“12月第1周，就在大家忙着总结2013年度的得与失时，灰霾大势扫荡全国，华东、南、西、北、中等地区无一幸免……”陆续有25个省份、一百多座大中城市不同程度出现灰霾天气，覆盖了中国将近一半的国土。此前环保部的数据显示，有20个省104个城市严重污染。就连公认空气质量最好的海南，省会城市海口也出现过轻度污染。拉萨出现的浮尘天气，则让人们哀叹“中国已经没有净土了”。
面对灰霾天气，起初有媒体想表达尽量乐观的态度。央视网发表评论《灰霾带来的五大意外收获》说，灰霾让中国人更团结、更平等、更清醒、更幽默。这种调侃中的无奈让在中国的外国记者无法理解，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帕提？沃德米尔嘲讽说，这个看法“富有建设性”，同时这种“把丧事办成喜事”的倾向也遭到国人的批评：灰霾不宜拿来开玩笑。
帕提？沃德米尔观察到，面对空气，需要在室外活动的平民百姓显得束手无策。广场上跳健身舞的大妈下定决心：如果PM2.5浓度超过140微克/立方米，她就不跳了。但实际上，她最开始的标准是110，随着空气质量越来越差，她将标准上浮了3次。帕提？沃德米尔说，他也在考虑是否要将监测空气污染的应用软件从手机上彻底删除，以免自己陷入两难。
PM2.5攻守战
对于蔓延而来的浑浊空气，人们的意识经历着从无知到获知再到预估后果的过程。
在气象学中，霾是这样定义的：“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千米的空气普遍混浊现象。”而与能见度相关性最强的颗粒，便是PM2.5。
1990年代开始，PM2.5开始逐渐受到美国环保部的关注，这源于一位流行病学家的调查。当时的施瓦兹（JoelSchwartz）是任职于美国环保部的流行病学家，他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斯托本维尔市，如果某日的煤烟污染比较严重，即使第二天的污染值下降，居民的死亡率却仍会跳跃式上升。施瓦兹又调查了4个类似的美国城市，结果几乎一致。把相关的数据扩展到全美，施瓦兹认为，每年因这种不明污染增加的心肺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将超过当时美国的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1991年，施瓦兹在一次科学大会上公布了他的研究结果，他认为，这种死亡也许来自空气中比目前检测标准更小的粒子。之后，1993年，一篇对美国6个城市八千多人的健康和生活习惯以及环境的分析显示：生活在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比生活在污染最轻微的城市死亡率可能要高26%。1995年，利用来自美国50个城市、55万人的健康数据和PM2.5的数据，经济学家Pope与一批流行病学家共同评估得出：与生活在污染最轻微的城市中的居民相比，生活在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的居民，死亡率大约升高17%。1997年7月，美国环保部通过了旨在收紧臭氧排放和降低PM2.5微粒排放的法令。
根据当时的估算，与过去相比，美国环保部的新法令将导致每年增加97亿美元的执法费用—仅仅指安装新仪器、评估电厂和柴油机动车的排放，还不包括新法令对工业界的冲击。之后，五百多家石油、汽车以及相关工业集团开始合力反攻，他们认为，这项决定是“缺乏证据的”。当月，国会也开始策划立法废除上述法规。当期的《科学》杂志上，这场争论被定义为“近十年来最重大的环境之战”。
当时的讨论中，施瓦兹和他的支持者坚称：“工业界分辩说，都是因为其他污染源，然而，他们几乎没有证据。”而来自工业界的反对者坚称：“（影响健康的因素很多），你不能武断地说某种因素就比其他因素更重要。”甚至连中立的研究者也曾指出：也许6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只是抓住了影响健康的某些因素……一位霍普金斯大学的知名流行病学家就曾宣称：尽管他承认空气污染对健康有影响，然而这个影响是否占主导地位，（是否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仍是个问题。
这场攻守战的结局是，因为指示PM2.5与健康相关性的研究数据越来越多，2006和2012年，美国环保部两次修改了法规，加强了对PM2.5颗粒的限制。至今，在美国环保部的网站上，读者仍可找到一个“不达标地区列表”，以及那些从不达标进入达标行列的“进步”地区的名单。根据规划，美国争取在2020年，全国的空气质量均可达到最新标准。
1999年，美国正式开始检测其空气中的PM2.5浓度，中国对PM2.5的研究也已起步。今天学术界所用的“灰霾”一词，正式得名于2002年，当时的青年科学家们将国外文献中的“GreyHaze”直译为“灰霾”。在当年的香山科学会议上，以“可吸入颗粒物的形成机理和防治对策”为题，正式讨论过大气污染问题，会议中，还有院士以“空气细粒子（PM2.5）的污染与危害”为主题做了综述报告，分析了这种细粒子的污染水平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2003年，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的吴兑发表了国内最早提及“灰霾”的中文论文，自此，中国学术界对灰霾的研究系统展开。
2009年，北京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发表于英国《大气研究》杂志上的《1973-2007中国六城市能见度趋势报告》披露了自1973年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北京、成都、广州、上海、沈阳、西安的能见度变化情况。针对北京，作者说：1973-1977年间，北京的能见度急剧下降，1978-1998年间变化不大，而自1999年开始，北京的能见度开始缓慢回升，样本中的其他城市几乎都遵循了类似的规律，除了沈阳。沈阳同样经历了1973-1989年间的能见度骤减过程，然而，从1990年开始，沈阳的能见度经历了一个变好的过程，然后开始保持恒定，直到2007年，这也许“与国家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有关”。作者指出：“即使如此，六城市中，沈阳仍是能见度最低的一个。”
文章的另一个信息是季节与能见度的关系，除北京和沈阳外的4座位于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城市，夏天能见度最好，而北京和沈阳则在春天具有最好的能见度。除广州外，大部分城市能见度最差的日子出现在冬天，而广州能见度最差的日子出现在春天。
在中国的空气质量研究领域，与那篇六城市研究一样曾引发学界关注的，还有来自美国大气科学研究中心的铁学熙所做的关于广州肺癌死亡率与气溶胶关系的研究。那篇发表于《大气环境》杂志上的文章指出：广州地区的空气消光系数（与PM2.5值密切相关）与其肺癌死亡率具有高相关性，且这种相关性有6-7年的延迟。就在2013年6月，《柳叶刀》杂志一篇关于中国疾病负担研究的报告中，空气中的细颗粒物被认为是2010年排名第四位的杀手，排在吸烟（第三位）与厨房油烟（第五位）之间。那份表单上，排名第一的威胁是不良饮食，高血压排在第二位，饮酒排在第七位。
这些细颗粒物造成的污染，在人体外造成“看不清”的后果，荒谬的例子是哈尔滨公交车迷路，理性的例子是民航局要求运营旅客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机场至首都机场的航班机长，自2014年1月1日始，必须具备二类盲降运行资格。细颗粒物在人体内的附着则导致医院呼吸道科的门诊量上升，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美国格莱美获奖女歌手佩蒂？奥斯汀取消了原定的北京演唱会—到了中国后，她的呼吸道严重感染，引发了哮喘。
城市生活中正在出现这样的场景：一顶灰色的罩子笼在上空；汽车爬行以争取时间辨别信号灯；类防毒面具外形的口罩在地铁车厢穿梭；家长集体要求给学校捐献空气净化设施，以避免自己的孩子“被动吸烟”；人们恨不得在所到之处都装上空气净化器，仿佛一离开仪器就无法自主呼吸……
污染物溯源
在与细颗粒物的来源相关的新闻报道中，人们喜欢联想到1952年的伦敦烟雾，以及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然而，在一篇《京津冀大气霾污染控制策略与思考》中，中科院“大气灰霾溯源”项目组报告执笔人、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写道：“中国的霾污染问题比伦敦烟雾事件和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更为复杂和严重。”伦敦烟雾事件发生在人类对空气污染尚无认识的时期，主要源于当时大量的燃煤使用，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的罪魁祸首很容易在机动车身上找到，而中国的霾，源头却没有那么明晰，甚至，每一座城市、每一次灰霾几乎都有自己的特点。
2013年1月的京津冀霾过程发生3个多月后，王跃思所在的研究小组在《中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了他们的分析结果。对北京的PM2.5进行源解析的结果表明：燃煤、机动车为主要来源，“北京的年平均PM2.5排放中，燃煤占26%，机动车19%，餐饮11%，工业10%”，而对京津冀地区的分析则显示，“京津冀地区的主要污染来源为燃煤34%、机动车16%和工业15%”。在媒体上，这类结果被概括为：“北京的车、天津的油和河北的煤。”在那份报告的“霾控制建议”中，王跃思和他的小组写道：“北京不可能单独治理霾问题……”
根据环保部监测的城市数据，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以11月为例，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前10座城市分别是石家庄、保定、邢台、唐山、邯郸、济南、太原、廊坊、乌鲁木齐和衡水。相对于北京，空气污染对于河北来说显然更为严峻，但长期以来，由于首都太受瞩目，河北糟糕的空气在舆论场里“灯下黑”了，而其依赖传统工业的发展模式带来的联动效应也让首都有不能承受之重。
但对于上海，溯源的工作却没那么简单。对于并没有采用集中供暖的长三角地区，冬日的霾究竟原因何在？官方的解释中，首先被提及的原因是气象条件，标准的说法如上海市环保局的官方通告：这次污染事件是“在不利气象条件下，北方污染物输送、本地污染持续累积以及区域性污染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
气象，也许确实是原因之一。冬季，地面温度低而上层温度高的逆温层，空气的水平和垂直流动都很少的静稳天气，加剧了污染物的集聚。根据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拍摄到的卫星遥感图像，“厚重的霾从北京伸展到上海，绵延约1200千米，相当于从马萨诸塞州的波斯顿到北卡罗来纳的罗利……中国的东北部常见严重烟雾，但像这次污染伸展到如此远的南部仍较为少见。”
对那幅卫星遥感图像，华盛顿大学空气污染影响与趋势分析中心主任鲁道夫（RudolfHusar）分析认为：污染物并没有达到雾区的顶部，“大部分污染物被约束在只有几百米厚的（近地）冬季边界层内”，这项分析与中国科学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对这种情况，王跃思在一次科普报告中打过一个比方，混合层的高度就如同屋顶的高度，“屋顶太矮时，大家一块吸烟，一会就看不到人了……把屋顶弄到二三十米，弄到大礼堂里面开会，吸两根烟也无所谓。”
这类影响也许来自我们正在经历的气候变化。王开存，北京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数年前曾在《科学》杂志发表一篇论文，其中提到，自1975年以来，除了欧洲，全球范围内细微颗粒物浓度都在明显上升。霾还有加剧静稳天气的能力。王开存向本刊记者表示：细微颗粒物的增加同样使得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降低，也降低了地面对大气的加热能力和地面温度，而含细微颗粒物的空气层温度增加，从而使大气趋于稳定，不利于细微颗粒物的垂直扩散，使之更容易聚集。
霾与静稳天气，也许是在相互影响和促进，而这场持续一周多的灰霾天气，则是扳机被扣动后的一种惯性。那么，扣动扳机的力量在哪里？
有人把原因归结为周边农民烧荒，也有归结为都市的机动车，以及长三角的煤电厂。根据数据，三大经济中心的火电装机容量中，京津冀和珠三角都只占全国的7%，而长三角就占了17%。绿色和平组织则通过分析当时的气象资料及长三角的产业结构，认为“水泥等工业排放源是长三角灰霾最大的根源”。除了本地的排放，外来输入的污染同样也受到了关注，江南的这次霾过程有无受到华北的影响？支持者的理由包括，长三角城市的空气质量与风向有强烈的相关性，空气的重度污染往往从风向由北转南开始。
对年底的这场延绵1200千米的霾过程，网络上有人开始调侃“京派霾”与“海派霾”的区别：“一个带有涮肉的酣畅感，一个带有猫屎咖啡的细腻和情趣。”而对于霾的“粗犷”或是“细腻”，蒋大和在博客中提出了一个评价标准，PM2.5与PM10的比值，他认为：“这个比值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污染的类型和可能的污染物来源”，当细粒子比例偏高时，以本地和附近地区的污染物输运为主，而当粗粒子比例偏高时，则存在着一个北方输送浮尘的过程。
那么，空气中的颗粒究竟能否完成这场跨越数千公里、跋涉大半个中国的传输过程？鲁道夫在给本刊记者的回信中给予了肯定答复，他说：“一个电厂释放的二氧化硫完全有能力影响它周边500-1000公里的区域。在大气中，完成这样的输运大约只需3-5天。”
这位曾以研究亚洲沙尘暴现象而知名的美国科学家认为，目前看来，沙尘暴已经不再是中国在空气污染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那种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成功取代了它的位置—“沙尘暴只发生在春季，只影响北方的省份，粉尘中的化学成分无毒，而且，因为尘粒的粒径足够大，它们不会钻到人类的肺里。”
匹夫之责
空气危机给政府带来巨大挑战。它无处不在的特性注定了，这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民生问题以及外交问题。
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在2013年6月中旬通过并公布了10条针对大气污染防治的措施，简称“大气十条”。北京市政府继投资额超过万亿元人民币的《2013-2017年空气清洁行动计划》后，又于2013年10月宣布了最新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其中包括部分工业企业停工停产，以及机动车停驶等应急措施。
“环保不投入，医保就要投入了。”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司长赵华林说。根据《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2017年，中国将投入1.7万亿元进行大气污染治理。为这个大计划买单的，既有政府，也有企业和个人。
12月22日19点22分，天津市环保局官方微博发出预警，提示22日至25日天津将出现重污染天气，符合《天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规定的级（黄色）重污染天气预警条件。同时附有长微博，明确提出从23日零时起按照日期末尾数确定限行尾号。随后，有关政务微博纷纷转发。
这一突然通知让上网看到此消息的天津私家车主不能接受。4小时后，天津交通广播得到交管局“最新消息，限号工作暂不执行。由于网上有明天开始限号的信息，所以特在此公告，请大家以此为准。”这一政府“乌龙”更是造成了信息混乱，《天津日报》官微直言：“市环保局今晚发布级重污染天气预警，这意味着《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津政〔2013〕88号）首次启动！明日限行，车主知道吗？睡都睡了……媒体记者尚且一头雾水呢！那明日违规罚还是不罚？罚，如何服众？不罚，市政府文件被当儿戏？严肃点，有关部门，这是限号呢！”
种种迹象表明，各方都还没有做好完全尽责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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