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10月抗美援朝60周年之际，一家媒体约我做了一次专题访谈，回忆朝鲜战争中同美军战俘打交道的经历。确实，那段往事令我难以忘怀，一提起就会情不自禁地心潮澎湃，于是提笔写下了60年前的那段经历。
接管美军战俘
我于1949年3月离开北大参军，1950年6月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后，便随解放军十五兵团机关(入朝后改编为志愿军总部)离开广州，奔赴鸭绿江边重镇安东(今丹东市)，投入抗美援朝的战备工作。领导让我入朝后做接管外军战俘的工作，业务和语言上要我做好准备。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港登陆后，朝鲜战局突发变化，我东北地区遭到美军飞机的轰炸，我国的边防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危急关头，10月23日夜间，我们机关人员乘坐敞篷卡车，冒着严寒秘密从鸭绿江边的长甸河口进入硝烟弥漫的朝鲜土地。至今在我的记忆深处仍然记得，24日拂晓抵达大榆洞(志愿军总部的所在地)山沟里时就遇到美军飞机的突袭。后来知道，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就是在美军飞机轰炸中牺牲的。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次战役打响，我先头部队在云山战役中两战两捷。前线部队抓获第一名美军战俘后随即送到我们驻地，我参与接管了这名美军战俘，从此开始了我长达六年的美军战俘工作。
这名美军战俘名叫琼斯，是美军派到韩国国军第六师的军事顾问，军衔是陆军中校。琼斯被俘时右臂负伤。只见他神情紧张，顾虑重重，不多讲话，因为不了解我军政策，不知道我们会怎样对待他。我们安排他住进老乡家里，让他吃饱肚子，穿上冬衣，医生给他看病敷药，夜里让他安睡在老乡的热炕上。这样，渐渐消除了琼斯“被杀、被虐待”的恐惧心理，慢慢开始说话。他对我说：“我不愿意来朝鲜打仗，我有妻子有儿女，我非常想念他们，希望早日回去与他们团聚。”他从口袋里掏出家人的照片给我看，表现出很无奈的样子。从琼斯的思想变化中我看到了我军宽待俘虏政策的威力。
艰苦设营宽待战俘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大批战俘从前线送到后方来，建立战俘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记得一个寒冬的夜晚，我们一行20多人，在志愿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杨霖的亲自带领下，顶风冒雪，在敌机轰炸的威胁中徒步前往碧潼等地选址。1950年朝鲜的冬天特别寒冷，温度降到摄氏零下40度，山高路滑，行军速度非常慢，我们背着背包一整夜只走了20多里路，但大家的情绪都很饱满。目的地碧潼地处鸭绿江畔，三面环水，是个理想的设营之地，但整个城市已被敌机轰炸得满目疮痍，需要修整后才能接收战俘。
1950年12月第二次战役后，为了收容大批战俘，我和同事们来到鹤丰铜矿区，利用那里残存的工棚，临时收容了几百名“联合国军”战俘。那时敌机轰炸导致交通困难，物资十分匮乏，朝鲜政府给战俘提供苞米、黄豆等食品已经很不容易，而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美国大兵适应不了食品缺乏的艰苦生活，他们情绪低落，精神状态很不好，加上天气寒冷，患感冒、得肺炎、闹肠胃病的战俘越来越多。有的战俘思想有波动，干脆躺着不出屋，拉肚子就用毯子一层一层包住大便，最后一扔了事，有的连地上的烟蒂也捡起来抽。这些表现反映了美军战俘思想异常脆弱的一面。
被俘美军军官对我军怀有严重的敌对情绪，对战俘生活很不满意。记得有一次，著名作家魏巍和一名美军战俘中校谈话，那名战俘态度十分傲慢，极力为美军侵略行为辩护，对我军进行诬蔑。魏巍当即严辞批驳，警告他：“你必须知道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美军侵略朝鲜是不得人心的！”魏巍的一席话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碧潼等地战俘营逐渐建立后，战俘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我在一个有200名“联合国军”战俘的中队，带领几名刚从大学抽调来的大学生一起工作。我们从缓和战俘的敌对情绪、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入手，使他们相信我军的宽待战俘政策。通过宽待俘虏行动，让战俘吃好穿暖，伤病战俘得到治疗，对不同国家、不同官阶、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战俘一视同仁，不歧视，阐明我军拥护和平、反对战争的主张。这使大多数战俘思想有了转变，他们相信在战俘营里的生活是最安全的。当然曾经有个别战俘逃跑，但无路可走又回到战俘营。他们体会到志愿军的宽待俘虏政策是仁道的，说我们是“他们的救命恩人”，有外军战俘称赞我军战俘营“像是一所学校”，“是世界上第一等的战俘营”。
战地释俘轰动世界
战地释放战俘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是宽待俘虏政策的又一项重要内容。第二次战役打响前，我参与了一次释放战俘的准备工作。
那时我们正在复兴里收容战俘，忽然得到志愿军总部的通知，要挑选一批战俘送往前线释放。释放那批战俘是彭德怀司令员提出、经毛主席亲自批准的。
经过一番紧张的工作，我们从美军战俘中挑选出27人、韩国国军战俘76人，对他们进行了简短的教育。记得当时是在一所小学的教室里宣布释放战俘名单的。战俘名字一宣布，顿时就像一颗炸弹爆炸开来一样，在战俘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释放的战俘感动得泪流满面，其他战俘也希望能早日被释放回家。
被释战俘临行前，安排他们洗澡、理发、加餐，并发纪念品留念。针对被释战俘的思想顾虑，我们又逐个对他们做工作，并交代需要注意的事项，告诉他们释放后一定能安全通过火线，万一过不了美军封锁的战线，还可以再回来。
1950年11月18日，我军在前方释放战俘的消息不胫而走，西方媒体从朝鲜战场到东京、到华盛顿都抢先报道这一消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被俘的27名美国伤员昨天被释放，这些伤员说，他们被俘后吃的东西很好，待遇也很好。”美联社报道说：“重新恢复27名被俘美军的自由，可算是朝鲜战争中最奇怪的事情之一。”
交换战俘对照鲜明
1953年4月6日，经过双方联络组几个回合谈判达成的协议，4月20日，双方在板门店交换伤病战俘。当时我担任中朝联合小组的英语翻译，见证了我方遣返美、英等国战俘的情景。交换时“联合国军”战俘身着蓝色制服，带着我方赠送的纪念品和病历档案，面带笑容一一与我们握手告别，感谢我们给予他们“既人道又仁慈”的待遇，他们说“永远忘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情谊”，话别之情感人至深。
相比较起来我方被俘人员归来时却是另一派悲惨的景象。交换中气氛十分紧张，被俘人员下车时个个义愤填膺，满含热泪大声控诉敌人对他们的迫害。当进入我方搭设的“祖国怀抱”彩门时，拿出藏在身上的国旗，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遣返战俘印象
1951年7月10日，双方停战谈判开始，战俘问题是谈判内容中争论最激烈的，拖延时间达两年之久。据1949年修订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119条的规定，战争结束后，战俘应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而美方不顾这一国际公约的规定，毫无理由地提出“一对一”、“自由遣返”等交换方案。由于我方拥有的战俘远少于对方拥有的战俘，因此，美军在战俘问题上大做文章，图谋扣留我方大批被俘人员，致使停战谈判长期拖延。
双方交换战俘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交换战俘名单。这是一项十分繁琐而细致的工作，我参加了整理和核对外军战俘名单的工作。我们对数以千计的战俘一个一个核对，不仅要核对战俘的姓名，还要核对国籍、部队番号、军衔和病历档案等资料。我们最后交给对方的战俘名单一清二楚，简直出乎对方的意料。美军二十四师师长狄安的名字也在战俘名单中，美方还以《狄安仍活在人间》为题在报纸上作了报道。而对方交给我方的战俘名单则混乱不堪，错误百出。
根据协议，1953年8月3日，双方正式成立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分为北、南、中三个小组，分赴对方战俘营视察并为战俘提供人道主义服务。我参加中组，在开城地区陪同我方代表申亚光和对方代表丹麦医生文森博士等人连续工作了一个月。我们对开城战俘转运点的生活设施、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和安全等方面进行视察，并跟战俘进行个别谈话，听取他们的发言。在视察工作中，文森代表工作态度认真，频繁地与战俘接触、谈话，对我方的工作安排很满意。他表示“这是一段双方合作的愉快经历”。针对对方代表在视察中提出的疑问，我方代表及时解释，对对方代表不友好的言论进行适当反驳。联合红十字会小组的工作是战俘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体现了我方外交斗争的原则。
“联合国军”红十字会代表对我方战俘营对战俘的做法十分惊讶，超乎他们的预想，提不出太多的疑问。相反，我方代表赴韩国视察美方战俘营时却遭到百般阻扰、限制和破坏，对我方战俘人员遭到不同程度虐待和迫害的情况无法深入了解，致使视察工作无法顺利进行。这充分暴露了对方违反人道主义精神、虐待我军被俘人员的行径。
艰难的战俘解释工作
停战后，根据双方达成的一项妥协协议，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由各方派代表在中立国(印度、波兰、捷克、瑞典和瑞士)代表的监督下对他们进行解释，劝他们回国。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1953年9月10日，美方将朝中方面的战俘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印度看管部队。9月11日，我随同我方代表李慎之前往东场里，察看美方向印度看管部队移交我方被俘人员的情况。我们还没有进入战俘营，在铁丝网外就遭到美蒋特务和别有用心者的突然袭击，他们朝我们扔石块，企图对尚未开始的解释工作来个“下马威”。为此，我们向印度看管部队的一位将军提出抗议，事态才缓和下来。
我们到印度看管部队设置的帐篷里，对由两个印度兵押送进来的我军被俘人员进行解释工作。按照要求，解释工作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代表的监督下进行。由于这些战俘深受美蒋特务的欺骗蒙蔽，他们进入帐篷时神情异常紧张，东张西望，不知所措。他们脸上或身上刺着“反共抗俄”、“杀朱拔毛”和国民党党徽的字样，他们要么不说话，要么呼喊反动口号，使解释工作难以顺利进行。
按照规定，解释工作有90天的期限，但我们只进行了10天就被迫停止。尽管如此，还是有几百名我方被俘人员冲破敌人的控制，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美方在战俘问题上耍弄花招，违背《日内瓦公约》有关规定，遭到我方的严厉谴责。当时我方谈判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乔冠华在一次内部报告中说：“通过解释工作，我方战俘人员能回来是我们的胜利；他们不能回来，我们揭露了敌人，也是我们的胜利。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这是对解释工作最好的总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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