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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以常委会会议的方式，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废止决定》不仅废除了由国务院制定的两份劳动教养“规范性文件”，还宣布“对正在被依法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从2013年初开始，中央和地方废除劳教的声音不断传出。中共十八届三中会全《决定》中，甚至直接宣布将废止劳教。但直至立法机关最后通过的《废止决定》，才算走完最后的法定程序。
执行了50余载的劳教制度走向终结，制度的背后有多少“按钮”需要放开?后劳教时期，还有哪些“类劳教”的治理思维需要转变?
要废止的是一个法律体系
作为一项制度，中国的劳教由一系列行政法规、部委规章、地方性法规等共同组成。其中1957年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1979年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均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属于效力最高的法律层级。除此之外，尚有多部与劳教相关的下位规范性文件。
在全国人大官方网站的“中国法律法规信息系统”中，除上述国务院的两个重要文件，涉及劳教的还有司法解释及文件18条、部委规章及文件10条、地方性法规规章30条。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立法学专家李林认为，同批准的程序相对应，劳教的废除也要由国务院提出关于废止劳教的议案，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在学者看来，由于1957年、1979年的两部国务院文件法律层级最高，只要把这两部文件废止，整个劳教法律体系也会随之瓦解。
“这相当于从根部把一棵大树砍倒。”李林说，从法理上讲，法律层级的文件一废除，所有以此为根基的规范性文件就可以推定为同时废止，当然，立法机关可以在废止上述文件时补充一句，“根据本决定或者本决议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等等，同时废止。”
不过，与全国人大几乎同步，地方立法机构也开始对相关地方性法规作出清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的第二天，安徽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上也传出消息，一份名为《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安徽省劳动教养实施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也在提请审议。这个消息，让人感受到劳教法律体系正在加速解除。
在整个废止程序中，由谁提出“动议”也颇具意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行政法专家应松年称，与设立劳教时的流程相对应，由公安部向国务院提出动议比较合适。
此次的常委会会议上，虽然没有明确透露废止动议由哪个部门最先提出，但从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出面做出说明来看，公安部应该是废止程序中的重要一环。
对动议的提出，立法法专家李林与应松年并不相同：“三中全会《决定》本身就能形成动议，以此为依据，只需启动程序即可。”
在李林看来，废除法律不像立法时需要反复研讨、酝酿，所以过程相对简单。加之中央已有决定在先，所以通过表决没有问题，“就像一次切除异物的外科手术，是个快刀斩乱麻的事”。
呼吁多年，一朝被废
单从2013年来看，废止劳教确实是中央一次快刀斩乱麻的果断之举，但从社会各界对推动劳教废止的种种努力来看，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早在1996年，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博士宋炉安就发表论文《劳动教养应予废除》，开启了学界对劳教的反思。5年后，在北京大学的一场劳教制度研讨会上，法律学者们对“劳教审批权应由司法机关掌握”达成了共识。
不过，直到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劳教制度的弊病才被普通公众所关注。那年11月，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劳教制度提起审查。此后，几乎每年的人大、政协会议上，都有代表对改革劳教大声疾呼。2004年的全国两会上，420名人大代表在改革劳教的议案上签名，在全部2984名代表中比例超过14%。
来自各界的呼声，也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2005年，旨在保留劳教制度，同时改革劳教审批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一度被纳入全国人大五年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但后来却迟迟没有下文。
2007年，69名学者再次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递交“废除劳教制度公民建议书”，引起再次关注。
2012年开始，重庆的任建宇案、湖南的唐慧案等极端个案，令民间废除劳教的呼声日高。新华网进行的专题调查显示，通过微博参与投票的网友中有86.7%认为应该废除劳教。舆论的持续关注让公安机关在劳教问题上更加审慎，但对于劳教是否会废除，官方迟迟没有作出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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