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谈反腐倡廉
既要用“重典”也要让他们生活体面
老百姓对反腐信心增强了，道理何在？我觉得惩治腐败要想有效，首先就得提高发现和查处腐败的概率，“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而不是说隔着墙头扔砖头，砸着谁算谁。
巡视组设两个组长，如果第一组没有发现问题而第二组发现了，可能第一个组长也要被问责。
过去一年的反腐不是一阵风，始终没有放松。至少在过去一年它不是运动式的。
十八大后反腐有了新特点
华商报：你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历程？
何增科：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没有放松过反腐败，但反腐的方式、方法以及着力点确实有些变化。改革开放之前的反腐败，一方面靠群众运动，如“三反”时期的“打虎”行动；另一方面靠整风运动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再就是，从民众中发现的一些线索来“严打”。也就是说，那时的反腐败呈现出运动性、周期性和非法制化三个特点。
华商报：去年的反腐，不论是方式方法，还是反腐思路上，是否都有一个较大的调整？
何增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惩治和预防腐败方面确实都有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就是在惩治腐败时特意提出要苍蝇和老虎一起打。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无例外的腐败惩治思路，而不是选择性的，打消了一些人的侥幸心理。
另外，在落实“八项规定”的纠风方面，也是实打实的令出法随，对那些顶风作案违反八项规定的，从严惩处绝不手软，对作风的改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方面也有了很大的举措，十八界三中全会的一个大手笔是：让市场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进行政府的职能转移，让市场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政府权力的约束起到了一个釜底抽薪的作用。
同时，在加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方面也有一些实质的举措，包括中纪委开通官方网站受理举报；又如明确上级纪委的权力，树立纪委的权威。
查处多案比重判一案更重要
华商报：您怎么看中央这一年来的反腐思路？
何增科：单纯地讲，把查处案件叫做治标，把制度建设叫做治本，这个提法是有局限性的。我们讲“以查促防”非常重要，能够有效地惩治腐败，本身就有预防功能，所以简单地称它为治标并不全面。感觉今年老百姓对反腐败的信心增强了，道理何在？我觉得惩治腐败要想有效，首先就得提高发现和查处腐败的概率，“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而不说隔着墙头扔砖头，砸着谁算谁。我认为，提升查处腐败的概率，比单纯的强化惩罚严厉程度更加重要，这也是国际上惩治腐败的一个普遍的规律。
华商报：我们觉得中央巡视组威力就很大，这个机构和中央的反腐设计是如何融合的？
何增科：中央巡视其实不是一个新东西，以往也有巡视。今年确实在巡视中发现了问题并且查处了一些问题，马上威力就不一样了。在巡视的过程中发现了案件的线索，再反馈到纪委机构，就实实在在地查处。巡视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中纪委是党内的反腐机构，可它很难掌握地方上和企业内部的腐败线索。而且巡视组设有两个组长，如果第一个组没有发现问题而第二个组发现了，可能第一个组长也要被问责。也就是说我们的巡视工作重点明确了，巡视组更注重去发现线索，寻找线索，有线索你没有收集到就是失职就要被查处，这是巡视工作的效力。
另外，有了线索就去查处，才能使巡视工作真正让人感到敬畏，愿意给他提供线索，形成巡视工作的威信，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有腐必查增强了老百姓对于反腐的信心，这也是这一年多来巡视工作取得的最大成效。
华商报：既然巡视组效果这么好，能不能把巡视组设成一个常驻机构呢？
何增科：我觉得巡视工作就是巡视，它不应该常驻。要是常驻的话就很容易和当地形成利益共同体，而巡视可以脱离地方利益的羁绊，更独立地开展工作。
华商报：有专家说，反腐主要是要改革权力结构，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您认为靠谱吗？
何增科：我们现行的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是要求一把手负总责，这样的体制就让一把手负有无限的责任。无限的责任就让一把手享有无限的权力。我觉得，未来的方向是行政组织走向法制化，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这个组织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而不是在人治的轨道上运行，它就能减少一把手腐败的风险。
华商报：要说老百姓的信心，纠风方面起的作用最大吧？
何增科：原来也有一些规定，比如逢年过节禁止送礼和吃喝宴请，但并没有说谁违反了就要严厉查处。而去年以来，各地因为违反“八项规定”而受到处罚的有3万多人，“令出法行、令行禁止”，所以，老百姓对官员的观感改变了，纠风行动功不可没。
华商报：是不是说老百姓的观感改变了，反腐就是成功的呢？
何增科：老百姓觉得你在反腐上是动真格的，就会给予你更多的支持。从这个层面而言，先从小事做起，从能实现的事情做起，出台一些禁止性的规定，并且严格去执行它，对不执行的严肃惩处，确实可以影响老百姓的观感，提升他们的监督热情。但是真要想反腐收到长效，也还需要扎扎实实出台一些制度，让这些成果长期巩固下来。
华商报：您对2013年的反腐工作持特别肯定的态度，还有没有改进的地方？
何增科：应该说这一年来的反腐举措成效很明显，开局良好。而且我们发现，过去一年中的反腐不是一阵风，而是从年头抓到年尾始终没有放松。所以，至少在过去一年它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是运动式的。但是腐败现象的本身原因有很多种，也根深蒂固。有行政审批权的地方就会产生腐败，有自由裁量权也可能就会被滥用，一把手的权力如果不被监督，就可能产生一把手腐败；还有像公车私用等等，这些现象可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有些涉及制度方面的改革。因此，要想真正收到长效，还需要把三中全会改革的《决定》落到实处去才行。
华商报：另外，网络反腐一度是自下而上反腐的主要形式，您还看好这种形式吗？
何增科：网络反腐应该是说经历了一个转变，以前老百姓信访无门，所以只能在网上发帖子。通过轰动性的言辞，最终引起媒体和有关部门的关注，最后纪委介入查处。在人们增强了对党内反腐的信心之后，可能就会更多转向中纪委的网站去举报，而不是去论坛发帖子。原来通过网络来反腐，现在是通过体制内的渠道去反腐，应该说它针对性很强，避免了盲目性。
人们愿意通过官方渠道反腐，这也是一种良性循环，所以我觉得网络反腐本身，它的势头不减，只是换了方式换了形式。
也得让公务员生活有“体面”
华商报：去年，一批反腐政策陆续出台，充分体现了三管，即是“管人”、“管钱”、“管权”，公务员感叹日子不好过，甚至有人打算下海经商，您认为目前这个阶段正常吗？
何增科：人们的行为是一种选择，选择的时候都要考虑成本和收益，就是说什么时候风险代价最小，我就做出怎样的选择。比如说我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要想挣钱可以到企业里去。做了公务员，贪污的时候他会掂量掂量，值不值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但另外，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代价、风险以外，还需要激励。如果公务员的待遇太低，都没法过正常的生活，那么就很有可能产生一些黑色、灰色收入。所以正面激励应该是，让他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让他不愿走后门走前门。
另外一个是“机会”的问题，现在腐败之所以越来越多，就是因为诱惑多了机会也多了，那么，能不能堵住这些漏洞、杜绝这些机会也很重要。所以说，激励机制、约束机制都非常重要。说到底，反腐败不是查处的官员越多越好，不是恨不得把人人送到监狱里去，这个不是目的。目的就是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改变行为选择，使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才行。
华商报：2013年的反腐条例、规定出台大大小小几十条，您如何看？
何增科：从客观上来说，我们的公职人员需要一定的行为准则。国外反腐败做得好的国家，也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不允许你做什么，倡导你做什么。目前我们做的，可能还是想起一个事，发一个文件，有没有可能把它变成一个类似于法典式的东西？这样让公务员一就职就知道我要遵循什么东西，有一个心理上的预期，系统化、固定化、法典化，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华商报：去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反腐制度，管到了一个人的吃穿住行。有人说众多的制度把控，会形成一个沉重的制度包袱，您怎么看？
何增科：众多的制度建设也是一个国家走上法治轨道的阶段吧。这个阶段可能制度建设只是针对一些特殊的问题。相对来说我们处于一个社会的转型期，新的问题不断地涌现，只有这个社会定型，法律才会更加定型。所以，短时间内，可能法律、制度的繁琐不可避免。
华商报：这么多零碎的制度，您最看重哪一条，2014年反腐制度的突破口何在？
何增科：我个人认为，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与公开的立法；预防和处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法律；公职人员从政行为准则方面的道德法典；还有举报人和证人保护法；信息公开的立法，这些立法目前来说对于反腐败方面非常重要。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个《反腐败法》，把一些好的经验总结出来系统化非常重要。但是你让我说2014年我们是不是必须去做，我真的没法说，2015年再做行不行？我只是会尽个人的努力去倡导。
华商报：在众多的制度预期中，我们觉得老百姓非常关注官员财产公示这个问题，但大小的试点那么多，没有几个说完全成功的。您认为该如何做才更为现实呢？
何增科：目前我觉得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新提任的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公开，那么这个比我们当初学者提的都更进了一步。按照三中全会的决定，新提任的干部不仅是你个人财产的公开，还有子女配偶的财产公开，以及从业状况，应该说这个力度是更大的。所以这块没有理由悲观，如果这些东西从党内的规定可以衍生出一部法律，那么它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就会更大一些。因为它的范围不仅包括你的家庭财产公开，还有一些更大范围的公开，我觉得这是一块重要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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