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上海经历过两次轰轰烈烈的“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两次，原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姚锡棠都是主要参与者。最早约他时，得知姚老生病住院了。却没想到，采访提纲转交后，很快就得到了回复：“我的身体还行。对于这两次大讨论，我确实也有一些看法，可以同你们聊聊。”电话那头，姚老声音清晰洪亮，甚至听得出一些些地振奋。
或许，因为那段过往对许多如姚锡棠一样的亲历者而言，都真是燃烧激情的岁月。
那些年，汪道涵市长最头疼的事
有困惑才需要思考，有问题才需要讨论。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连老百姓的日用品，一个小小塑料盆，都凭票购买。”姚锡棠说。这种紧缺，反映在工业领域，“原材料告急”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姚锡棠清晰记得当年，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经常召集各部委开会，每次总会说到一个话题“今年的原材料缺口怎么办”，这是汪市长最头疼的事。而每次会议结束后，市里也会派一批又一批同志到山西等其他省市，搞煤炭或其他原材料。
之所以会出现原材料告急，最大的挑战就是体制。上海有技术、有人才、有传统、有经验，唯独没有原材料。之前是依靠国家全力保障上海。1978年改革开放，南方城市以广东为代表经济迅速崛起，苏浙沿海也迸发强大活力，各地经济都在快速发展，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上海的原材料显然更加紧缺。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信息往往滞后，不能及时反映市场需求，使上海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也使工业技术进步缓慢，设备老旧、高耗能、高污染等，拖累经济增长，甚至影响城市发展、百姓生活。这与当时广东及苏浙一带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技术救市”的观点在当时已很普遍。更有一些业界人士和专家提出，上海需要结构升级，上海要向“三高三低”工业转型。
其实，除了工业的结构升级，姚锡棠认为，当年的上海还面临着一大挑战，就是城市功能亟须转型。
上海在历史上曾经是远东地区的金融、贸易中心，也曾是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的开放型、国际化城市。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逐渐呈现出一个工业的上海，第三产业萎缩。据姚锡棠回忆，那个时期，社科院和上海统计局都曾以1982年的数据作过统计，算出上海第三产业比重为22%左右，较1952年时的46%大大降低了。
“国际上很多大城市都经历了由发展工业到发展服务业的转型，成为综合性多功能城市是一个趋势。但当时的上海，却逐渐成为以工业为主的单功能城市。”姚锡棠说，一旦工业发展面临挑战，余地就会越来越小，城市交通阻塞、环境污染严重、资源不足等等，都成了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发展第三产业，很多人想不通
在姚锡棠的记忆中：1978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几次来到上海，反复强调“上海是中国的一张王牌”，抓住了上海就可以把全国带动起来。但就在这改革开放最初的岁月里，各地经济都开始迅速发展，反而是上海这一张“王牌”，渐渐放缓了发展的脚步。形容当时上海的处境，“失落感”也好，“困惑”也好，总之，关于上海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已经摆在眼前。市委市政府非常着急，从组织调研，摸底情况，到问计专家，召开相关的研讨会、座谈会，关于上海经济发展问题的讨论，从1982年开始逐渐热闹起来。
最开始的讨论，围绕“上海工业技术改造”展开，逐渐延伸到“生产哪些新产品”。在当时，“发展经济就是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就是生产产品”是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也有数据佐证，工业劳动生产率也是农业的10倍。
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有日本专家就提出：上海工业应该发展“新三件”，即电视、空调、洗衣机。这是相对于当时上海比较普及的 “老三件”（钟表、收音机和缝纫机）而言。那个时期正值家用电器全球大发展，日本专家觉得上海发展“新三件”并不是很难，起步时还可以引进技术。类似的关于上海开发新产品的建议，在当时被提及很多。
就这样，在产业界、学术界以及政府部门间，关于上海经济发展问题的讨论持续了两年多。1984年，讨论达到高潮。姚锡棠觉得，得益于前期的积累，各种观点交锋、碰撞，到了这一时期，讨论目的越来越明确，思路也越来越清晰。上海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第三产业，成为这个时期话题的焦点。
这一年有两场比较高规格的研讨会。上海社科院联合相关部门组织了其中的一场，参会人数达到了300多人。在这一次研讨会上，姚锡棠在大会作了发言，指出上海经济正面临两种发展思路的重大抉择：一种是继续发展物质消耗高的传统产业，仍然沿着粗放型、单功能路子走下去；另一种是，大力发展物质消耗少、附加价值高的新兴产业，特别是发展各种服务业，从根本上调整上海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走综合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道路。会后，上海社科院学者孙恒志进一步发表了《上海要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一文。
同年9月份的第二场研讨会，规格更高，规模也更大，由汪道涵市长亲自主持。500多人的会议规模，其中还有国务院相关领导，以及许涤新、钱俊瑞、薛暮桥等全国著名专家学者。这一次会议讨论，更加肯定了上海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突破，那就是强化了“上海要发展第三产业，实现城市功能多元化”的观点。
“当时对于发展第三产业，很多人思想不通，觉得第三产业不创造财富，就连当时的统计指标都只有工农业产值，而没有一个关于第三产业的。”在姚锡棠的记忆中，对于是不是要发展第三产业的争论，在9月份的大会后一直持续至年底。当时，建立在几次大讨论基础上，上海已形成了即将提交中央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纲要》。就在《汇报纲要》提交前夕，汪道涵市长再次就上海发展第三产业的问题征求两派专家的意见，并在上报的材料中将两种不同意见都附上了。
江市长参加讨论的“非常前卫”话题
1985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转了《汇报提纲》，肯定了上海发展的两个方向：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多元化。上海第一次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姚锡棠特别强调：“这是上海、北京、长三角学者与政府实际管理部门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经过深入调研，广泛讨论形成的集体智慧结晶。”
《汇报提纲》批转后不久，江泽民接任上海市市长，才真正打开了上海改革的局面。当年，江泽民就带领了大批上海的干部、专家到广东访问、考察和学习，回来之后在万体馆召开了一个万人大会。姚锡棠记得，就在这个大会上，上海改革有了全面的部署。
1985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虽然没有轰轰烈烈展开大讨论，但每两周市里面就会召开一次专家讨论会。姚锡棠是参会的专家之一。在他的印象中，“这个形式的讨论会，比较开放和随意，话题讨论非常深入。江市长时常会亲自参加讨论，有时也会和大家就某个观点进行争辩”。
就具体的讨论内容而言，涉及改革的方方面面。比如，借鉴广东，从如何吸引外资，发展合资企业，到如何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工业水平；又如，学习苏浙，尤其是上海郊区要借鉴苏浙的模式，解决农村现代化问题，等等。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讨论的话题居然是上海要不要建证券交易所，这在当年是非常"前卫"的。”姚锡棠记得那一次讨论会，是在王战同志带队去美国考察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回来之后，从介绍国际经验到结合上海实际情况，这一场讨论尤其热闹，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至中午12点半。最后，江泽民作了总结：“根据大家的讨论，我看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建立证券交易所的。”
这句话给姚锡棠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正是基于这种大胆尝试的魄力和锐意改革的决心，上海不但真正打开了改革的局面，而且在改革的道路上快马加鞭。从1985年到1990年，上海不仅跟上了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而且还领先了。
1990年上海成立全国首家证券交易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姚锡棠认为，证券市场的开启，对上海后续的改革，体制的彻底转型，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那时，朱镕基有过自由贸易区的设想
1990年，上海再次崛起的起点。这一年除了证券交易所的挂牌成立，浦东走到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最前沿。1990年2月，上海正式提交《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报告》。仅仅两个月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向国内外宣布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
“这一刻起，上海终于被推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姚锡棠曾经兼任浦东发展研究院院长，他对浦东有着特殊的情感。
姚锡棠回忆：1984年讨论中，就有不少同志提到了浦东，但那个时候大家的设想完全站在浦西立场。一是向浦东进行工业转移，因为浦西实在太拥挤，最繁华的淮海路、南京路上，也随处可见街道工厂；二是到浦东造新房子，缓解上海老百姓的住房困难。浦西只有140平方公里，而浦东的面积520平方公里，几乎是浦西的4倍，当时大片是农田。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讨论中，也有一些专家学者提出：浦东不能复制浦西工业发展的老路，而是要发展新型工业。
但这些都远没有达到国家作出浦东开发开放决策的战略高度。“其实，浦东的开发开放，是站在全国立场来考量的，是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姚锡棠坦言，这一次浦东的改革，是邓小平同志直接指挥和设计的，我们只是有幸成为改革的参与者。
浦东开发究竟要做什么？要尽可能发挥上海作为“王牌”的三大优势：一是历史上素有的金融、贸易中心；二是上海工业中心的升级；三是与国际接轨，融入经济全球化。
那一年，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关于浦东的定位，是在朱镕基的主导下确立的。姚锡棠告诉记者，这个过程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决策之前，朱基做了两件事，一是亲自考察浦东，既到浦东这块土地上走了走，也坐上直升机俯视了浦东每一个角落；第二件事就是去新加坡和香港考察，要借鉴这些城市发展二产、三产的经验。回来之后，市委市政府果断决策，浦东的发展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要跟上世界的潮流。四个开发区的定位逐步成形：金桥地区发展出口加工为主的高端制造业；陆家嘴发展金融贸易；外高桥定位于保税区；张江则向高科技、信息化方向去突破。
姚锡棠透露了一个小插曲：当时在对外高桥进行定位时，朱镕基就有过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只是条件不成熟，没有获批，最终确立成为保税区。但外高桥园区的英文名称却一直以“自由贸易区”来标注。
有了明确的目标定位，浦东迅速发展。而建立在浦东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之上，上海经济发展逐步走出了上世纪80年代的困境，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1992年，中央提出要“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
不认同记者用 “头脑风暴”一词
回顾当年，姚锡棠觉得，上世纪80年代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是探索；而上世纪90年代的发展，令人振奋，上海经济也找到了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对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是一项长期课题。1981年，姚锡棠所在的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向国家申请了一个课题：《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由副所长陈敏之主持。1983年，这一课题被正式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首次明确地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对象。直到浦东开发开放后，这一课题的研究始终没有间断，进入新的层面。
姚锡棠记得：“当时市委市政府对这一研究非常重视，抓得很紧。”应该是1993年的下半年，时任上海市市长黄菊提出启动新的战略研究。随后，《迈向21世纪的上海：1996－2010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课题组成立，副市长徐匡迪亲自担任课题组组长，具体工作则由市政府副秘书长蔡来兴组织。由此掀起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和讨论的第二次高潮。
姚锡棠不认同记者在采访提纲中用 “头脑风暴”一词，他觉得这个时期的深入讨论远比“头脑风暴”要高级。市里召集了200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研究，市领导还分头和专家一起组团到海外，到不同城市去了解各行各业的发展、城市如何发展等等，甚至有更明确和细化的研究题目，如城市交通如何发展等。姚锡棠当年参与的这一组海外调研，在徐匡迪亲自带队下，访问了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深入地考察了当地的金融、贸易和航运业。“我们这组10多个人，其中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也有直接从事金融和贸易行业的。调研的目标十分明确。”调研回来，各个小组深入讨论并形成报告。
到1994年底，这一场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到了出成果的时候。市政府主持召开了“迈向21世纪的上海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这一次的会议规格非常高，10多位中央部委领导应邀参会，还有很多来自国际著名大公司的首脑，以及海外专家、学者等。会后不久，1995年2月《迈向21世纪的上海》一书出版，明确指出，上海正面临着崛起成为又一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重大历史机遇。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任务：到2010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浦东则基本建成既有先进制造业又有现代服务业、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区，实现崛起成为又一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
“这是一个长远的发展目标和规划。上海发展的道路，由此越走越宽广了。”姚锡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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