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父亲张余三“因公死亡”，母亲是“遗孀”，那么谁该为父亲的“死”负责呢？
南都记者 张晗 发自哈尔滨
找到张余三，是这个家庭三代人的心愿。1968年6月11日，“文革”中时任黑龙江省水产局供销公司财会科科长的张余三，由家中被造反派带往“学习班”反省。两个月后，他失踪了，至今生死未卜。
2013年12月末，张余三妻子赵淑芬过了87岁生日，外孙女史睿桐为了却外婆心愿，发起网络寻人。
走不出“学习班”
1968年6月11日，一辆解放牌汽车来到哈尔滨市宣礼街，车上下来几个人，直奔张余三的家。
张余三时年45岁，任黑龙江省水产局供销公司财会科科长。张余三妻子赵淑芬回忆，进入家中的共三四个人，均为黑龙江省水产局的造反派，为首的是曹某。这些人将抱病在家的张余三拉上车，声称去参加省财贸干部的学习班。
学习班全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全国大规模开展，被认为始于1967年底。这一形式，起初被用于学习毛泽东思想，以形成思想认识上的统一。但发展过程中，不少学习班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
黑龙江省的学习班，始建于1967年。据黑龙江省志记载，这年10月5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坚决响应毛主席“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开办各种学习班，加强干部教育，把全省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决定》。20天后，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部署当年冬天以及第二年春天的要点工作，“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力办好学习班”在这时被提出。
张余三被带往位于通江街的黑龙江省水产局大楼，当天夜里没有回家。赵淑芬称，第二天，她前往省水产局探望丈夫，张余三表示，没事，只是办学习班，过一段时间就能回家了。但在学习班中住了两个月，他仍没能离开。在那期间，赵淑芬多次前去给丈夫送些日用品和换洗衣裳，她记得那段时间，并未见丈夫身上有伤。
斗争形势，在张余三失踪前愈演愈烈。1968年7月25日至8月6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全省财贸工作会议。时任黑龙江省革委会主要领导潘复生作了报告，提出财贸战线的任务是：狠抓“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深入持久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清理阶级队伍，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黑龙江省水产局即是财贸系统的单位之一。
1968年8月24日，赵淑芬带着两个女儿前往探望张余三。这时张余三住在省水产局大楼一楼左侧的第二个房间，这里被称为“反省室”，与外界有铁门隔开。
数十年后，女儿张滨蕊回想起这次见面，仍忍不住眼泪。她记得，母亲喊了父亲，但父亲没有听到，多年后，她猜测父亲的耳朵可能被打聋了。张余三抱起了张滨蕊，张滨蕊看到父亲的左眼和左脸颊肿了，有瘀伤。赵淑芬称，后来有同被送入学习班的人告诉她，张余三被人用报夹子殴打。面对妻子的询问，当时张余三没有正面回答，“这是群众运动，要相信党，相信组织。多多理解吧。”
这是张余三与家人的最后一次会面。1968年8月28日晚8时40分许，曹某等三人再次开着解放牌汽车来到张余三家。赵淑芬得知，张余三失踪了。在她印象中，当天下午风雨大作。
那一天距今已超过45年，曹某等人已经离世，南都记者多番寻访未能找到其他亲历者。1979年，省水产局党组的一份文件对此有简短记载，1968年6月11日，革命群众组织揪斗张余三，将其隔离反省，8月18日晚(原文如此，家属称为文件有误)，张余三于反省室失踪。
革命家庭变“保皇派”
张余三失踪的1968年，哈尔滨市志记录了一组数据：全市共揪出“漏网走资派”3600多人，其中撤职罢官1400多人。
1968年5月到1969年1月，在“反右倾”中，全市共查出“反革命复辟集团”、“右倾翻案集团”、“反革命阶级报复”等案件240起。逮捕了224人，判刑47人。市军管会决定公、检、法干警分批离开工作岗位，参加清队学习班。办班后掀起四次深挖高潮，共立案528件，拘留52人，隔离反省273人，迫害致死15人，致残8人。
张余三失踪的第二天一早，宣传队就来到他家，贴上了大字报，“打倒维护反革命分子施行的保皇派”。施行时任省水产局主要领导。张余三的家人后来推测，张余三被批斗，可能是因为性格耿直，试图维护领导，不想把财权交给革委会。
在张滨蕊的印象里，父亲是“毛主席的坚决拥护者”，他常召集家人，很多时候还包括邻居向毛主席请示汇报。她仍记得父亲带领一群人，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喊着“万寿无疆”的场景。当时，只有政治上可靠的人才能成为领读者。
赵淑芬逐一数着家庭成员，她的哥哥和弟弟都是十几岁当兵，上过朝鲜战场，张余三的哥哥则是残疾军人，“我们是革命家庭啊，能不跟党走，能不干革命吗？”
但张余三仍成了“保皇派”，他的失踪成为了“畏罪潜逃”。张家境遇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余三失踪前为行政16级，每月工资为110元，失踪后，他的工资被停发。赵淑芬没有收入，家庭失去了生活来源，她的父亲曾建议她把子女过继给兄弟们，但赵淑芬不同意。此后，她依靠父亲和兄弟接济度日。
赵淑芬回忆起往事，对于一些邻居的慷慨念念不忘。因害怕与反革命分子扯上关系，邻居们平日不敢走动来往，但到了冬天，有人会悄悄将煤、食物隔着墙送过来。早晨起来，赵淑芬和孩子们会看到堆在院子里的馈赠。
但赵淑芬仍像失去了主心骨一般，常常会恍惚行事。大女儿张滨红称，一次，有邻居给家里送了玉米碴子，赵淑芬给孩子们熬碴子粥，但却将一铲子煤给填到了粥里。张滨蕊则记得，有邻居给家里送了肉，赵淑芬要给孩子们炸肉，却把面起子当成了面粉，难以下咽。这些肉后来在家了放了很久，霉都长了老高还舍不得扔掉。
邻居盛丁(化名)见过张家被贴大字报，“张余三失踪后，他们的家庭成分变成了反革命，受到了许多人的歧视。”盛丁当时只有八九岁，与张滨蕊是同学，他也曾像其他同学那样，向张滨蕊吐口水甚至推打。“那个年代就是那个情况，不懂事”，他试图向张滨蕊赔礼道歉。
还能再等几年呢？
低头做人大约两年，张余三家遭受的批判有所减弱。1971年开始，赵淑芬开始向上级及公检法机关反映丈夫失踪一事。随后，鉴于赵淑芬和五个孩子生活困难，省水产局开始每月给他们发放生活费，按照每人每月4元标准，后来，提升为每人每月6元。
一份文件显示，1972年起，针对张余三失踪一事，供销社即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
尽管工资待遇等得到恢复，但在1974年之前，张余三的家人仍被认为是反革命家属。张滨红称，其进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以及入党等事，均因成分问题遭到阻碍。张滨红的弟弟则因成分问题，未能当上飞行员，赵淑芬称，其子曾是黑龙江省仅预计招收的两人之一。
直到1975年，供销合作社政治部才出具了一份证明，表示未发现张余三有外逃和其他政治问题，表现较好，家庭历史、社会关系均清楚，张余三失踪不应影响其子女进步。
赵淑芬虽然稍觉宽慰，但仍对丈夫念念不忘。1977年，黑龙省水产局、省公安厅再次组成专案组。专案组走访了哈尔滨到通河100多个社队，访问了300多名社员，发现并验证了50多具尸体。但由于案件久远，未能对张余三失踪一事形成定论。1978年，黑龙江省委指示，张余三失踪一案不能就此完结，要对案件及可能涉案的李某某、任某某继续审查，作为清理冤假错案的重要内容。但此事并无定论。
随着时间流逝，张余三失踪事件的相关人员接踵离世，他的下落更是难以寻觅。曾有人劝赵淑芬“不要再找了，人已经没了”，但这位独自拉扯五个子女的母亲，仍旧没有放弃。
子女们长大成人，从母亲手里接过了找寻父亲的担子。然而，在2000年左右，不但张余三仍然下落未明，他那延续了十数年的110元工资，还因为供销公司的改制，而被停发。取而代之的是，给予赵淑芬遗孀抚恤费，每月65元。在这份文件中，供销公司使用了“遗孀”和“比照因公死亡”等字眼。这令张余三的孩子们难以接受，如果父亲“因公死亡”，母亲是“遗孀”，那么谁该为父亲的“死”负责呢？
张余三和赵淑芬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降生时，张余三为她起名张滨爽。爽字里，大代表家里的男孩，四个女孩则聚在他的周围。他希望家里人紧紧地在一起。但一转眼，张余三离开这个家已经45年。
2013年12月17日，赵淑芬度过了自己87岁的生日。孩子们称，这些年，每次过生日前，母亲都会情绪低落。赵淑芬说，“这些年我咋过的？他(张余三)让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我等了这么多年，还能再等几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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