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昆明1月17日新媒体电（记者王研）16日8时30分，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巧家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巧家爆炸案，邓德勇、宋朝玉被控爆炸罪，陈和志被控非法买卖爆炸物罪。
这起发生于2012年5月10日的案件造成了4人死亡、16人受伤，并因无辜者赵登用曾被警方认定有重大作案嫌疑，以及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与拆迁无关”“公安局长用官帽担保”等热词引发了社会高度关注。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全程旁听了庭审过程，案件将择日宣判。
焦点一：由征地拆迁引发了案件
邓德勇、宋朝玉的爆炸动机是什么？在庭审即将结束时，主审法官的一句话对此进行了总结：“控辩双方均认可是由征地拆迁引发的这起案件。”
邓德勇、宋朝玉均是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人。检察机关指控，2012年5月初，邓德勇因其住房属于拆迁范围，但由于其住房未办理建房证，属违章建筑，不符合政府划地安置修建住房的政策，在多次到拆迁部门要求划地修建住房遭到拒绝后，遂产生报复拆迁工作人员的念头。2012年5月8日，邓德勇与宋朝玉共谋对位于巧家县花桥社区的拆迁指挥部实施爆炸，后邓德勇用手机、电灯开关、电雷管等作案工具自制了爆炸装置，次日对该爆炸装置进行爆炸试验并试验成功。2012年5月10日8时许，宋朝玉按邓德勇授意在巧家县城劳务市场以干活为由找到赵登用，并搭乘赵登用摩托车前往巧家县国税局门口与邓德勇会合，后邓将装有爆炸装置的背包及宋朝玉提供的100元劳务费交给赵登用，并谎称让赵将背包放于花桥社区一楼办公室并打开电源开关后便带赵去干活。上午9时许，赵登用携背包进入花桥社区便民服务厅内，邓德勇随即用手机引爆爆炸装置，致被害人赵登用等4人死亡、12人轻伤、4人轻微伤。
而邓德勇也在庭审中表示，自家的房子属于拆迁范围但没有办建房证，被认定为违章建筑。自己几次去找拆迁部门要求划地安置拆迁被拒绝后，就产生了爆炸念头。跟宋朝玉说起来后，“他很愤怒”“很同情我”。邓德勇还表示，爆炸是为了引起上一级领导和政府的注意，因为不知道政府在哪里、也不知道开发商在哪里，就选了拆迁办。
焦点二：是否意外炸死了赵登用？
邓德勇当天在庭审中称，炸死赵登用是个意外。宋朝玉找来赵登用后，赵登用骑着摩托车去花桥社区便民服务厅，自己走路过去，在距离便民服务厅四五十米远的保健站小门那里停住。“我看不见他在里面的位置”，“不知道他放没放下”，“当时手慌着，意外按了遥控。”邓德勇还称，自己爆炸的时候不知道大厅有多少人，也没想过后果，“出乎意料伤害了那么多人，我相当内疚，真的对不起大家”，“死伤的人跟我都没有仇恨”。
这些陈述，显得邓德勇是那么慌张、无措。但这与检方出示的此前邓德勇在公安机关所做的供述，显然是矛盾的。这些供述表明，邓德勇自制爆炸装置并试验成功后，把试验用的导火索、雷管都埋了，把试验爆炸时炸坏的树也砍了，“就是怕被公安查到”。他还供述，“当时想着把背背包的男子炸死在里面，警察更难查到”。与庭审中的表现相反，这些供述则透露了“预谋”、“有意”炸死赵登用等信息。
据记者了解，就在爆炸案发生的几天后，邓德勇还曾找过媒体记者，目的是反映自己的拆迁问题。如此若无其事，让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把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和“穷凶极恶”的罪犯联系起来。
在庭审中，案件另一被告人宋朝玉被一些民事诉讼原告人问得哑口无言。如赵登用的家属问：“你为什么要找赵登用，为什么不自己背起去炸？”宋朝玉说“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还有受害人家属问，“你知不知道邓德勇跟拆迁指挥部的矛盾到什么程度？你凭什么帮助他”，他也称“我口头无法回答”。
焦点三：拆迁能否成为从轻理由？
庭审当天，邓德勇的辩护人、律师王世云认为，邓德勇主观上没有犯罪动机，是客观情况逼迫的；邓德勇确实罪不容恕，但不应背负全部责任。邓德勇的另外一名辩护人则称，邓德勇被逼无奈下选择的维权方式不当，但其历来安分守己，与村民关系较好。
宋朝玉的辩护人也认为，从情理上看案件事出有因，被告是为了维护合法权利，不是为了一己之私，邓德勇和宋朝玉本身也是受害者。邓德勇、宋朝鱼的辩护人均希望法庭能考虑犯罪动机，不要把犯罪动机和犯罪结果割裂开来，给予从轻处罚。
对此，检察机关也在辩论阶段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两人有预谋和策划，在为群众办理拆迁手续的便民服务大厅里实施爆炸，性质极其严重、情节极其恶劣；任何事情都不能成为危害社会、残害他人的理由；人会遇到各种矛盾，有各种方式可以选择，用平和方式解决问题的例子比比皆是，怎能迁怒于无辜生命。“任何犯罪都有起因。不是因为政府拆迁就必然引起爆炸。邓德勇是个本分人，但犯下了严重罪行，酌定情节不足以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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