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开始，就非常强调党的纪律和组织的力量。1920年北京和广州的两个共产主义小组商议建党时，就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自由的联合，反对党的纪律和职务分工；而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派则坚决主张按列宁的建党思想，成立一个有严密组织与严格纪律的工人阶级政党。这场争论最终以无政府主义者退出而结束。
1921年7月，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通过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纲，明确地把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作为建立党组织的必要条件，要求新党员入党前，必须同反对共产党纲领的任何党派断绝关系，党员要保守党的秘密，要受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等等。1922年的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对党的纲领、党的组织、党员的纪律、党的经费等都做了明确严格的规定。
伴随着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中共党组织迅速壮大，在错综复杂的形势和残酷激烈的斗争中，更需要有统一的指挥和严密的纪律。1922年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与孙中山分裂，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陈公博在广东公然违反中共联孙反陈的政策，发表文章支持陈炯明，在受到严厉批评后，又一意孤行。中共中央决定按照党章改组广东省委并开除陈的党籍。同样，曾在日本写过《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有着中共一大代表身份的周佛海在返回日本后，就实际上脱离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后来思想更是急剧右倾，在1924年9月被开除出党。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党的纯洁性和维护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决心。
国共合作开始后，形势更为复杂。面对反动派的收买和金钱的诱惑，中共面临着新的挑战。
中共三大后，刘少奇在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时，发现俱乐部存在账目混乱、挪用公款等经济问题，因此开展了一次经济整顿和账务清理工作。经过调查核实，发现消费合作社的一个叫陈梅生的部门经理，贪污挪用了一千多块大洋，在撤职查办陈梅生的同时，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建立了大量的制度、规定，制定了《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反腐肃贪文件。
本文节选自《中纪委前身中央监察委员会》，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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