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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40年代初期，中共在西安使用的公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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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毛泽东乘坐BJ212检阅，这种车成为地方领导的座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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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毛泽东乘坐BJ212检阅，这种车成为地方领导的座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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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以后，奥迪车一时成为中国公务车的代名词 |
“车轮上的消费”一直是三公消费的大头。近些年，全国各地的“公车改革”试验纷纷上马，但效果欠佳。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取消一般性公务用车”的规定，终于给公车改革挂上了挡。
回望中国有公车以来的历史，从上世纪中后期的“乡镇干部铁丝拧、区上干部独眼龙、县上干部帆布篷”到如今一个处长、科长都有可能坐上“四个圈”，中国公车“车数量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但影响却越来越坏！”到了改革的时候了。
西安市北新街，青砖灰瓦的“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1号院停着一辆黑色的“老爷车”。工作人员说，这辆雪佛兰，原车1939年从香港购置，主要供“西办”首长外出办公乘坐。
1946年“老爷车”随“西办”一起撤往延安后就再也没有了下落。上世纪80年代初“西办”纪念馆筹建，几经寻找未果后，找到了同时期生产的另外款“雪弗莱”摆进纪念馆至今。如今，许多来“西办”参观的游客感慨说，这应该是中共最早的“公车”之一。
史料关于中国公车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汉代。《汉书·张敞传》称当时“公车”的主要功能是接送举人赴长安赶考，“公车”后来演变成应试举人的代称。
有一个时期，凡是国家的、集体的、公司的车都叫“公车”，因为那个特殊阶段几乎不存在私车。
百度百科对现今“公车”的解释为：公家的车，党政机关以及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用车，都称之为“公车”。
自行车曾是奢侈的“公车”
许建国第一次见到汽车是在1954年，当时14岁的他正在彬县读小学。
那是一辆颜色介乎于黄色和绿色之间的卡车，沿着西兰公路开到彬县，停在当时县政府的门口，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看热闹。有人围着汽车说，车灯是汽车的眼睛。有人绘声绘色地说：车厢下端的排气管是汽车的“尻子”，车子一发动汽车就会“放屁”，但一点也不臭。
多年以后，许建国才知道那是彬县的第一辆汽车，也是县上的第一辆“公车”。此前，彬县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汽车，仅有的几辆自行车都是县城大户人家的。当时县上公职人员下乡公差主要靠走，包括县委书记县长在内。偶尔也借自行车下乡，但关系必须很铁。
自从有了第一辆大卡车，彬县书记县长逐渐结束了步行去咸阳、西安等地办事的传统。卡车的主要功能是运送物资，同时运送当地人往返咸阳、西安等地。县委书记、县长经常和当地人一起同车，待遇稍好的是领导可以坐副驾驶位置。
6年后，20岁的许建国终于等来了第一次坐卡车的机会。他考上了西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大学前身)。卡车车厢里有四排座位，可以坐26人左右。
后来他才知道，在那个年代坐汽车是很奢侈的事情。一般人家除非有紧急事情，否则不会凑钱坐这样的“公车”。
西安文理学院原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王学民回忆说，他上世纪80年代到蓝田县工作时，当地干部告诉他，50年代蓝田县连自行车都没有，公职人员都靠步行下乡。路途稍远时，县委书记县长可以骑马。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老同志回忆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步行是公职人员主要的出行方式，稍微远点的地方才有自行车，“当时许多单位都有几辆公共自行车，有工作需要时向办公室申请使用。”
县长“蹭车”的光荣岁月
今年70岁的退休老干部楚光明上世纪曾在陕南某县教育系统工作多年。他回忆说，1968年他从西安到陕南后，当地行政机关关于交通出行最流行的顺口溜是：“乡镇干部铁丝拧、区上干部独眼龙、县上干部帆布篷”。
铁丝拧指自行车，因为车身上有许多地方都是靠铁丝维系；独眼龙是手扶拖拉机；帆布篷是北京吉普，这在当时已属公车“最高配置”了。他所在的县，吉普车只是在顺口溜里，从没有人见过。
在楚光明记忆里，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他所在的县车辆屈指可数。银行有一辆面包车，押送钞票和黄金(当地有金矿)；公安局有一辆帆布篷吉普车，太陈旧、长期无法使用；邮政局有一辆邮车，许多人以在邮政局有熟人为傲，坐车方便。县医院有一辆救护车，但院长为此很头疼，经常有人要求“蹭车”。
大约是1969年秋天，当时已经是教育局招办主任的楚光明来西安开会，刚好县上一位副县长要到西安办事。当时正处于防汛季节，没有车去西安，最后县委书记拍板，让救护车把他和副县长送到了柞水。他们又搭乘一辆拉猪的小卡车到了西安，“猪在车厢里，我和副县长就坐在卡车的篷子上。”
1988年离开陕南回西安前夕，已经是教育局长的楚光明终于下决心给单位购置了第一辆“公车”——一辆东风卡车。县上教育经费紧张，卡车可以跑运输为教育局赚钱，同时沿路捎带工作人员下乡。
上世纪50年代曾在北京中南海给许多党政要人当过司机的刘师傅，对过去公车的往事也记忆犹新。他回忆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南海里的车牌子很杂，有吉姆、吉斯、伏尔加，还有嘎斯69和帆布篷吉普。“吉斯是当时最好的车之一，一般只做领导接见外宾专用。”
和刘师傅同一时期在北京工作过的卢师傅回忆说，上世纪50年代初，他在交通部上班，当时交通部几个部长共有一辆黑色上海轿车，坐车按事情重要程度顺序排班。
1970年，刘师傅随中央某保密单位到了陕西凤县，一起到陕西的还有几辆帆布篷。
中央单位到了地方，地方领导极为重视和热情。时间久了，刘师傅这才明白，原来不仅凤县当地老百姓在1970年以前从来没有过汽车。县上领导每遇到急事或重大事情，就会向研究所借车。县委书记、县长更是经常蹭研究所的车往返宝鸡、西安等地。
从“帆布篷”到桑塔纳
上世纪60年代末，许建国在榆林部队服役，他见过的最好的公车是伏尔加。他回忆说某年夏收期间，部队帮当地老百姓割麦子。有人大喊说汽车来了，吆喝大家去看热闹，正在割麦的人纷纷扔下镰刀往乡政府跑，院子里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后来才知道是时任陕西省委书记来榆林检查夏收。
许建国至今清楚地记得，黑色轿车的司机是个中年人。省委书记在一边和老百姓说话，司机用袖子擦汽车的倒车镜，擦一会儿然后张着嘴巴往上面哈气，哈完了继续擦。让许建国没有想到的是，几年后他调回西安给部队首长当秘书，首长的车也是一辆黑色伏尔加。第一次随首长坐车，他紧张得都不知道手往哪里放，正襟危坐都不敢大声喘气。首长笑着说，小伙子放松点，可以靠着休息。
许建国后来任职团级干部，这期间他的公务用车一直是不固定的帆布篷，一直到1990年转业到西安市教育局，才改为一辆红色桑塔纳。这辆车一直伴随他到退休。
在陕南当教育局长的楚光明回忆说，1987年他到西安开会，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当时陕西省民委主任坐的车，那是一辆很破旧的黑色上海轿车，“当时也能见到省级领导，他们多数坐的都是伏尔加，也有上海和尼桑。”
1989年，楚光明调到陕西某厅局办公室工作。他说该厅局当时只有三辆车，一辆上海牌，一辆拉达牌，一辆旧尼桑还是一位副省长退下来的车。该局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才新添了一辆桑塔纳。
今年79岁的杨师傅曾在西北局、陕西省委等部门开车多年。他说在过去，公车数量少，形成了一套比较严格的自我约束管理程序。他举例说，当年有个省上领导的家属在东郊某学校工作，学校给教职工分了一些土豆。领导不知道该咋办，于是他给领导建议，说改天有工作出行时绕道拉回来就是，结果被领导狠狠批了一通。最后还是领导的儿子骑自行车去东郊把土豆驮回了家。
杨师傅认为，当年社会对公车之所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见大，原因是数量太少。一旦出去“办私事”，很容易被发现并造成不好影响。
在杨师傅的印象里，公车数量剧增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县上的帆布篷换成了桑塔纳，市一级的伏尔加、上海牌换成了广本……
杨师傅坦言，这些年公车数量剧增和“公车私用”泛滥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对公车的深恶痛绝。
“车数量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但影响却越来越坏！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和研究。”杨师傅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公车私用”开始泛滥
近年来，各级党政部门、国企事业单位公车数量剧增。曾在西安市某局担任过多年领导的老干部袁先生认为，公车私用现象主要泛滥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回忆说，当时的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各单位大规模购置车辆，凡是有钱、有权力的部门均实现了每个部门都有车的情景。且都名曰工作需要。
袁先生认为，加剧公车私用现象泛滥的一个主要节点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部门曾一度要求领导干部“三会”——会电脑、会外语、会开车。结果是，电脑和外语不一定都学了多少，但绝大多数领导都学会了开车。“领导干部自己学会了开车，这为公车私用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前述老司机杨师傅回忆说，如今被全社会诟病的司机用公车也是领导纵容的结果。他举例说，上世纪80年代的单位司机从来不敢把车开回家。但后来随着公车成了领导们的专车，领导们要求司机每天接送自己，刚开始一些司机还坚持送完领导后把车开回单位，早晨再去单位取车接领导。但时间久了难免发生时间上的不及时，于是一些领导干部为了方便，就说车你就开回去吧，明早直接来接我。久而久之，司机用公车办私事也就成了习惯和“传统”。
曾在陕西省交通系统工作过的一位退休老干部说，公车私用如今还有一个很模糊的现象，即一些领导干部退休后会将车带走继续使用。有的是以协会组织的名义长期借用，而有的干脆就直接私用。“前任把车带走了，新领导来了当然要买新车。”
曾在咸阳市担任过多年主要领导的一位老干部，对如今各地纷纷出台的公车改革并不看好。他认为，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即便是所有公车都市场化了，实权部门的领导干部照样有人给隐性“借车”、“送车”。他举例说，一些地方的核心部门由于掌握着大量资金划拨、项目报批等权力，基层单位和部门会主动送车、借车给这些部门的人使用。“这个单位从表面看公车数量和花费都很少，公车私用现象也几乎不存在。但能就此说他们不存在公车腐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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