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现代快报记者第一次和刘玉坤取得联系。这时，这名21岁的大学生已经赶到南京。他的姐姐3个月前加入了一个传销组织，还交纳了69800元“人头费”。姐姐打电话约他来南京玩，他就悄悄联系记者，想救出姐姐。
昨天，姐弟俩总算被浦口区工商局的执法人员送上了返回河南的火车。刘玉坤说，这一个多星期来，他守在姐姐身边，就是为了多了解传销的情况，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识破这个骗局。
现代快报记者 孙玉春
爸爸从河南赶到南京，都没劝回女儿
1月13日，刘玉坤告诉记者，说他已赶到南京浦口，刚刚和姐姐见了面。
刘玉坤老家在河南周口市郸城县的农村，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有三个姐姐。一家人中，他算是学历最高的，在上海大学读本科二年级。在南京的是他二姐，大专学历。
二姐27岁，此前在南通富士康公司工作。3个月前，她接到一个同学的电话，被约到南京，此后就留了下来，并且多次向亲戚借钱，后来还向男友借钱，男友辗转得知她在搞传销，坚决不借。
刘玉坤的父亲知道此事后，专门从河南赶到南京。可是女儿没有回家的意思，他气得一个人回了老家。“我爸说以后不管我二姐了。”刘玉坤说，姐姐约他来玩，正好学校放寒假，他就来南京了。
“其实，她的目的，可能是叫我加入传销，也可能是想让我知道她干的事是正当的。”刘玉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把姐姐带出来。
大学生小刘的“卧底一星期”
头两天，姐姐和室友带他逛夫子庙游玄武湖，还帮他买了一双鞋
接下来5天，他们带他出去听课，还去五口之家串门，增进感情
很快，刘玉坤用短信传来了他们的住址—浦口江岸水城38幢某单元10楼。他还告诉记者，刚来的两天，姐姐和同宿舍的一男一女带着他到夫子庙、玄武湖等地方玩，出手非常大方，还帮他买了一双鞋子，“姐姐和室友看起来很开心，相处也非常融洽！”
两天就这样过去，丝毫没有谈到传销的事。1月16日，同宿舍的三个人开始带刘玉坤出去“听课”。他连着听了5天的课，讲的都是关于传销的“大道理”。这些讲课的，也都是跟他姐姐情况类似的人，住着出租屋，有的条件还很简陋。“彬彬有礼，很守纪律。”小刘说，二姐在室友中算大的，另外两个都是二十三四岁，一个是江西的，一个是湖南的。
一天里，有4个时段要出去串门，分别是上午9点到10点、10点半到11点半，下午3点到4点、4点半到5点半。
刘玉坤说，他们每天去4个地方，分布在4个小区。到了楼下，如果还早，他们会等到规定的时间再上楼。在外面碰到不是本宿舍的，不能打招呼。另外，不在串门对象家吃饭，3个室友轮流做饭，AA制。大家从不做书面记录。
“其实，他们就是互相洗脑。”刘玉坤说，主要是说他们的“生意”正当，是国家支持的，交了69800元，3年可以赚1040万。刘玉坤曾反驳过讲课的人，可是对方听了之后，只是笑笑。
“我觉得他们可笑，他们反过来觉得我很可笑，很幼稚。”刘玉坤说，晚间有时还有“温情”串门，他参加过一次，那是一家五口（两个老人、一对夫妻带一个三四岁的孩子），都在做传销，“大家只闲聊增进感情，他们好像也非常开心。”
开门前，弟弟发短信：“他们都是好人，对他们不要太凶”
记者和刘玉坤短信约定，22日中午，趁三个室友都在家时上门。刘玉坤说，姐姐根本不想离开，他甚至不敢劝说。那么，现实的办法是强行带离。
昨天中午，浦口区工商局经检大队的杨震宇大队长、曹建军副大队长带着两名执法队员，和记者一起赶到38幢10楼。记者发出短信，小刘将门打开。在这之前，小刘在短信中恳求：“他们都是好人，对他们不要太凶。”
几人正在吃饭，看到执法人员，他们很平静，面带微笑。执法人员先收缴了他们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不过，当打开手机时，所有的联系信息全都没有，电脑中也没有关于传销的内容。
三人中，那名男子姓吕，他说自己是来南京玩的。而另一个姓宋的女孩，说自己也是来玩的。“你们住了几个月？”“两个多月。”“两个多月就这样游手好闲？”执法人员问道，吕某只好承认是来做传销的，已经交纳了69800元。
最奇怪的是刘玉坤的二姐，她一开始说自己是在上班，后来看到弟弟指证，就变得很配合。执法人员分别对3个人“反洗脑”，她基本不说话，直接同意跟弟弟老家，“没问题，我马上收拾东西。”
“不过，三人还是听进去了一些。”曹建军说，这三人是刚加入的，属于传销网络中的最底层，也是受害者。这样的情况，通常是说服，之后再尽量送回家。
姐弟俩终于上了回家的火车,希望姐姐真能回心转意
昨天下午，刘玉坤姐弟跟着执法人员，赶往南京火车站。出门前，刘玉坤收掉了姐姐的两张手机卡，当场扔掉。
姐弟俩原准备先到安徽亳州再转车，可那趟列车的票没有了。工商人员紧急联系车站民警协调，民警得知是解救传销人员，让姐弟俩上车后再补票。
在等车过程中，姐姐对执法人员和记者说“辛苦了”。记者询问她以前的收入，她说是三四千元。“以后挣钱的时间还长，不要干这个了。”记者说。她点头。
曹建军说，传销人员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劝说他们其实非常困难，他们强调“平等相待”“互相关心”，这对于多数是打工者出身的人来说，反而比亲人更有说服力。所以最大的着力点还是以情感化，“这算是目前最好的办法。很多人借了高利贷参加进来，父母重病缠身，有的抛下孩子，这些都是危害社会啊。每解救一个传销者，其实就是拯救一个家庭。”
看着姐弟俩终于汇入了上车的人群，曹建军欣慰地表示：“没有白忙！”
不过，不知这位小刘姑娘，最终能否彻底回心转意呢？
怎样应对执法人员
怎样对待陌生人
怎样守住“内心的坚持”
这些传销人员很有一套
他们是怎么传销的？加入的人一般要交纳69800元，交钱后，就有资格去吸纳新的参与者。
“就是纯资本运作。”杨震宇说，其实就是发展人头，下线发展得越多，上线提成就越高。
这种传销和传统的传销有很大区别，首先是不限制人身自由，“他们都来去自由，不收手机，不押身份证”，靠的就是所谓的“内心坚持”。
其次，这种传销没有任何产品，交纳69800元后，上一级会返回19800元，这笔钱被用来支付各自的房租、每天的饭钱。“他们所做的一切，一是逃避打击，二是维持传销人员的基本生存。”杨震宇说，以往传销者往往聚集开会，可是这种新形式的“纯资本运作”，不开大会，只开小会，而且传销者都是以家庭形式租房居住，相聚容易，分散也容易。对于串门一事，一位执法人员说，这种串门并不产生经济价值，目的就是“互相催眠”。退还的19800元就是生活费，因此，参与者要尽可能发展下线，否则就难以为继。
另外，传销人员会结合社会现实和城市建设，说他们是获得国家暗中支持的，是在积累民间资本，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刘玉坤说，“他们称，浦口天润城这一片都是为他们而建的，目的是容纳他们这么多五湖四海的人。”
碰到陌生人，不打招呼也不开门。他们的解释是，不打扰本地人的生活，本地有很多地痞流氓。
民警有时因为达不到处理标准就放了他们，他们的解释是，因为他们的身份证都是有登记的，属于“政府内部人”。他们即使面对执法人员，也要微笑甚至倒水，目的是“培养现代化的、有知识有胆识的商人。”
他们认为，平均用3年时间，就可以赚到1040万。“但他们连公司都没有。”据公安机关查证，这些钱只能在组织内由下一级打给上一级。
“我们和公安查过很多，最后发现钱的链条突然中断了，在某一级时在POS机取现，有时候汇到地下钱庄洗掉了。”曹建军说，而这些底层的传销人员，根本不知道“老总”长什么样，“即使见到一些号称很有钱的，其实也是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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