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是‘听话加写报告’，社会关系是‘领导加同事’。人生却已步入而立之年，在那一刻，深深感觉到自己是loser。”这是一段在网络上盛传的公务员自白。
这番诉苦引起了不少青年基层公务员的共鸣，可随之而来的也有大批网友的质疑。这些苦水被看成是贪得无厌、不知满足的表现。更有甚者，公务员和贪腐被简单地画上了等号。
在不同群体的描述中，公务员的形象被各自推向极端。但不管在舆论的哪一头，这个职业看起来都不怎么正常。
那么，有什么办法能让公务员回归正常呢？
福利并轨
“我收入低。”
“但你福利高啊！”
这样的对话不止一次出现在公务员与非公务员之间的对话中。福利高，隐形收入多似乎已经是公务员群体的标签。
这样的情况在2013年发生了变化，原因是中央八项规定。用一位受访青年基层公务员的话来说：“中央是八项规定，到了省里就是十项规定，到了市这一级，就是二十项规定了。”
层层加码的严令之下，中秋的月饼没了，过节费没了，年货礼包也没了。连过年的贺卡台历，也应中央纪委的要求一并没了踪影。
“过不下去了”，是2013年来不少基层公务员念叨最多的话。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认为，所谓的“过不下去”，是把过去潜在的问题显性化了。“政策收紧是要改变过去的恶习陋习。”许耀桐说，“公职人员本来就不应该有这么多的福利。”
在公务员享受的诸多特殊福利中，养老金双轨制是最被老百姓所诟病的。公务员的养老金替代率可以达到80%(指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与工作工资的比例—记者注)，高于一般退休群体。
除了不公平的质疑，养老金的双轨制还有制约公务员流动的嫌疑。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刘旭涛说，公务员的养老金由财政支出，辞职以后不能“跟人走”。这意味着，一旦辞职，公务员所放弃的是多年来养老金的积累，这也让不少体制内的人对辞职下海望而却步。
薪酬由谁来定
不少青年基层公务员在网络上抱怨最多的是工资太低。买房还贷，养儿育女，每一项对年轻公务员们都是甩不掉的大包袱。
由此，要求上涨薪水的呼声不绝于耳。“嫌钱少？赶快辞职，有的是人愿意干。”与呼声相对的是许多民众的不屑一顾。
对此，刘旭涛觉得，与其判断公务员的薪水是高还是低，不如改变公务员薪酬的决定机制。“按道理，政府是管家，人民是主人，管家自己给自己定薪水显然不合适。”刘旭涛建议，公务员薪水的决定权应该回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
他认为，关于公务员薪水高低，网上的许多比较都显得太过简单粗暴。“现在取样调查经常就拿出一个平均数来，但整个社会的平均薪水受很多因素影响。我认为应该是和中等企业的薪资水平比较。”刘旭涛进一步解释说，“同为工作10年的研究生，在机关与在中等企业薪水，各种福利加在一起来比较，这样才有意义。”
薪水是高是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立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刘旭涛的看法是，只要决策过程合理公开，结果就容易被接受。
按照这样的机制，刘旭涛相信，公务员的薪酬会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准，“主人给管家的工资低了会影响工作的质量，的确有调整的需要也可以上涨。”
精简队伍
精简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被认为是薪资调整的前提。
至2012年，全国公务员总数已经达到了708.9万人。据国家公务员局的消息，2008年至2012年，全国公务员人数连续4年增加。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消极怠工是民众对公务员队伍最为诟病的几点。有公务员在网上发帖称：在机关里，每天8小时满负荷工作的人几乎找不到，绝大多数人有1/3的时间用于工作就足够了，把县里的机构和人员砍一半，也不会影响政府的正常运转，甚至可能比之前运转得更好。
这在网上遭到了不少青年公务员的反对。
在他们看来，公务员队伍的冗余体现在内部工作分配不均。同在一个办公室，新来的年轻人通常担负了大部分的工作，而一些年长的同事则悠闲地喝茶、上网。同一个办公室里，“三个闲成猪，两个累成狗”，是不少地方和部门冗员充斥的生动写照。
“毫无疑问，我国的公务员队伍有精简的空间。”许耀桐认为，新的科技工具可以承担起许多原有的工作。同时，政府还可以向社会购买服务。“不一定什么事都要自己干，很多时候外包给社会上的专业机构反而成本更低效果更好。”许耀桐说。人员精简之后，公务员薪水是涨是降才有了合理的基础。
区分类别才能更专业
收入待遇之外，让机关里的年轻人们最害怕的是一眼能看到头的发展空间。
有青年基层公务员在网络上发帖自白说：“六七年过去了，只有极个别同龄人年轻有为、善于沟通得到了提拔；也有些人能力平庸，但踏实工作，一心等待提拔；只有少数人决然离开，更多的人留下来消耗生命。”
“县镇的基层公务员混到科处级就不错了。”刘旭涛表示，这样的晋升速度确实有些缓慢。
此外，终日文件来文件去的生活也让年轻人在机关里的日子变得沉闷。
晋升无望，工作无趣，“毫无职业成就感”，一名公务员在网上这样总结道。
武汉大学政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系主任李和中表示，公务员发展存在天花板效应，大部分人到了一定的级别就难以继续上升。
李和中认为，把职务和级别分开是应对天花板效应的一项措施。即公务员按一定标准上升级别，级别决定薪水，同时级别与职务无关。据李和中介绍，这一做法在一些地区已经试行。
许耀桐比较了国外的公职人员制度后也表示：“国外公职人员一般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由选举任命。数量更多的是事务官，他们负责具体政策的执行，有专门的职级，根据工作年限和考核会累进职级。”
事实上，类似的划分在我国同样存在。2006年开始施行的《公务员法》把公务员职位类别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
但此后，并没有出台不同类别的职级晋升的配套细则，这意味着公务员职位分类没有得到落实。
“在大学，很多教授拿的比系主任多就是这个道理。”刘旭涛表示，机关管理岗位仍然吸引了太多的人，“完善不同类别的公职人员的发展途径，公务员就不需要挤着去做领导，在自己的岗位上就能体现价值。”记者徐霄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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