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名誉侵权案层出不穷 媒体败诉率占60%

中外名人名誉侵权案层出不穷

　　最近，国内外两桩“名誉索赔”官司引起很高关注度。

　　国内发生的是科普作家方舟子1月13日发布微博称正式起诉前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侵害其名誉，索赔30万元人民币，要求其删除微博登报道歉，持续数月的一场微博“骂战”至此升级为现实版“公案”。

　　与此同时，在国外，被传为法国总统奥朗德绯闻女友的演艺明星朱莉·加耶，以“侵犯个人隐私”、“损害私人名誉”为由，起诉法国销量第一的八卦杂志《更近》，索赔侵害名誉费5万欧元（1欧元约合8.29元人民币）和法律诉讼费4000欧元。

　　名人为了名誉打官司，如今已不鲜见，那么名人名誉究竟“值多少钱”？官司输赢背后对名人影响几何？

　　侵权官司往往不了了之

　　号称“世界上最早名人名誉侵权官司”，是1735年纽约约翰·彼得·曾格尔案，受雇印刷《纽约周刊》的印刷商曾格尔被英国驻纽约殖民总督威廉·考斯比指控名誉侵权，理由是《纽约周刊》刊登了一些抨击考斯比的文章。

　　当时英国法律规定，即便文章内容属实也构成诽谤，但陪审团裁定曾格尔无罪，从此树立了“批评内容属实就不构成名誉侵权”、“对公众人物要求从严”两项公众人物名誉侵权诉讼原则。

　　1964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公安局长沙利文，因《纽约时报》刊出警方针对黑人民权律师“不当行为”的负面报道，向阿拉巴马法庭起诉《纽约时报》名誉侵权，要求赔偿50万美元（1美元约合6.11元人民币），法庭裁定胜诉。

　　但随后，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以9：0一致裁定《纽约时报》胜诉，理由是“根据联邦宪法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必须得到保障”，公众人物在无法证明媒体报道存在“真实恶意”（由威廉·布伦南法官首创的概念），也无法证明自己实际利益因“真实恶意的报道”受到实际伤害情况下，不构成名誉侵权。

　　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将“公众人物”的范畴由“官员和选举产生的政治要员”，扩充到一切具有公众影响的社会知名人士。只要系“公众人物”所提出的名誉侵权官司，除非原告能充分证明被告具有“真实恶意”，否则几乎不可能在刑事诉讼中胜诉，在民事侵权方面能获得的法律支持也受到制约。

　　对公众人物的名誉侵权诉讼，各国均持谨慎甚至苛刻的态度，即不轻易立案，不轻易受理，不轻易裁定原告获胜。

　　正因此，一些涉及公众人物的名誉侵权诉讼往往不了了之，如影星汤姆·克鲁斯去年诉讼美国两家杂志“恶意诽谤”他遗弃女儿，索赔5000万美元，附加指控名誉诽谤和隐私侵犯，目前司法进展并不明朗。至于官员或政治人物的名誉侵权诉讼，则连诉讼案例本身都变得稀少（因为几乎没什么胜算）。

　　至于名誉侵权官司的索赔金额，由于各国普遍遵循“具体案件具体斟酌”和“在言论自由和名誉保护间取平衡”的原则，因此没有一定之规，多寡全凭起诉者的个人意思。

　　多的上亿，如被指控搞“老鼠仓”的加拿大华裔证券投资人唐炜臻起诉加拿大安大略省证监会“名誉侵权”，索偿金额高达1亿加元（1加元约合5.57元人民币）；少得则只具备象征意义，如许多名人起诉名人的名誉侵权官司，索偿金额只有1美元。

　　媒体的整体败诉率在60％左右

　　国内“名誉案”是最近一些年才“兴盛”起来的。名人之间的诉讼，最近一起就是“方舟子诉崔永元”一案。2013年9月，方舟子发帖号召全民试吃转基因食品，此举招来了崔永元的嘲讽，当时还在中央电视台担任主持人的崔永元还专门发起“转基因食品，你吃吗？”的微博活动。此后，两人就双方的语言逻辑问题、有无资格科普的问题在微博上进行了对攻，并不断升级。

　　1月13日，方舟子“转移阵地”，在其官方认证微博里表示，针对崔永元对自己的造谣、诽谤，将追究其法律责任，索赔30万元人民币。

　　而目前正在审理的名人名誉官司，则发生在甄子丹与内地导演耿卫国（又名檀冰）之间。2012年4月，因拍摄电影《终极解码》与甄子丹发生纠纷的内地导演耿卫国召开发布会，大放猛料：“甄子丹利用强权迫害青年导演”、“甄子丹司机残忍杀死为赵文卓开车的司机”……时隔一年，甄子丹以“名誉侵权”诉至法院，请求判罚耿卫国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500万元人民币。目前，案件尚未有结果。

　　除了名人之间，个人和单位之间也不时出现名誉官司：伊能静诉某杂志、柳岩诉某整形医院、姚晨诉某报社的，甚至单位和个人之间也不断爆出名誉官司，如北大起诉邹恒甫……

　　国内的“名誉案”结果与国外有所不同，有不少都有明确的结果。比如近几年，媒体侵犯名誉权案件数量大幅增长，媒体的整体败诉率在60％左右。

　　国内涉及名誉权的诉讼赔偿问题也与国外案例颇有不同，业内人士指出，相比国外，国内名誉权诉讼认定侵权严、判赔金额低、少有涉及刑事领域。

　　虽然都是名人为了名誉的同类官司，但和国外一样有意思：有要数百万赔偿的，也有只要几万元的，还有不要钱只要道歉的。

　　界定有“三大难”

　　其实，“从法律人的角度看，名人提起名誉权诉讼的法律效果并不是十分乐观。”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振中表示，原告对是否存在侵权行为、是否存在损害结果、损害结果与侵权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损害结果的具体数额是多少，都要一一举证证明。

　　“对名人而言，能否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难！”王振中介绍，法律保护名人名誉权的同时也保护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舆论监督权和社会大众的知情权。同时，公众或媒体对名人或名人相关的事件发表言论、陈述观点，是正常行使言论自由还是侵犯他人名誉权，是正当的学术评论还是侮辱诋毁，没有明确和严格的标准。

　　不仅如此，“对名人而言，能否证明存在损害结果，难！”王振中表示，侵权名誉权的损害结果就是受侵害主体的社会评价降低，而实际上，社会评价只是一种笼统的观念反映，其范围和程度很难进行量化分析，导致事实认定困难。

　　“对名人而言，能否证明索赔的金额，还是难！”王振中补充，鉴于名誉损害无形，“这就导致该经济损失的数额难以量化，标准存在差异，很难得到法院认定”。因此，柳岩索赔9万余元，获赔3.6万余元；伊能静索赔20万元，获赔4万元，都说明这一点。

　　实践中，不少当事人还以患有精神疾病的诊断证明作为索要较大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但是此种情况下又难以证明其精神疾病与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导致其精神损害数额最终难以确定。

　　官司影响力比索要金额更重要

　　既然走法律程序难以实现理想的诉讼结果，那为何中外名人对于名誉权官司热度不减？

　　其实，“名人打名誉权官司各有出发点，但究其根本无外乎两个原因——要么为出气，要么为出名。”在多年审理民事官司的过程中，王振中总结，名人维护自己的好名声，不容评价下降，这就是出气型官司的由来；名人还必须维持自己的知名度，不能无人关注，这就是出名型官司的由来。

　　“名”有好有坏，有大有小，对任何一位名人，有口皆碑、名声大振的状态都是其追求的方向。因此，“名人官司的索要金额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官司对自己的影响。”王振中总结说。

　　从被告角度而言，借助或攀附名人广告效应，发挥“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作用，通过诉讼博取关注度、知名度，进而实现自身商业价值的实现和放大，也不失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因此，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名人的名誉权官司里，结果胜负只是表面，从利益均沾的角度而言，没有失败者。

　　何种行为属侵犯名誉

　　在欧美国家，不论大陆或海洋法系，名誉侵权官司通常归属为诽谤类诉讼，如在美国，适用《普通法》系统中的《诽谤法》，在欧盟大多数国家，自2004年起，名誉权作为《欧洲人权公约》中隐私权的一项，在诉讼中受到公约的保护，在英国和加拿大，名誉侵权官司适用于专门的《名誉侵权法》（英国1952年制订，为世界上首部专门针对名誉侵权的法规）。

　　在美国，构成诽谤需要具备四项基本要素：诽谤性陈述（包括犯罪指控，不当性行为或其他不道德行为指控，恶疾或心智障碍描述，渎职描述，破坏、财务方面不负责任或不称职指控，不名誉行为指控，贸易诽谤等七方面的虚假指控）；诽谤性陈述的公布于众；诽谤言论和行为的识别确认；诽谤行为构成经济损失。凡具备上述四项基本要素，名誉侵权官司就可以立案；在英国，构成名誉侵权的三要素，是“降低社会评价”、“躲避”和“嘲笑”。

　　目前在绝大多数欧美国家，要证明名誉侵权成立，必须首先证明被告的言论是虚假的，其次证明虚假言论对原告构成伤害，最后必须证明被告对原告的不实指控系罔顾事实真相、或可以却并未对事实真相作足够调查核实所致，而非仅因主观理解、判断所致的失误。

　　欧美各国自18世纪起，就普遍采取了“优先保护言论自由”的原则，如英国曾就“名誉及隐私权”作出“媒体表达自由比个人声誉维护更加重要”的司法解释。但近年来这种原则有了一定程度的修正，2004年欧洲法院的最新司法解释，是“个人隐私和声誉权与言论自由表达权同等重要，孰为优先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加以斟酌平衡”，而英国修订版《名誉侵权法》中则强调“保护言论自由和保护名誉权之间应以此法确保平衡，言论自由不得以损害个人名誉为代价，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