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青：历史上的卖官鬻爵

　　财税三人谈

　　叶青专栏

　　春节前后，有关反腐败的官方规定与论点不断涌现。比如在2014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新颁布实施《干部任用条例》之后，中组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首次提出坚决防止“带病提拔”，对违规使用干部“零容忍”，一查到底，严厉惩处。对跑官要官的一律不得提拔使用。对买官卖官的一律先停职或免职，移送执纪执法机关处理。提出这些想法并不难，难就难在如何加大力度落实，把想法变成现实，买官卖官的现象才能真正得到遏制。

　　在中国历史上，官爵很早就是政府的一项特产，公开向社会公开出售，以创造财政收入。据考证，商鞅(公元前390年—前338年)就提出让老百姓交纳余粮而给以爵位的设想。《商君书·靳令》记载：“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意即民众有了多余的粮食，让民众用粮食换取官爵，得到官爵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那么农民就不会懒惰了。四寸长的竹管子没有底，一定装不满。授给官职，给予爵位不靠功绩，对爵位的欲望就像没有底的竹管一样。这项政策既解决了“民不积粟”的问题，又削弱了民间的财富，还摧垮了私下进行粮食交易的基础，真是一石三鸟！

　　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蝗灾大疫，准许百姓交纳粟米千石者，进爵位一级，以增加财政收入。《史记·秦始皇纪》载：“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秦代的爵重于官，并且“官爵合一”。拥有爵位，就等于拥有许多权益，包括益田宅、给庶子、赐邑赐税、免除徭役、豢养家客、减刑抵罪、赎取奴隶等，这比居官俸禄要优厚得多了。政府卖爵取得了收入，实际上就丧失了一部分未来的收入。这类似于借债。

　　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开始鬻爵。《汉书·惠帝本纪》载：“令民得卖爵”。到了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即位，边塞粮食运输困难，他便采纳晁错的建议，以爵换粟，使天下入粟于边。汉文帝认为，爵位由他的口而出，而粮食则是由农民经过一年四季劳作后从地里长出来的，“劳作”要比“口出”辛苦一万倍。当时还规定可以用粮食赎罪，即犯了一般的罪行，缴些粮食就可以豁免，用不着受刑或坐牢，类似于现在的“钱罚”。老百姓还可以用粮食顶差役、顶赋税。这大大刺激和推进了全国务农重农的积极性。

　　汉文帝在规定了以粟“鬻爵赎罪”之后，就及时降低甚至免除农民的税负。他首次提出把十五税一减半征收的税率，其后又在一些有困难的地方实行减免税政策，到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3年)，他认为田租本身就不利于重农抑商，下诏免除农业税：“其除田之租税”，长达13年之久，这更是当时中国田税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这是以卖爵取得收入为基础的。

　　由于卖官鬻爵成为财政收入的常态，“卖官鬻爵”一词也就正式出现了。最早见于《宋书》(南朝梁朝沈约撰，成书于公元487-488年)。《宋书·邓琬传》记载：“琬性鄙闇，贪吝过甚，财货酒食，皆身自量较。至是父子并卖官鬻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

　　当然，卖官鬻爵也不是中国古代所独有，西方国家历史上也同样存在过。如法国路易十四就深谙此道。在国库空虚时，比如在奥格斯堡联盟战争期间，路易十四就新设了几百个可以捐纳的官职出售，有一个猪舌检查员的官职需要440利弗尔，他的工作就是用小棍子撬开猪的嘴，使猪伸出舌头，看它是否得了某种病。由于官职出售太多，有些官员几年才能轮到上一年班，比如巴黎的一个盐税官工作一年就只好休息一年，因为还有一个人也买了这个职位。路易十四也大量出售荣誉性的虚衔，将“国王的顾问”这个头衔卖给了几乎所有的法国官员。后来的法国历史学家把法国卖官鬻爵称为“法国之恶”。他们认为，因为卖官鬻爵，大量本来可以用于发展工商业的资金流向了政府，而由于官职和荣誉的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于官场，工商业也被荒废了。

　　如果说古代中国的卖官鬻爵，一是中央政府的制度，二是为了激励农耕生产，三是可以增加国库财富的话，那么现在隐蔽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只不过是中饱某些贪官污吏个人、家族的私囊而已。因此，加大对“人事腐败”的打击力度，是非常必要的。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