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起，我国首部规范民间金融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实施细则》正式实施，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业内人士称，“单笔借款金额300万以上”、“借款余额1000万以上”、“涉及的出借人30人以上”等情形，借款人应当向管理部门报备。这些具体规则的制定实际上是宣告了民间借贷的合法化。
这部法规有哪些亮点？对民间借贷规范化又起到哪些作用？记者昨天就此采访了浙江省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周德文。
记者 谢国林 漫画 薛红伟
使民间借贷阳光化合法化
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最早、民间资本最为充裕、民间融资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民间融资在解决不同层次融资需求、弥补银行信贷不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民间融资也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民间借贷风波很大程度上与民间融资法制不健全、民间融资管理无法可依有关。
我国民间借贷规模巨大，在没有法规规范的情况下，2011年民间借贷危机在温州爆发，不少私营业主和老板纷纷“跑路”，广大中小企业深受其害。2012年周德文领衔分别向全国人大、中国人民银行相关部门提交了《民间借贷草案》、《投资借贷草案》，如今终于得偿所愿。
周德文认为，《条例》出台意义重大。一直以来，民间借贷仅限于个人与个人借贷，而企业和个人，企业和企业之间是不能借贷的。也就是说，如果企业需向个人借款，那么仅能以企业内某个个体向该人借款，那么一旦企业出现经营风险，所有的借贷问题将由个体来承担，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而《条例》的出台，使个人和个人，企业和个人，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借贷有了法律保障；其次，民间借贷可公开化、合法化进行。众所周知，温州民间资本充足，民营资本运营活跃。据说温州民间资本达6000亿左右，同时温州中小企业发达，《条例》实施后，企业若出现资金短缺，可在《条例》的保护下借钱，借钱行为有法律的保障；第三，明确了监管单位，使民间借贷有了法律依据。
周德文还表示，《条例》的正面引导作用还体现在多个方面：民间借贷纳入政府监管范围，可以保障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如果借贷双方不登记、不备案，借贷行为则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下，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比如牵涉高利贷、黑社会等问题；其次，减轻了企业融资的负担，降低企业融资的成本；第三，有益于提高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而民间融资的最大途径是百姓收入。《条例》的发布，可实现民间投资的小风险、大收益，确保借贷双方双赢；可以给民间资金公平、公正、公开的国民待遇；约束民营经济规范发展，引导民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远离短期炒作，远离资产泡沫。
300万元以上借贷强制备案
周德文介绍，《条例》在民间融资服务主体、民间借贷、定向债券融资和定向集合资金、风险防范和处置、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一些创新：
一是设立民间融资服务主体。通过民间资金管理企业、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为民间融资提供专业、中介以及行业服务；
二是拓展民间融资方式。设计了两种定向私募融资工具，即定向债券融资和定向集合资金募集，有利于拓展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集聚社会资本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和经济社会发展；
三是明确民间融资监管主体。确定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在民间融资管理领域的主体地位；
四是创新民间借贷监管方式。首次规定大额民间借贷要强制备案。贷款金额达到一定额度或者累计出借人数超过一定数量的，必须报备，不在要求备案范围的，借款人也可自愿报备。
周德文表示，《条例》规定，单笔借款金额300万元以上的民间借贷，需要到政府指定的平台登记备案。规定每个县市至少有一家这样的平台，用于民间借贷的公证、抵押、担保。那么借贷行为就有了第三方见证人。比如说，某一企业同时欠几方的钱，那么，他就得先还已登记的这一方，否则影响企业信誉。
体现社会治理进步
温州作为民间借贷最活跃的地区，近年来，尽管围绕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规定年年收窄、政策风险年年加大，但民间集资几乎从未间断，并且日渐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在此问题上，“猫和老鼠”的游戏与角力或明或暗地僵持得太久。
是延续既往“管而不住”、“打而不僵”的角力局面，还是“把原来地下的混乱的充满各种风险隐患的民间融资活动拉到地上”，通过设置合理的规则使民间融资真正阳光化、规范化，不仅考验着政府部门的行政智慧，更体现着社会治理的能力。从温州既往的民间集资历史来看，光靠“堵”和“打”无力理顺秩序，只有变“堵”为“疏”才能实现善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政府部门“把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去管”已经成为共识。李克强总理在去年全国两会后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讲：转变政府职能就是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应该管的事”。在民间借贷的背后，事实上即存在着政府、社会、市场交织到一起的身影。
事实证明，即使“堵”和“打”的力度再大，之于民间借贷也是政府部门“管不好的事情”。既然如此，政府部门就不如设置合理的阳光化规则后，将其放给市场、交给社会，而自身则可以从疲惫的“猫鼠游戏”中抽身出来，管好应该管的事—规范秩序和防控风险。从这个方面说，让民间借贷合法化，既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是社会治理的成熟与进步。
民间借贷之所以从未间断过，根本上是我国的银行体系与市场需求之间巨大的差距所致，正规渠道不畅通，民间资金自然“上位”。2010年的相关统计显示，在我国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中，民间金融所占比重已达到50%之多，融资量达到1万亿。正是合法的金融机构贷款难，才催生了民间借贷的“地下钱庄”。而在美国，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开银行，全美有8000多家商业银行，其中绝大部分是小银行，特定为一座城市甚至一个社区服务，民间集资也就不可能风生水起。
所以，降低民间借贷的规模和风险，一方面需要让民间借贷合法化，另一方面需要推进金融改革，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两方面“夹击”共同迫使国有银行放下身段，推动自身改革，俯下身子为中小企业和民生服务。只有正规渠道畅通，才不会有人去走有风险的小路。
本报特约评论员 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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