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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如果说《我是歌手》第一季是一场赌博，第二季更像一场谈判。总导演洪涛在邀请歌手时，有人跟他谈条件，希望节目组能够为晋级提供保证，否则不来；也有天后级的歌手说，输给齐秦不怕，但输给尚雯婕不行。洪涛承认，“大家在第一季没有示范的情况之下，可能那种表达自己艺术的欲望要强过这个节目会让我失去什么、为我带来什么的诱惑。”而第二季开播前，既有的品牌价值已经非常明显，电视台的竞争、娱乐圈的规则、名与利的得失都在追求音乐纯粹性的表象之下，暗流涌动，让一切复杂了起来
罗琦哭了。在《我是歌手》第二季第六集的录制现场，她唱了一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节目播出时正好是大年初八，团队帮她挑选了一件大红外套，裹着她日益隆起的大肚子。羽泉去年唱着这首歌拿了冠军，她也用这首歌来谢幕——怀孕已7个月，她宣布退赛。
这是一个事先就知道的结局，孕期决定了她只能参加半程。经纪人姜树，也是罗琦的唱片公司老板，经过一番设计才接下这个节目——先参赛，再回德国待产，产后复出继续录歌，2014年下半年推出新专辑，宣传，再开演唱会。《我是歌手》成了她重回歌坛的第一步棋。
其实从第一季开始，罗琦的名字就进入了电视观众的视野，因为黄绮珊唱了她的《回来》，人们纷纷开始打捞八九十年代的音乐偶像。姜树为她拒绝了《中国好声音》的邀约，对方承诺，后续会引入久别歌坛的明星选手。
但没有人料到她会哭。在姜树的印象里，这是第一次看到罗琦在舞台上流泪。这个13岁出道跑场、16岁只身闯荡北京、17岁成为中国第一摇滚女声、18岁失去左眼、22岁成为国内娱乐圈第一例被公开曝光的吸毒者的女人，向来以坚强、寡言甚至冷漠著称。即便在她左眼被刺伤的那段时间，朋友们也只记得她“艰难地笑着”。
“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一切都变了。”接受本刊专访时，罗琦解释了自己的泪水，“感谢所有一直在那儿的朋友，如果没有这个平台，我可能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她早年的演艺生涯和电视无缘，那时的摇滚乐手身上还蒙着一层地下的灰尘。而在她远赴德国的十几年间，电视一直是内地乐坛最强大的发动机，从晚会到歌友会，从假唱到真唱，从青歌赛到超女快男，从唱歌到玩游戏甚至跳水，再到成名歌手回炉比赛，电视台在翻新花样的过程中，也不断制造着明星。罗琦几乎错过了所有这一切，却一跃赶上了最新的潮流。这次，她终于感受到电视对她的“宠爱”。
第二季更像一场谈判
罗琦在德国也组过乐队，发展并不顺利。2004年，她准备衣锦还乡。通过互联网上的个人主页，她知道仍有国内歌迷记得自己，其中甚至包括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归国前的一次采访中，她忐忑地笑着，说给自己两年时间重回巅峰。后来换了两家唱片公司，零星接了一些商演，反响平平。
这种失意某种意义上成了她复出的资本。“选择一些没有出现或者尽量少出现在其他节目当中的歌手”是《我是歌手》第二季的策略之一，罗琦此前的低曝光度恰好符合这一点。
第一季的成功引爆了中国电视荧屏新一轮同质化竞争，各大电视台争先恐后推出了以明星为主体的歌唱比赛和真人秀，歌手资源也被迅速消耗。“甚至我们用的心跳声，都被原封不动地拷贝，”对总导演洪涛来说，这进一步缩小了他选择歌手的范围。
观众也变得更加难以满足，现有的歌手不足以让他们感到惊讶，尽管导演在“排兵布阵”时考虑到了不同地区、年龄段观众的喜好——韦唯是“一个时代的声音”；周笔畅选秀出身；张宇是台湾苦情歌王；邓紫棋是名不见经传的新生代，也是香港歌手的代表；大叔韩磊因为影视剧音乐为人熟知，但他在音乐上的探索可能颠覆观众之前对他的印象；罗琦不仅代表摇滚，也是“一个久违的声音”，跌宕的人生故事增加了她身上的戏剧性。
如果第一季是一场赌博，第二季更像一场谈判。洪涛在邀请歌手时，有人跟他谈条件，希望节目组能够为晋级提供保证，否则不来；也有天后级歌手说，输给齐秦不怕，但输给尚雯婕不行。“他们不愿意做这个事业上的冒险，我们也不可能砸重金去邀请，”洪涛承认，“大家在第一季没有示范的情况之下，可能那种表达自己艺术的欲望要强过这个节目会让我失去什么、为我带来什么的诱惑。”而第二季开播之前，既有的品牌价值（广告收益、观众收视习惯依然维持在一个高点）已经非常明显，电视台的竞争、娱乐圈的规则、名与利的得失都在追求音乐纯粹性的表象之下，暗流涌动，让一切复杂了起来。
第一季第一位邀请的歌手就是曹格，他几乎一口回绝，总决赛时才松口。后来，他成了第二季第一个确定加入的歌手。韩磊也收到过第一季的邀请，但第二季才来。他和韦唯是洪涛请得最艰难的两位，“按理说他们到了这个年纪，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也都很富有，比如韩磊，可能没有哪个歌手比他更有钱，因为他已经在做古董生意、高科技开发。他图什么？”
“我以为歌手就是站在台上唱歌”
周笔畅也哭了，当她在后台听到罗琦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的时候。
她和罗琦完全是两代人。8年前，人们通过湖南卫视知道了周笔畅这个名字。那一战是中国草根选秀的巅峰，是电视台开始独立生产歌手的开始。而对周笔畅本人来说，选秀出身却成了包袱。
“大家都不知道我这几年在干嘛，”周笔畅说自己一直在“吃老本”，其实她几乎每年发行一张专辑，只是再难重现超女时期的盛况。“我以前也不知道要跑演出赚钱，出了专辑还要跑宣传，我以为歌手就是站在台上唱歌。”
天津音乐学院副教授、多次参加音乐类节目策划的山河说，“她们觉得自己是草根选秀的产品，后来越来越变成不甘。所以她特别想当歌手，她有这个迫切性，包括尚雯婕。”
尚雯婕和周笔畅都在选秀比赛之后和天娱解约，暂别湖南卫视的舞台，现在又不约而同回到起点，再次通过电视证明自己。在现在的流行乐坛，歌手的成绩很难完全通过唱片销售来支撑，在电视上曝光或者炒作网络神曲，是一种更加快捷的吸引注意力的方式。电视的触角遍及都市与乡村，阖家观赏，费用又低，依然是中国的第一媒体。“各地去开演唱会，观众不买票，只要票。老百姓就习惯这样，你怎么办？”山河说。
“电视还是更大众一些。出去走演出，不如我在这个舞台上唱一首歌。”但周笔畅也知道，现在的人需要新鲜感。“因为这个节目受的关注度高，会帮助我一些。但如果有其他节目、新鲜的事情出来，这个关注度就会消失。”
山河说，去年最大的赢家是羽泉，他们在第一季的后半期就开始录制专辑，把出道15年来的16首老歌重新编曲，拿下冠军后马上推出新唱片和演唱会，将一个节目的影响力在整个产业链中变现。也是在去年，尚雯婕成功给自己贴上电子唱作人的标签，摆脱了此前的怪诞形象。
今年的周笔畅还在试验新的风格。在节目中，她自己喜欢的慢情歌排名总是靠后，快歌却总是拿高分，更多的人关注她的妆容、发型、服装、戴不戴眼镜。“其实我也大概知道选什么样的歌可以讨好观众，一是大家都熟的歌，要不就是有气氛，或者是有难度，让人家觉得，哇你唱得好厉害。”接受采访时她正在化妆，兴致不高的样子，撇过头来说了句，“你在很认真地做一件事情，但是大家关注的点不在那个上面。”又把头别了过去。
希望你每一分钟都在变
情况似乎一直都是这样。山河说，“中国这些元老级的歌手，包括这次参加比赛的韦唯大姐，他们成长的主要载体就是电视，就是晚会。”
韦唯在最后一场演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票数大跌。但在山河看来，这些来自过去的旋律，依然是有效的情感记忆，是他们那一辈人理解世界的方式。他说，“我有时候特别遗憾，我们做了一桌子盛宴，结果大家总是盯着那一两盘自己感兴趣地吃。”这是音乐也是记忆的残酷性。
罗琦也理解韦唯，两人在节目中建立起友谊，仿佛她们在90年代各自代表的庙堂与江湖，曲折蜿蜒，在这个新的时代汇在一起。
过去讲究长幼有序、一团和气，现在是初生牛犊、力争上游。邓紫棋和罗琦一样，也是少年出道、声势凌厉，曾公开批评过颁奖典礼的不公平，还因为在博客吐槽电视明星，被媒体大炒一番。她才是新时代的产物。不管是咬字、节奏、律动还是表演，她都更适合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审美。但她同样需要这个舞台，需要“第二次机会”。在台湾音乐人敖君怡看来，邓紫棋早前不受关注是香港乐坛没落的一个缩影，随着普通话的日益流行，“香港歌手越来越辛苦，断层更可怕。”
在这个意义上，电视串起了一部中国流行音乐简史。以前只有一个中央台，现在频道多了，音乐节目的形式也翻新得更快。从完全接受港风台语的影响，到内地乐坛的自我更新，电视节目记录了这一切。敖君怡介绍，在唱片业比较成熟的台湾，尽管包装歌手还是以专辑为单位，但也离不开电视台的帮衬。
在和一家内地唱片公司合作4年之后，敖君怡发现这里制作艺人的速度奇快。在台湾，从参加比赛到出单曲，最快也要3个月，而在内地，两星期就足够了。“当然我觉得这个有好有坏，节奏要抓准了，就是钱嘛。”谁有奇招异术，谁就神通广大，房子车子速来。
速度，像子弹一样射穿了现在的流行音乐、电视荧屏和观众。在美国、韩国，《美国偶像》《学徒》《两天一夜》等节目都是持续好几年甚至数十年，哪怕形式一成不变，也有观众热捧，而在中国，节目播到第二季，观众就开始索要变化。“希望你每一分钟都在变，问你跟上一季的不同在哪里，仿佛只有不同，大家才觉得是可看的。”《爸爸去哪儿》播到第二期，就有观众厌烦，怎么又是做饭？洪涛同时也是《爸爸去哪儿》的监制，他一直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也有一种喜欢走捷径的风气。社会在加速地发展，也培养了大家对加速度的需求。”
音乐不会消失，只会以更快的速度消耗
没有人知道下一个火起来的节目会是什么，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一定和流行音乐有关。
洪涛说：“音乐是最好的娱乐方式，大家好像会厌倦，但总会发现一个新的切口，让我们重新唤起对它的兴趣。”他猜测，如果能把陈奕迅、张惠妹、张学友这样的大牌请来比赛，也许会是下一个卖点。
山河说，“流行音乐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它一直在更新。交响乐、各个国家民族本土的民族音乐，那都叫文化遗产。只有流行音乐是文化商品。”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在他的一篇文章《流行音乐》里说，“人们需要标准化的伪个性化的商品，因为他们的休闲是逃离工作，同时又要受到工作时间里没有的心理观念的锻造。对于大众来说，流行音乐就是上班族的休息日。”
这类音乐的主要特征就是旋律简单、段落清楚、容易上口、适合流通。周笔畅的概括是：“通俗。好唱，也好理解。”它是需求，是日常生活里最方便的调剂，在咖啡馆、酒吧、洗浴中心甚至厕所里随时随地响起，“就像洗脑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当年16岁的罗琦也是偶然听到了邦·乔维的歌，从此迷上了摇滚。
欧美的音乐市场细分得厉害，摇滚就包括死亡金属、新金属、华丽金属、哥特等等，就像中国人以前进园子听京剧，也讲究门派。但在中国，作为舶来品的流行音乐是个大杂烩，摇滚、爵士，甚至一部分交响都掺杂其间。这种音乐类型在改革开放后才进入中国，和所有在以西方为模板的现代化过程中引进的物件一样，来不及建立规则和界限，就已经东冲西决。音乐工业和电视荧屏的彼此渗透，一个综艺节目迅速变身电影产品，都是这样的例子。包括版权制度，在一段长时间的野蛮生长之后，才慢慢竖起牢笼。
被英国殖民的香港、经济起飞更早的台湾在这方面都比内地先走一步。即便这样，有时面对新人，敖君怡也直接劝退，“如果你书还念得不错，可不可以打退堂鼓，因为能红的没几个。”就算在娱乐业发达的韩国，长相一样、舞步一样的男子团体也陷入了朝生夕死的残酷游戏，无数青春成了昙花一现的代价。她说，在这个时代，音乐不会消失，只会以更快的速度消耗。铺天盖地的娱乐消费，就像台湾24小时滚动播出的新闻，吞噬着人的耐心。“不是大家不再听歌了，而是现代人没有耐性再好好把一张碟从壳里面拿起来，放到机器里，一首一首听完。”
互联网的兴起成倍加速了这个进程，乐视网独家代理了第二季《我是歌手》的网络播出就是一个信号。等到互联网电视逐渐普及，它所串联起来的网络就将取代现有的收视率——广告模式。更进一步，当网络成为节目内容制造者，它将真正冲击电视台的存在。洪涛已经收到了这样的邀约，据他所知，腾讯视频已经建成3000平米的演播厅——新媒体的投入和野心，会比电视台更加慷慨。
这是所有行业的危机。一头更新更快的无形怪兽在身后追赶着人们，好像一旦谁慢下来，就会陷入险境，人们只好慌张地先把身上那些既笨重又精巧的本事丢掉。最后，对速度、新鲜、快感的饥渴，征服了人本身。
“总会碰到你更喜欢的，或者是你也喜欢的，就算是情侣，也是一样。”周笔畅现在对这一行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她说，“给年轻人的机会多，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给了他们希望，又把这个希望亲手摧毁。”
她知道我们挺酷的
罗琦显得更加胸有成竹。2011年冬天，她在一个活动上听到了姜树发行的一张电子乐唱片，就端了一杯酒，走过去跟他说，这个音乐太酷了。她回国后一直想做这样的音乐，不想再玩老摇滚了。姜树说，“我认为她挺职业的，在国外有了见识，她知道必须得找一个团队。”两人一拍即合。
20年前，罗琦刚到北京，也是在一个摇滚圈的party上，跑到崔健经纪人王晓京的面前毛遂自荐，用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敲开了北京的大门。
这次她在电视上又唱了这首歌。团队为她选的歌几乎都带着一个“我”字——《我期待》《我是一只小小鸟》《我相信》《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这种第一人称叙事也是眼下的潮流，用音乐完成对话，让观众代入自己。连洪涛都说，你们这个团队策划很厉害。
姜树认为，摇滚乐不能拒绝主流，因此坚定地支持崔健上春晚。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把罗琦带到了《我是歌手》。他否认“唱片业不景气”这种被人们挂在嘴边的说法——实体唱片销量不高，但单价高；版权制度开始完善，网站都在支付费用；市场开始细分，独立音乐甚至比流行乐卖得更好。
“人家把路都修好了，去哪儿都可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东西，马上就可以铺设出去。但你得有音乐，这是你必须完成的。”他的“树音乐”每年发行二三十张唱片，数量仅次于摩登天空，是目前行业内第二大版权方，市场估值已经过亿，还和地产公司合作，在北京东直门附近建起了后山艺术空间。他和投资商、地产商说着同样的语言。
摇滚乐是流行音乐的起点，也是对社会生态最直白的翻译，因为它直接把人的情感喊出来。而姜树把摇滚定义为“正能量的反抗”，这个温和的、更加大众的旗号能让他更好地实现流行音乐的商业价值。就像山河说，“不光演艺圈，现在生产个牙膏，最重要的都不是产品质量，而是市场推广。广告投放的平台也很重要。《我是歌手》如果不是在湖南台这个平台上，也收不到那么大的影响力。”
罗琦已经接到三四十场商演的邀约，唱两三首歌的报价是40万。但姜树只是用高价来试水，并不打算赚快钱。这和黄绮珊去年的策略不同，后者迅速出现在商演、电视台、颁奖礼的舞台上，沉寂多年之后立刻跟上了娱乐圈的速度。姜树对罗琦的规划，是同时打入主流和摇滚市场，一方面利用她身上具有符号意义的传奇故事，另一方面开发新的品牌价值，和汪峰、许巍、郑钧等人一样，“脚踏两只船”。公司张罗了国内最新最好的一批年轻乐队为她写歌，“她会很酷的”，姜树兴奋地说。罗琦自己开玩笑：我也太不容易了，就让我踩一会儿吧。
十几岁时，罗琦赶上了摇滚乐初入中国的黄金年代，叛逆的她为那个叛逆的年代唱出了背景音；十多年后，她结婚生子，重新回来，面对初成规模的大众娱乐时代，她的故事和受德国影响的电子摇滚依然时髦，而且她现在懂得配合，尽力照顾电视的表达习惯。姜树说，你不能要求罗琦叛逆一辈子，这不公平。说到这些，罗琦总是憨憨地笑，她说，“我的笑有很多意思，掩饰自己的害羞、尴尬和不想说话，都用笑来代替。”
“她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她知道我们挺酷的。”不幸的罗琦这次成了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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